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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以隐喻形式表达了对与挚爱的人（和真主）重逢的渴望。这种形式由鲁米和他的追随者、继承者广泛使用。鲁米的追随者因纪念他而建立的莫拉维社团，至今仍在他的长眠之地科尼亚举行活动纪念他。近些年，鲁米在国际翻译领域知名度有所提高，在美国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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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赫鲁丁·伊拉齐（Fakhroddin Iraqi）也许是最完美地承袭苏菲派反常规的海兰达尔（qalandar）(4)形象的诗人，他几乎拒绝遵从一切宗教和社会规则。还在少年时期，伊拉齐便在家乡哈马丹立志成为一名有建树的学者。但是，当一些海兰达尔到达哈马丹后，他的想法发生转变并追随海兰达尔们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去。伊拉齐是伟大的苏菲派思想家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的忠实追随者。1289年，伊拉齐溘然长逝，他选择将自己的坟墓安放在阿拉比位于大马士革的坟墓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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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迪和哈菲兹同样受到苏菲主义影响，但他们却不愿自称是苏菲派。他们二人都生于设拉子（Shiraz），和菲尔多西一样，他们也广为人知，其诗作和语录也融入了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萨迪的许多诗歌都带有故事性和谚语特征，所以常常被引用。许多伊朗人会认为哈菲兹（生于1315年前后）是所有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几个世纪以来，伊朗人习惯于将他的作品《诗颂集》用于占卜未来。人们随便翻开几页，通过解读页面上的诗歌来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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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以来，先后出现过许多波斯诗人，然而在此之前的诗人对伊朗文化和思想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包括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卡斯拉维（Ahmad Kasravi）在内的一些人曾批评诗歌传统助长了伊朗人在思想层面上的模糊、暧昧和逃避，促使人们去引用一两句简短和熟悉的诗句来处理较为复杂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或是引出深沉思考。即使如此，诗歌本身的优美和艺术价值却很少引人争论。这便是伊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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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后一位隐遁先知，即救世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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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叶派伊玛目具有特殊含义，表示什叶派的宗教领袖及其道统的传承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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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萨珊王朝和伊斯兰早期的一类拥有土地的权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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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指苏菲派苦修僧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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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二章 萨法维王朝和来自西方的影响（150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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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何时、何故转为什叶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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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一个崭新的帝国——萨法维王朝在伊朗高原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萨法维王朝发祥于阿尔达比勒（Ardebil）及其周边地区，即今伊朗西北部省份阿塞拜疆的东部地区，在蒙古人13世纪入侵伊朗后的一片混乱之中逐渐兴起。萨法维王朝得名于其奠基者谢赫萨菲（Sheikh Safi，1252—1334），萨法维人原本是一个苏菲派兄弟会的领导者。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通过巧妙且富有战略性的联姻和极具魅力的领导力，他们将自身影响力和社会关系触角延伸至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一些好战的突厥系部落与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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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在谢赫朱乃德（Sheikh Junayd，1447—1460年在位）领导下，萨法维王朝与古代伊朗领土上的统治力量突厥白羊王朝（Aq-Qoyunlu）结盟。萨法维人成功入侵基督教统治的格鲁吉亚境内，并借此一举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岁月中，萨法维人与当地一些伊斯兰部落战火不断。萨法维的强大武力来源于基齐尔巴什（Qezelbash）(1)，他们是一群积极性高、攻击性强，充满宗教献身精神且对萨法维谢赫无限忠诚的游牧骑兵。虽然起源于逊尼派，萨法维人却扩大了他们的追随者范围，笼络了很多部落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紧密依附于伊玛目阿里，并逐渐转变为什叶派（在神学层面上水平较低，主要是热切的民间信仰）。16世纪伊始，萨法维的年轻君主伊斯玛仪（Esmail）转而与白羊王朝作战，并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大片领土，建立了一个大约和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萨珊王朝面积相当的大帝国。帝国建立伊始，伊斯玛仪立刻宣布什叶派为新帝国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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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玛仪此举目的在于要求他的下属们对新国王有更强的奉献精神和更高的效忠度，同时也能使新帝国区别于以逊尼派为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也是伊斯玛仪在安纳托利亚争夺霸权的主要竞争对手。由于安纳托利亚居住着大量什叶派穆斯林，伊斯玛仪还想通过此举削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那里的统治。然而，伊斯玛仪却在1514年查尔迪兰（Chaldiran）战役中惨遭大败，他麾下的基齐尔巴什勇士们在奥斯曼帝国大炮的轰鸣中成片倒下。自此，伊斯玛仪不可战胜的盛名灰飞烟灭，他梦想西进安纳托利亚的雄心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信仰却保存了下来（甚至很大程度上以极端什叶派的形式出现）。自此，在1500年以前一直是逊尼派国家的伊朗彻底转变为一个什叶派国家，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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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阿拔斯大帝集权化改革为萨法维王朝崩塌埋下了哪些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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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玛仪之后，萨法维王朝迎来了最伟大的君主阿拔斯,史称“阿拔斯大帝”。他于1588—1629年在位，在位期间，广泛推行改革，建立了一套带有现代化国家特质的更集权的君主制度，其中包括一支由国家供养并驻扎在新都伊斯法罕（Isfahan）的核心常备军,外加一套负责征收和支出税赋的国家官僚体系。他从高加索地区吸纳了一批带有基督教背景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以充斥新建机构，并希冀这些人会比基齐尔巴什官员们更加忠于君主。由于基齐尔巴什的尚武精神和内斗是前朝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因此阿拔斯的新政刻意对其进行了削弱。他重用基督教人士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效仿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一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成功和扩张至少部分缘于其精英统治。他们从巴尔干半岛省份的基督教族群中雇佣（或绑架）儿童来充当军人［例如著名的苏丹亲兵“禁卫军”（janissaries）(2)］和管理者。在萨法维王朝，基督教徒应该，至少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但是许多格鲁吉亚人会从伊斯兰化之前的名著《列王纪》中取名，例如罗斯塔姆（Rostam）、艾斯坎德（Eskander）等，而不是像穆罕默德（Mohammad）、阿里（Ali）、侯赛因（Hosein）这样的穆斯林名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淆。这种现象使得许多人认为，这些格鲁吉亚人一旦回到家乡就会立刻转回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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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还把大量土地从基齐尔巴什手中收回，直接划归王室管辖。他改革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实行任期制。在此之前，基齐尔巴什将地方执政权视为私人财产并期待在家族中传承下去，这是历任前朝中央政府走向衰败并逐渐被地方新兴势力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阿拔斯所采取的削弱基齐尔巴什势力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一次次战胜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也使得阿拔斯威望空前，让施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他夺回大不里士（Tabriz），并在执政晚期攻取巴格达和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巴格达在阿拔斯死后不久得而复失，但大不里士却一直留在波斯人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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