1706573100 总的来说，奥斯曼—阿拉伯世界在战前比（由英法监管下的）战后更为平和一些，但是它在战前却不一定更稳定。到了1914年，奥斯曼的统治权在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假象——尽管它或许是有益、积极的那种。同俄国逐渐接管土耳其东部和波斯北部一样，欧洲外交官、工程师和商人在此区长期的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在不用发动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就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拽进西方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分别丢掉了非洲和鲁梅利欧洲一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爱琴海大部分海域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也不再属于帝国了。关于土耳其决策者做出介入“一战”决定的最好理解是：这是他们为通过对德国加以利用，并对抗那些更为危险的、对奥斯曼领土怀有企图之心的列强——俄国、英国和法国（大致是这样的排序）——以延缓帝国衰退和分裂做出的最后一丝努力。即使同盟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正如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就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个得胜的德国很有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行政机构和经济实行强制监管。即使那样，一个半胜利状态下的英国仍然会以接受德国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地位为条件，对奥斯曼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实施占领。考虑到帝国在1914年面临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使其无限期维持某种原状的现实方案，他们只有糟糕与更糟糕的选择。最终，在1918年恩维尔的高加索进攻战失败之后，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经过分类，放弃了难以控制的帝国及其难以管辖的少数民族，转而支持建立一个他们能够紧紧掌握的、排他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目标中，他们获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在土耳其的边境线之外，奥斯曼战争还在激烈地持续着，看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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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2 [1]这两幅地图并不完全相同，凯末尔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将色雷斯西部让给希腊，将摩苏尔让给英国。1923年，哈塔伊同样被划出了土耳其范围，但是16年之后，土耳其又将其合并。除了这几点之外，这两幅图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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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4 [2]最终，有两个著名的例外。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代表们希望驱逐出境的东正教教堂主教被允许留了下来，不过其旧有的政治功能（比如在税收方面）却丧失殆尽；同样，足够数量的希腊人也被同意留下来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转（大部分希腊人的最终出走到1955年才发生）。作为交换，10万名穆斯林被允许留在色雷斯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土耳其将这块领土让给希腊，同其强硬派进行和解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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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06 [3]就伊拉克来说，这部分人口在10年前降至5%，随着2003年战争带来的死亡及出走（超过100万基督徒），这一数据已经只剩1%或更少。在2011年被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的运动浪潮后，生活在埃及并于中世纪就已构成了人口大多数科普特派基督徒到今天据信只剩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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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1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44]

1706573112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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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4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负债累累。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仍受聘于安卡拉的比尔肯大学，我欠阿里·多拉马哲（Ali Doğramaci）太多。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学院的真正工作，并陪我坚持到了最后。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我搬到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之后。在这里，我必须要对奥姆兰·伊南（Umran Inan）校长以及萨米·居尔格兹（Sami Gülgöz）院长给予的鼎力支持，以及我的历史系同事迪莱克·巴尔拉斯（Dilek Barlas）、永贾·柯克萨尔（Yonca Köksal）、詹·纳卡尔（Can Nacar）、阿斯利·尼亚佐格鲁（Aslı Niyazoğlu）、马克·贝克尔（Mark Baker）和亚历克西斯·拉帕斯（Alexis Rappas）表示感谢。此外，科克大学董事会的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和厄梅尔·科克（Ömer Koç）也给予我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为暖心的鼓励。我在之后同土耳其错综复杂的学院官僚制度发生冲突与这些受人敬重的朋友或者同事并无干系，但这促使我最近又搬到纽约州安南代尔哈得逊（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关于安排我目前在巴德学院就任历史学教授一事，我要感谢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校长及米谢勒·多米尼（Michèle Dominy）院长，还有我的历史系新同事——格雷格·莫伊纳汉（Greg Moynahan）、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马克·莱特尔（Mark Lytle）、奥马尔·舍塔（Omar Cheta）、迈尔斯·罗德里格斯（Miles Rodriguez）、塔别塔·尤因（Tabetha Ewing）、克里斯蒂安·克劳奇（Christian Crouch）、卡罗琳·德瓦尔德（Carolyn Dewald）、迈拉·阿姆斯特德（Myra Armstead）、艾丽斯·斯特鲁普（Alice Stroup）、德鲁·汤姆森（Drew Thomson）和真纳迪·什克利亚雷夫斯基（Gennady Shkliarevsky）。尤其是格雷格，他远远超出自身的职责要求来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并在其他重要事情中向我施以援手——他为我的孩子找到了相当好的日托班。马克和理查德将他们积累的知识无私分享给我，让我备感亲切。尽管这本书只有最后几章写于此（安南代尔），但是我已经发现巴德学院是一处非常适合教学与写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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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6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时光回溯至2002年，除了在刚开始邀请我加入他的土—俄中心外，诺曼·斯通还教会了我大量关于土耳其和俄国的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由于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好多年，因此我知道，如果不吸收埃德·埃里克森（Ed Erickson）在奥斯曼军事史上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开始理解土耳其军队的。埃德经常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各种疑问，我也对此表示感激。就我所知，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Mustafa Aksakal）的《奥斯曼战争之路》（Ottoman Road to War）是关于土耳其在1914年介入“一战”的论战的最好介绍，而迈克·雷诺兹（Mike Reynolds）的《破碎的帝国》（Shattering Empires）则是研究俄—奥（斯曼）冲突在地缘政治影响上的必读之书。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大量问题，迈克却从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从不犹豫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同样，我还从贾斯廷·麦卡锡（Justin McCarth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奥斯曼历史——除了他的书籍之外，还有他多年前在萨拉热窝做的一个关于英国如何在1915年败走亚历山大勒塔和奇里乞亚的精彩演讲（我制作的关于加里波利登陆的地图就是受他启发）。对麦卡锡的仰慕者和批评者而言，他主要是以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著称，但是我却发现他同样相当精通与奥斯曼后期事务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事和战略学。对于《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和《洛桑条约》之间的时期——如果没有我在比尔肯大学的已故前同事斯坦福·肖（Stanford Shaw）的开创性多卷历史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我肯定会迷失方向。这项稍微有些古怪的研究将各处档案文件中久远、原始的参考引文整理在了一起，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幸亏有肖，一般人才能够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舒适地研读这些资料而无困难，他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这与肖的结论吻合与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但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与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的经典旧作《高加索战场》对于研究俄土战争仍然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亦寸步难行。此外，我还想对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达敬意，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惊人歪曲的新研究也是我在阿拉伯一方的着墨重点。勿用多说，我对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误承担单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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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18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刚刚出版了自己关于“一战”中东战场的雄心勃勃的历史著作。我只后悔没能在此之前获得一份原始底稿。但愿这两本书能够帮助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史中应得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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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0 首先建议我展开这项巨大而重要课题的是企鹅（美国）出版社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同时，他还相当专业地指导我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代理人安德鲁·劳尼（Andrew Lownie）使这个课题最终成形。我非常感谢他宝贵的时间及犀利、批判性的眼光。企鹅（伦敦）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仔细研读了本书稿，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也使本书的最终结局获益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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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2 多年以来，在这项课题上帮助我的人遍布各国，难以言尽，不过我想特别提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他在2014年整个盛夏的下午为我扫描材料，以在极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前交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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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4 如果没有我耐心、宽容的妻子内斯林（Nesrin），以及我可爱的孩子艾拉（Ayla）和埃罗尔（Errol），我不可能写出这些或者其他文字。我是为他们而写——即便孩子们还没有到阅读这一类型的书的年龄。我热切地期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拿起我写作的书籍，并且会喜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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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29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45]

1706573130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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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32 序言 1876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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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34 1. 哈斯利普（Haslip），《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The Sultan: The Life of Abdul Hamid Ⅱ），84—85页。关于桥和缆车的预兆的引用，来自罗德里克·戴维森（Roderick Davison），《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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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36 2. 格莱斯顿，《保加利亚惨案》（Bulgarian Horrors）。关于格莱斯顿的线人艾德温·皮尔斯以及迪斯累里，《咖啡馆的胡言乱语》，参见R. W.西顿—沃森（R. W. Seton-Watson），《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52—53页（和注释）。关于不同伤亡数据的最好概括，参见B. H.萨姆纳（B.H. Sumner），《1870 —1880年，俄国和巴尔干半岛》（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171页，n1；关于格莱斯顿的俄语翻译，参见上书，187页，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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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38 3. 哈斯利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63，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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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40 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199页，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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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42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传说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1706573143

1706573144 1. 帕特里克·科伯恩，“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带来的结果吗？”，《伦敦书评》，卷35，no.11（201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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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46 2. 来源于大卫·里恩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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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73148 第一章 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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