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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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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在伊朗和世界历史中，琐罗亚斯德教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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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少数派宗教，其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尤其是孟买地区），伊朗也有少量信众，其他则零星散布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全世界的信徒数量不到20万。但是，在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伊朗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却在该地占主导地位。它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对于后两者主要是通过犹太教产生间接影响，但也有一些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那些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伊朗每年最重要的节日仍然是传统新年诺鲁兹节（Nowruz），即公历3月21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春分时节。此节日从古代伊朗的王朝时期一直流传至今。在伊朗官方日历中，每月的名称依然沿用琐罗亚斯德教中众神的名字，例如法瓦丹（Farvardin，波斯历一月）、霍达德（Khordad，波斯历三月）、蒂尔（Tir，波斯历四月）和奥尔迪贝赫什特（Ordibehesht，波斯历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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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界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甚至比该教自己记录和描述的时间更早。学界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起源于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亦称作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当代波斯语称Zardosht）。但是，（自从学者玛丽·博伊西以后）许多人都认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奠基者琐罗亚斯德本人生活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之间，甚至更早。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当中，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是口口相授（类似于早期梵语语篇那样），在萨珊王朝（始于公元224年）之前，可能并没有出现系统记录下来的文本。能够确定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更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目前存世的最古老的该教典籍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近似于琐罗亚斯德本人使用的语言（更接近梵语和古印欧语），与后期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出现的文本大相径庭，该文本包含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内容。而最早出现的文本［如《迦萨经》（Gathas）和《阿维斯陀经》（Avesta）］描述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从事游牧和放牛式生活，而这一时间与早期人群迁徙到伊朗高原的时间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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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的神学理论来源于一项永恒且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为创造真理、光明、正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与谎言、黑暗、邪恶和不公正的化身阿里曼（Ahriman）。这就树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人类的自由与选择权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强调了良好思想、良好语言以及良好行为的重要性。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也包含了死后审判、天堂与地狱的内容，对犹太教和后世其他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真理”和“谎言”的内容在早期的《阿维斯陀经》和存世的石刻中反复出现。同时，在希腊一些涉及伊朗和与伊朗有关事件的文献中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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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可能是先前存在的）神祇也以天使或大天神形象嵌入琐罗亚斯德教的体系当中，例如，太阳神密特拉（Mithra）和河流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六位天神（Amesha Spenta）分别象征动物、植物、金属、土、火和水。最高神明阿胡拉·马兹达是空气的化身，其地位相当于希腊天神宙斯，名字寓意“智慧之神”。因为在琐罗亚斯德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其宗教信仰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多元化发展，包含多个“相似而有区别”的教派；也因为与其后来的（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压力下产生的）发展轨迹相比，此时的琐罗亚斯德教呈现出多神特点，学者将后世的琐罗亚斯德教与早期的马兹达教（Mazdaism）作出了严格区分。（以“马兹达”命名宗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该教所有教派都把阿胡拉·马兹达当作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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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的英格兰地区，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提出了重要的奥卡姆剃刀定律，即科学说明应当保持简洁，尽量少用全新的理论概念，不应提倡简单理论复杂化和新概念爆棚。该理论虽然被当今一些诸如教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过度看重，但它从奥卡姆时代起在科学研究领域就具有重要地位。而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马兹达教却截然相反：它的宗教特点是将概念和教条以天神与天界实体的形式人格化，且其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例如，概念daena（良心、良知）意指一个正直男人死后的灵魂附在一名漂亮的处女身上。它所附带的人格化含义为这个男人生前所做的所有好事。随后daena这个词就成为宗教自身的代名词，此含义在穆罕默德得到启示之后（以阿拉伯语单词din）也被带入了伊斯兰教。另一个例子是识别出人类单独个体的五种不同的特质属性，除了肉体、灵魂和精神之外，还有adhvenak和fravashi。Adhvenak是每个人在天堂的原型，其寓意与男性精液和繁殖相关。Fravashi同样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实物载体，其含义多与展示英雄力量、保卫世间生灵（比如守护天使）、收集死后的灵魂有关。（这样来看，这种形象有些类似于日耳曼神话中的瓦尔基里女武神。）以上和其他的天神人格化特征也为日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天神特点描绘了雏形，同时也与柏拉图主义中的理型论有相似之处，有学者就认为柏拉图本人曾受到马兹达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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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弥赛亚是马兹达教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这一人物在后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再次出现。在公元前600年之前的至少几个世纪中，马兹达教产生了苏什扬特（Saoshyant）(1)这一概念。他的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一位身怀琐罗亚斯德留在世间英灵的未婚母亲在终审之日将他诞生在人间。与其他宗教（或另外带有宗教性质的人类组织）一样，马兹达教的信徒主要来自教士阶层，即祭司（Magi，被希罗多德列为米底人中的高级部落）。祭司在琐罗亚斯德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他们在翻译并吸纳马兹达教的教义、教条和宗教礼仪时，既满足了自身需求，又令人惊讶地忠实保存了口传心授这一传统。马兹达教对基督教产生影响的一个标志，就是《圣经》中《福音》篇有关耶稣诞生的描述中存在三个来自东方的祭司，这段内容充分表现出已有宗教对新生宗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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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和犹太人在古代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而重合，时而交错。公元前720年亚述人征服了位于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之后，大量犹太人迁移到米底地区，并在埃克巴坦那（Ecbatana，即今哈马丹）建立起犹太人永久社区。犹太人大量迁离的第二波浪潮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的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0年，目的地是巴比伦地区。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6年毁掉了所罗门神殿。在公元前530年前后，巴比伦地区受波斯人统治，随后大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绝不会忘记巴比伦之囚所带来的巨大伤痛，也不会忘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带给他们的恩惠。带领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应许之地的领袖之一、书记员以斯拉，成为最早开始写下新版《托拉》（《旧约》前五卷，即“摩西五经”）的人。在此后的数百年里，离散的犹太人和马兹达教徒在今中东地区的城市里不断流动又相互依存。他们首先经历了波斯帝国统治，随后又听命于希腊人。显而易见的是，马兹达教的许多理念已超越自身，被其他宗教接纳。死海古卷就有力地印证了马兹达教的部分教义对其他宗教的影响。马兹达教在后来也产生过较大影响，例如公元前2世纪和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之后的公元4世纪、5世纪。犹太文本对波斯人的态度大都积极，这与希腊经典文献中对波斯人的凶恶描述大相径庭。如此鲜明的对比也印证了马兹达教对后世宗教产生的经久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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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马兹达教及其发展的解释十分复杂并存在一些问题，但天堂与地狱、人类对于善与恶的自由选择、神圣审判、天使（和天神）、单一造世主，以及类似弥赛亚的救世主等概念，都是玛兹达教早期的真实特征，都对后世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至少在西方世界里，马兹达教基本上是第一个超越邪教和图腾崇拜的宗教理论体系。其理念从注重个人选择和个体责任的立场升华至道德与哲学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可以称琐罗亚斯德本人发明（或揭示）了当代道德伦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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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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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有何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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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9年，一个名叫居鲁士（Cyrus）的波斯人发动叛乱，并成功占领了米底王国的首都埃克巴坦那。这一事件通常被看作波斯人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端。（该王朝的名称根据居鲁士的祖先阿契美尼斯命名。阿契美尼斯在波斯语中被称为哈卡梅尼什。）在此之前，波斯人受米底王朝统治，而从公元前549年开始，情况彻底翻转。居鲁士大帝统治伊始，其施政与米底人截然不同，他更加强调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共同合作。（在统治之初，米底人可能占据绝大多数，居鲁士本人则拥有波斯和米底双重血统。）除了米底人和波斯人，与早期埃兰帝国有关的一些人，以官僚和书记员的身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很多朝廷记录就是用埃兰文字书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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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在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居鲁士被塑造成一个智慧、公正的国王形象。色诺芬的著作虽然有许多虚构成分，但却真实地揭示了居鲁士备受世人尊崇的事实（尽管希腊人一直习惯性鄙视波斯人）。犹太人对居鲁士可谓心怀感激，感激他在占领巴比伦后将犹太人释放，并同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居鲁士的这一举措在伟大的“居鲁士圆柱”被发现后也得到印证。居鲁士圆柱刻制于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巴比伦人在当年奋起反抗米底统治者）后，并于19世纪在巴比伦的废墟中重见天日，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与亚述人、埃及人和其他帝国的创建者常常在铭文中记录囚犯、来袭的敌人和毁坏城市等以纪念胜利不同，居鲁士圆柱上刻载了居鲁士的仁慈、大度和宽容，以及对巴比伦人的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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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以朋友身份进入巴比伦时，并以喜乐为准，在这天堂建立起政府时，伟大的神马尔杜克正在劝导宽宏大量的巴比伦人民去爱戴我，而我每天都不遗余力地崇敬他。我的大批军队在巴比伦境内行进，所到之处一片安宁祥和。我不允许任何人威胁苏美尔和阿卡德。我致力于捍卫巴比伦以及其他圣城的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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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允许他的属民，不仅仅是巴比伦人和犹太人，去信奉各自的神明。在他统治时期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属国人民仍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法律进行自治，且管理者大多由本国产生。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居鲁士的后世君主都严格遵照他的模式进行统治，但总体来说，波斯人的统治明显带有松散和权力下放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居鲁士本人和他的继承者们无意将他们信仰的马兹达教强加给他人，但却将该教强调的道德品质和真理、正直、正义等融入全新、坚定且宽容的施政模式中。这些品质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后期的君主大流士一世时期的铭文中，比如贝希斯敦铭文和波斯波利斯圣殿（始建于大约公元前515年）的铭文中也有所体现。最近的学术研究对于大流士一世自称的正直与诚实提出了质疑，但是他所宣传的内容确实在不断强化“良政”的品质，虽然他本人的一些做法还未达到相关标准。波斯人不仅要把阿契美尼德王朝建成一个“刀剑的王朝”，更想把它塑造成一个“思想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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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鲁士统治末期，他的帝国已经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面积涵盖了从爱琴海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带。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续扩张，并征服了埃及。大流士一世也没有停止扩张步伐，不仅征服了色雷斯和马其顿，还挑起了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一系列的战争。这些举动深深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于波斯的看法，乃至对于整个东方的态度。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更倾向于将波斯人的形象描绘成颓废堕落、专横残暴的人，这种广泛传播的论调从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甚至从来没有被印证过，然而希腊人对于自身凶残的一面以及其他方面的过失却视而不见。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样，《圣经》中有关阿契美尼德人的记载对于以上观念起到了更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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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对于阿契美尼德人的偏见也提醒着人们，世人（包括当代伊朗人）对于阿契美尼德历史的认知，无论是来自希腊古典文献还是19世纪转录的古代铭文，基本来自西方的记载和学术研究，而不是伊朗的历史传承。使用“Persia”（波斯）一词也反映了这一点。由于阿契美尼德人来自“波斯省”,所以希腊人称呼他们及其帝国的子民为“波斯人”。在此先例（以及其他惯例）的影响下，罗马人也称来自这一区域的人为波斯人。此后，欧洲人由于大量学习希腊和罗马的经典文献，直到19世纪仍一直称这些人为波斯人（欧洲人也同时吸收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波斯人的各种偏见）。但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伊朗人一直称他们的国家为“伊朗”。最终在1935年，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沙·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正式要求各国驻伊朗使馆在正式的官方交往中称呼他的国家为“伊朗”（此举部分源自民族主义情结，同时也是为了将他本人缔造的巴列维王朝和被他推翻的恺加王朝加以区别，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自此以后，“伊朗”一词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名称。今日伊朗人仍然称他们的母语为法尔西语，即波斯语，因为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之前，（古波斯）法尔斯省的方言就已经在文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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