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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伊朗一直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现在，这个国家开放了。2015年7月各方达成《全面联合行动计划》(1)（以下简称“伊核协议”）并逐步落实，决定从2016年1月开始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这为伊朗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机遇，尤其是商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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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从不会如此简单。与此同时，当这些积极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在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就一直极力否认的发展变化）正一步步成为现实的时候，一些不愉快的信号也随之而来。2015年秋，出于共同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目的，伊朗与俄罗斯拉近了距离。2016年新年伊始，由于沙特阿拉伯官方处决了一名著名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骤然恶化。作为回应，德黑兰民众破坏并烧毁了沙特阿拉伯驻伊朗大使馆的一部分。2016年3月，伊朗革命卫队不顾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切”，试射了多枚中程弹道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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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伊朗看起来一直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为什么伊朗政府如此公然表示不愿像其他“正常”国家那样去适应西方意识形态？本书试图通过介绍伊朗历史来解答以上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本书以历史为视角布局谋篇，这并非因为作者是一名历史学家，而是因为伊朗今天看待世界的态度和处事动机大多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举例来说，如果不了解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伊朗（和随后几个世纪里其他国家对伊朗的侵略行为）的本质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就无法准确了解伊朗的民族主义。如果不了解同时期发生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裂，就无法了解当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所谓的政治伊斯兰。伊朗对于周边中东国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缘于其自身语言不是闪米特语系，而是（像英语一样）来自印欧语系——要解释此问题就必须回到第二个新千年里所发生的人口大迁徙。伊朗对于美国和英国的态度形成于19世纪帝国时期的一系列事件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53年针对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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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伊朗的绝大部分故事都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宗教人士一跃成为社会领袖,他们在面对和回应国内存在的西方影响时犹豫不决，这种不确定性通过1979年革命中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成功上位得以解决，以及自那以来他们在捍卫和巩固政权方面的经验与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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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对于理解当前所处的困境总是裨益良多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伊朗来说更是如此，它的历史对于伊朗人来说是那样漫长、那样复杂，又是那样重要，但外界却对它知之甚少。这本书，就如同作者的其他著作一样，试图对解决这种信息缺失进行简单尝试。文献部分为读者进一步了解伊朗提供了延伸阅读资料。但想要了解更多细节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信息来源，各位读者需要参考我之前出版的书籍，比如：《革命的伊朗》（Revolutionary Iran）和《伊朗史：思想的帝国》（A History of Iran：Empire of the Mind，在英国出版时书名改为Iran：Empire of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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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年7月，伊朗与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达成《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美国于2018年5月宣布单方面退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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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一章 古代伊朗和伊斯兰化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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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印欧人种和伊朗起源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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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伊朗的了解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波斯语［母语人士称之为法尔西语（Farsi）］同包括英语在内的大多欧洲语言、梵语、当代印地语和印度次大陆上的其他一些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都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例如，波斯语中一些表示人物和人际关系的基本词汇，像baradar（兄弟）、dokhtar（女儿，女孩）、madar（母亲），其他词汇如tondar（打雷）、setareh（星星）、nam（名字）、mush（老鼠）、tarik（黑暗）、dar（门）等，与英语或者欧洲其他语言中的词汇很相似甚至完全一致。之前的几个世纪，几乎无人关注此事。178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法官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关注到这一点的学者。因为波斯语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官方语言，所以他本人和公司其他员工必须掌握这种语言。威廉爵士推测波斯语和上述这些语言有着共同起源。由此，他开创了历史语言学这一现代学科，还翻译了大量波斯语诗歌和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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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语言具有毋庸置疑的相似性，但我们对于这些相似性，以及相似性起源的确切了解只停留在观察层面。从威廉爵士时代开始，大量解释这种相似性的学术理论开始问世。这其中，绝大多数理论认为这些语言有着共同根源。同时，许多学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先前存在但现已消失的古印欧语是这些语言的共同祖先。一些学者还通过追寻最早的词汇和语法形式，试图勾勒出远古印欧语的轮廓。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还试图寻找使用这种语言（或语族）的人群在历史上的生活时间和地点。他们的生活范围大约在今俄罗斯南部到黑海或里海北部地区。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可能就是那些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用一种名为库尔干（kurgans）的石冢墓来埋葬逝者的人群。学者们曾一度认为这些源自该地区并讲古代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古波斯语和梵语的人群通过迁徙进入今欧洲、伊朗和印度地区，同时把铁制工具和武器一并带到上述地区。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迁徙也与上述地区首次驯化马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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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种种理论还只是推断，远非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讲上述语言的人群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从他们最初的定居点，迁徙到今印度北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假如那时他们并没有已经在那里）、希腊、意大利和中北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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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同样无法确定迁徙和定居的性质。19世纪，当早期的民族主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答案便倒向了战火与刀剑的暴力，即人口整体流动伴随着原先该地居民被清洗或被迫逃离。在这种原始的模式（尽管没有确切论证，但却经常在过去和当代强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流血冲突经常伴随着语言覆盖。从那以后，人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往往更加复杂，甚至更加暴力。一般认为，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一小群人到达新的定居点，消灭了原先的统治精英，并确立其对更多的臣民的统治地位。久而久之，臣民就开始接纳统治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伊朗人的定居过程大概就是遵照这一模式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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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伊朗发现了大量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迹，这些遗迹都早于古印欧语系人群或伊朗人定居于此的年代。在扎格罗斯山脉发现的一些农业遗迹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彼时，农业刚刚开始在此地发展。卡尚附近的泰佩·锡亚勒克遗址中的不同地区，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几乎一直被占领。在伊朗西南部，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苏萨城建立之日起，埃兰王朝就是伊朗高原的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之间一个重要且充满活力的中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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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一些操着某种伊朗语言（或者彼时多个伊朗语方言）、以放牧为生、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外来者，最开始以少量或小群体率先（于公元1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当中）来到伊朗高原，融入当地定居的人群，随后统治当地原有居民，并最终同化了他们。伊朗各地的气候和地形地貌迥异，既有北部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也有气候严峻地区的高山针叶林，到处都是半干旱或干旱地貌和沙漠地貌，还有广阔的沼泽、草原和其他大量的过渡地带。其中不乏优质良田（主要是位于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山谷与绿洲），也有许多适合季节性放牧的周边土地。这就意味着伊朗的绝大部分土地都适合游牧部落大规模的迁徙式和游牧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部落人群往往和周边定居的人群难以和平相处。双方关系通常是以交换为主的经济关系（交换物品为谷物、羊毛或肉类的初级制成品），同时也是外在威胁和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卫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农业民族在面对更具有移动性的游牧民族袭击时往往处于弱势。（至少直到20世纪）游牧民族在类似的防卫关系中都一直占有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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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现于亚述和巴比伦石刻中的证据（最早的石刻始于公元前836年）表明，伊朗人看起来像米底人，生活在今伊朗西北部。而波斯人则来自南部地区，与中埃兰时期的安善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米底人和波斯人统治着伊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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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在伊朗和世界历史中，琐罗亚斯德教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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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少数派宗教，其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尤其是孟买地区），伊朗也有少量信众，其他则零星散布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全世界的信徒数量不到20万。但是，在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伊朗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却在该地占主导地位。它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对于后两者主要是通过犹太教产生间接影响，但也有一些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那些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伊朗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仍然是传统新年诺鲁兹节（Nowruz），即公历3月21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春分时节。此节日从古代伊朗的王朝时期一直流传至今。在伊朗官方日历中，每月的名称依然沿用琐罗亚斯德教中众神的名字，例如法瓦丹（Farvardin，波斯历一月）、霍达德（Khordad，波斯历三月）、蒂尔（Tir，波斯历四月）和奥尔迪贝赫什特（Ordibehesht，波斯历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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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界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甚至比该教自己记录和描述的时间更早。学界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起源于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亦称作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当代波斯语称Zardosht）。但是，（自从学者玛丽·博伊西以后）许多人都认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奠基者琐罗亚斯德本人生活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甚至更早。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当中，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是口口相授（类似于早期梵语语篇那样），在萨珊王朝（始于公元224年）之前，可能并没有出现系统记录下来的文本。能够确定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更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目前存世的最古老的该教典籍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近似于琐罗亚斯德本人使用的语言（更接近梵语和古印欧语），与后期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出现的文本大相径庭，该文本包含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内容。而最早出现的文本［如《迦萨经》（Gathas）和《阿维斯陀经》（Avesta）］描述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从事游牧和放牛式生活，而这一时间与早期人群迁徙到伊朗高原的时间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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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的神学理论来源于一项永恒且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为创造真理、光明、正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与谎言、黑暗、邪恶和不公正的化身阿里曼（Ahriman）。这就树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人类的自由与选择权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强调了良好思想、良好语言以及良好行为的重要性。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也包含了死后审判、天堂与地狱的内容，对犹太教和后世其他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真理”和“谎言”的内容在早期的《阿维斯陀经》和存世的石刻中反复出现。同时，在希腊一些涉及伊朗和与伊朗有关事件的文献中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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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可能是先前存在的）神祇也以天使或大天神形象嵌入琐罗亚斯德教的体系当中，例如，太阳神密特拉（Mithra）和河流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六位天神（Amesha Spenta）分别象征动物、植物、金属、土、火和水。最高神明阿胡拉·马兹达是空气的化身，其地位相当于希腊天神宙斯，名字寓意“智慧之神”。因为在琐罗亚斯德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其宗教信仰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多元化发展，包含多个“相似而有区别”的教派；也因为与其后来的（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压力下产生的）发展轨迹相比，此时的琐罗亚斯德教呈现出多神特点，学者将后世的琐罗亚斯德教与早期的马兹达教（Mazdaism）作出了严格区分。（以“马兹达”命名宗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该教所有教派都把阿胡拉·马兹达当作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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