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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纳迪尔沙的作为与欧洲的“军事革命”相提并论并不被所有的伊朗历史学家接受。他们通过一些事实证明纳迪尔沙的统治在当时令人厌恶。如果我们透过巴洛克时期的表象看其中的深刻内涵就不难发现，欧洲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战争史也许并不十分残忍和令人厌恶。纳迪尔沙的统治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略。而这样做就有可能曲解那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从而曲解那个时期和后续的现实。欧洲列强在19世纪对伊朗作威作福这一史实并非不可避免，历史中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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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尔沙死后，伊朗接连发生内战，经济崩溃，人民陷入贫困，生活悲惨不堪，人口大量移居他乡。据统计，伊朗人口从18世纪初的900万骤降到世纪末的600万。纳迪尔沙手下的一位军官卡里姆汗·赞德（Karim Khan Zand）统治了以设拉子为中心的伊朗南部和西部省份（他从未自称“沙”），并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稳定了局面。其他纳迪尔沙手下的军官们也纷纷在格鲁吉亚和阿富汗地区建立小国。18世纪80年代，位于南方的卡里姆汗的继任者们为了争夺霸权地位而与来自北方的恺加（Qajar）部落发生内战。最终，恺加部落在首领阿迦·穆罕默德汗（Agha Mohammad Khan）的领导下赢得胜利。阿迦1796年登基称“沙”。在某些方面，阿迦模仿了纳迪尔，不幸的是，阿迦像纳迪尔一样，也是通过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残忍手段上位的，其下场也类似纳迪尔，被自己人在1797年杀害。但是他的家族却牢牢占据王位。阿迦的侄子法特赫·阿里沙（Fath Ali Shah）继承王位并一直统治到18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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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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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世纪伊朗与西方的接触是有益行为还是有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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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之前，伊朗和欧洲各国之间鲜有交往，哪怕是和地理上最近的邻国俄国之间的来往也是时断时续。荷兰和英国商队曾抵达波斯湾沿岸。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曾在霍尔木兹岛上建起堡垒从而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游客、商人、传教士分别在不同时期抵达过这里。但是，18世纪，特别是1747年之后，所有上述行为都因动荡和经济崩溃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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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格鲁吉亚国王伊拉克略二世（Erekle Ⅱ）与俄国签署协议，使俄国成为格鲁吉亚的保护国。伊拉克略曾是纳迪尔手下一位军官，曾随他一道赴德里作战。可能是忌惮于波斯地区持久的动荡，伊拉克略转向与他本人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俄国人寻求庇护。然而事与愿违，阿迦·穆罕默德汗挥师格鲁吉亚，在1795年摧毁梯弗里斯城(3)，并裹挟1.5万名妇女儿童当作战利品。作为回击，俄国人1799年出兵格鲁吉亚，随后吞并全境。野心勃勃的俄国人将高加索山地区视为进一步扩张的竞技场，而法特赫·阿里沙则依旧认为格鲁吉亚是属于波斯的一个省。双方之间的战争势在必行。1804—1813年、1826—1828年的两场战争最终证明，伊朗在军事方面无法与俄国匹敌。尽管在一些战斗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伊朗军队（虽然努力追赶）在效率、演习、训练和人员层次方面全面落后。俄国方面巨大的人员储备和物资优势足以碾压伊朗军队。不仅仅是军队层面，地域广袤的俄国已经发展成（经过同欧洲对手一番竞争之后）一个中央权力更加集中、组织更加有序的新型国家。伊朗自纳迪尔沙改革之后本有机会成为同类国家，但却最终错过了历史赋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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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戈勒斯坦条约》和1828年《土库曼查伊条约》的签订使伊朗举国蒙羞。除了格鲁吉亚，伊朗还失去了今亚美尼亚、达吉斯坦（Daghestan）、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gh），以及阿塞拜疆全境。其中的一些领土（特别是达吉斯坦）虽然麻烦不断，但总体来说，相比于伊朗其他地区，它们普遍富饶且人口众多，因降雨量大和农业产量高而相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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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去领土还不是屈辱的全部。受制于《土库曼查伊条约》，伊朗人被迫放还自1795年就在押的基督教俘虏，向俄国支付大量战争赔款，签订有利于俄方的通商协议，同意俄国人在伊朗拥有领事裁判权，允许俄国领事官员在伊朗全境自由通行。甚至还有条款规定，俄国有权对未来波斯王位继承问题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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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百年里所签署的各项条款不仅更加屈辱，还使伊朗进一步丧失主权。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列强想方设法为本国公民和商人从伊朗取得了与俄国人类似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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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伊朗恺加王朝同俄国战争失利的部分原因是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从中扮演角色。彼时，英、法深陷拿破仑战争而彼此充满敌意。两国在不同时间分别同恺加王朝签订同盟条约，但当法特赫·阿里沙向双方求助以对抗俄国人时，英、法双双选择背约。比如，在1807年《芬肯施泰因条约》框架下，拿破仑同意帮助伊朗，但几个月后，他就转而同俄国签订《提尔斯特条约》。英国与伊朗在1809年签订同盟条约，1812年在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却态度冷淡。当拿破仑与俄国重新开战之后，英国转而成为沙皇盟友。后来，在《土库曼查伊条约》框架下，英国虽以调停国身份出现，却更加偏向俄国而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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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法特赫·阿里沙一直在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来共同对付俄国，而对于英、法来说，与沙俄结盟比同伊朗结盟更有价值。伊朗恺加王朝一直试图以平等姿态出现在欧洲列强面前，但却因缺乏军事影响力，一直没有被欧洲列强平等对待过。法特赫·阿里沙慢慢学会了外交游戏规则，继而发现他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这种令人屈辱的从属地位在随后几十年的伊朗与英、俄交往过程中被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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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和1856年，法特赫·阿里沙的继任者们曾两次试图重夺赫拉特，这个在1747年之前本属于伊朗的历史名城。但是英国干预并阻止了伊朗的行动。在整个19世纪，英国都不断试图捍卫印度边境，害怕俄国利用伊朗领土侵蚀印度。伊朗被英、俄两强夹在中间，却无力制止外部干预，同时还需要借助它们来发展本国经济。另外，由于王室早已入不敷出且无力征税（其军队数量不足以控制德黑兰以外地区），因此国王还需要不断向英、俄两国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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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拜伦·德·路透（Baron de Reuter，路透社创始人，英文名为Paul Julius Reuter，一般译为保罗·路透）得到英国政府支持，同伊朗纳赛尔·丁沙（Naser od-Din Shah）签署了一揽子发展项目条约，以垄断之势横扫伊朗国内众多领域，包括发展矿业、修建工厂，以及修建连接里海和波斯湾沿岸的铁路。作为回报，路透则给予沙4万英镑。但是俄国方面反对这项交易，伊朗国内也有反对声音。沙最终让步并取消了协议，但却没有返还路透的资助。这场争端持续数年，直到1889年路透才放弃他的要求，作为补偿，路透得到了建立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的权利，并垄断了印发伊朗国家货币的业务。在此期间，俄国向伊朗提出铁路修建的竞争性计划，但由于英国干涉也只能作罢。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区域，特别是位于美洲新发现的区域和俄国亚洲部分，铁路基础设施的修建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红利，新的疆域被开发并快速发展。但在伊朗，地域广袤、地形复杂和各个城市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经济融合发展的巨大障碍。铁路本来能够带来巨大利益，但是，这个国家却连1千米的铁路都没有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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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舶来商品不断渗入伊朗市场，伊朗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廉价进口商品面前，大量伊朗本土产品根本无力赢得市场竞争（特别是包括谷物和糖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纺织品），所以本国农业转向生产用于出口换汇产品（例如棉花和鸦片）。粮食生产力的下降导致了严重饥荒，特别是1870—1871年，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饿死。饥荒在日后不断发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结构的变化激怒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商贩），并引起了针对路透特权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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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在俄国的帮助下，伊朗国王组建了一支名为“哥萨克旅”（Cossack Brigade）的军队，稍稍缓解了军力不足的窘境。在恺加王朝统治时期，哥萨克旅成为国王直接领导的一支劲旅。后来，哥萨克旅（至少在名义上）发展为师级单位，但它所辖人员最多时也只有6000—8000人，根本无法掌控伊朗全境。哥萨克旅的普通士兵为伊朗人，但军官由俄国人担任。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对于伊朗国王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伊朗国王不敢悖逆俄国沙皇。纳赛尔·丁沙一朝，其统治越来越趋向保守，逐渐对英国放弃幻想，也越来越全方位地倒向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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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早期，烟草垄断引发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路透特权。1890年，伊朗国王将垄断权授予一位英国商人塔尔伯特少校（Major Talbot），他能够在无任何竞争的环境中自由地向伊朗购买、贩卖和出口烟草。这一举动激发了国内的强烈反对：地主和烟草种植户们因被迫将烟草以固定价格卖给塔尔伯特而反对；市场小商贩们因完全被排挤出烟草行业而反对；一些在海外运营且持新派改革观点和民族主义观点的报刊的读者群也反对塔尔伯特的烟草垄断；欧莱玛阶层也反对，因为他们和小商贩紧密相连，且不支持国内的外来势力是他们的原则。各群体因利益组成联盟，并在之后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1年，反对特许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伊朗各个主要城市爆发，最终在大不里士爆发了一场叛乱，而首都德黑兰发生的游行活动遭到军队开火，从而引发了更多游行示威活动。教团组织了抵制运动，成功迫使国王在1892年提前取消了这一特权，但特权撤回却让伊朗债务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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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干预，领土丧失，主权丧失，经济自主权丧失，国家名誉丧失，君主和政府部分权力丧失，国内愤怒情绪上升，社会主要阶层（主要是教团、小商贩、逐渐产生的受西方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团结情绪不断增长，以上种种就是19世纪伊朗与西方完全接触后所产生的社会特点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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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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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什叶派通过何种方式在19世纪的伊朗成为重要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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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4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amel Atatürk）废除之前，哈里发制度一直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最高宗教权威（一些人指出，近些年出现的类似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神学无知团体是由废除哈里发制度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引发的）。但是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倒台之际，什叶派一直与王室关系密切，但它们与王朝覆灭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自身利益在随后的动荡中也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纳迪尔沙没收了所有宗教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不少教士纷纷移民印度、奥斯曼帝国伊拉克地区或是波斯湾南岸沿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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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低潮时期一直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出现了一位自称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宗教人士，他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它最早缘起于欧莱玛内部关于神职人员本质作用的争论，这种争论在18世纪末达到高潮（虽然争端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参与纷争的有两个派系——阿赫巴里派（Akhbari）和乌苏里派（Usuli）。阿赫巴里派认为每一个穆斯林都能够从《古兰经》和其他传统宗教典籍（《圣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指引，并且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如果能够知道的话），根据宗教法学对经典进行解读（创制，另作“伊智提哈德”(4)）。此观点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立场十分接近。乌苏里派的观点则恰恰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创制具有合法性，且有必要按照新情况、新理念，在每一代人中解释宗教律法。只有经过训练和学识渊博的欧莱玛才有资格进行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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