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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百年里所签署的各项条款不仅更加屈辱，还使伊朗进一步丧失主权。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列强想方设法为本国公民和商人从伊朗取得了与俄国人类似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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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伊朗恺加王朝同俄国战争失利的部分原因是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从中扮演角色。彼时，英、法深陷拿破仑战争而彼此充满敌意。两国在不同时间分别同恺加王朝签订同盟条约，但当法特赫·阿里沙向双方求助以对抗俄国人时，英、法双双选择背约。比如，在1807年《芬肯施泰因条约》框架下，拿破仑同意帮助伊朗，但几个月后，他就转而同俄国签订《提尔斯特条约》。英国与伊朗在1809年签订同盟条约，1812年在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却态度冷淡。当拿破仑与俄国重新开战之后，英国转而成为沙皇盟友。后来，在《土库曼查伊条约》框架下，英国虽以调停国身份出现，却更加偏向俄国而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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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法特赫·阿里沙一直在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来共同对付俄国，而对于英、法来说，与沙俄结盟比同伊朗结盟更有价值。伊朗恺加王朝一直试图以平等姿态出现在欧洲列强面前，但却因缺乏军事影响力，一直没有被欧洲列强平等对待过。法特赫·阿里沙慢慢学会了外交游戏规则，继而发现他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这种令人屈辱的从属地位在随后几十年的伊朗与英、俄交往过程中被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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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和1856年，法特赫·阿里沙的继任者们曾两次试图重夺赫拉特，这个在1747年之前本属于伊朗的历史名城。但是英国干预并阻止了伊朗的行动。在整个19世纪，英国都不断试图捍卫印度边境，害怕俄国利用伊朗领土侵蚀印度。伊朗被英、俄两强夹在中间，却无力制止外部干预，同时还需要借助它们来发展本国经济。另外，由于王室早已入不敷出且无力征税（其军队数量不足以控制德黑兰以外地区），因此国王还需要不断向英、俄两国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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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拜伦·德·路透（Baron de Reuter，路透社创始人，英文名为Paul Julius Reuter，一般译为保罗·路透）得到英国政府支持，同伊朗纳赛尔·丁沙（Naser od-Din Shah）签署了一揽子发展项目条约，以垄断之势横扫伊朗国内众多领域，包括发展矿业、修建工厂，以及修建连接里海和波斯湾沿岸的铁路。作为回报，路透则给予沙4万英镑。但是俄国方面反对这项交易，伊朗国内也有反对声音。沙最终让步并取消了协议，但却没有返还路透的资助。这场争端持续数年，直到1889年路透才放弃他的要求，作为补偿，路透得到了建立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的权利，并垄断了印发伊朗国家货币的业务。在此期间，俄国向伊朗提出铁路修建的竞争性计划，但由于英国干涉也只能作罢。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区域，特别是位于美洲新发现的区域和俄国亚洲部分，铁路基础设施的修建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红利，新的疆域被开发并快速发展。但在伊朗，地域广袤、地形复杂和各个城市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经济融合发展的巨大障碍。铁路本来能够带来巨大利益，但是，这个国家却连1千米的铁路都没有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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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舶来商品不断渗入伊朗市场，伊朗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廉价进口商品面前，大量伊朗本土产品根本无力赢得市场竞争（特别是包括谷物和糖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纺织品），所以本国农业转向生产用于出口换汇产品（例如棉花和鸦片）。粮食生产力的下降导致了严重饥荒，特别是1870—1871年，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饿死。饥荒在日后不断发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结构的变化激怒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商贩），并引起了针对路透特权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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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在俄国的帮助下，伊朗国王组建了一支名为“哥萨克旅”（Cossack Brigade）的军队，稍稍缓解了军力不足的窘境。在恺加王朝统治时期，哥萨克旅成为国王直接领导的一支劲旅。后来，哥萨克旅（至少在名义上）发展为师级单位，但它所辖人员最多时也只有6000—8000人，根本无法掌控伊朗全境。哥萨克旅的普通士兵为伊朗人，但军官由俄国人担任。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对于伊朗国王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伊朗国王不敢悖逆俄国沙皇。纳赛尔·丁沙一朝，其统治越来越趋向保守，逐渐对英国放弃幻想，也越来越全方位地倒向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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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早期，烟草垄断引发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路透特权。1890年，伊朗国王将垄断权授予一位英国商人塔尔伯特少校（Major Talbot），他能够在无任何竞争的环境中自由地向伊朗购买、贩卖和出口烟草。这一举动激发了国内的强烈反对：地主和烟草种植户们因被迫将烟草以固定价格卖给塔尔伯特而反对；市场小商贩们因完全被排挤出烟草行业而反对；一些在海外运营且持新派改革观点和民族主义观点的报刊的读者群也反对塔尔伯特的烟草垄断；欧莱玛阶层也反对，因为他们和小商贩紧密相连，且不支持国内的外来势力是他们的原则。各群体因利益组成联盟，并在之后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1年，反对特许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伊朗各个主要城市爆发，最终在大不里士爆发了一场叛乱，而首都德黑兰发生的游行活动遭到军队开火，从而引发了更多游行示威活动。教团组织了抵制运动，成功迫使国王在1892年提前取消了这一特权，但特权撤回却让伊朗债务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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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干预，领土丧失，主权丧失，经济自主权丧失，国家名誉丧失，君主和政府部分权力丧失，国内愤怒情绪上升，社会主要阶层（主要是教团、小商贩、逐渐产生的受西方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团结情绪不断增长，以上种种就是19世纪伊朗与西方完全接触后所产生的社会特点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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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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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什叶派通过何种方式在19世纪的伊朗成为重要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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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4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amel Atatürk）废除之前，哈里发制度一直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最高宗教权威（一些人指出，近些年出现的类似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神学无知团体是由废除哈里发制度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引发的）。但是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倒台之际，什叶派一直与王室关系密切，但它们与王朝覆灭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自身利益在随后的动荡中也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纳迪尔沙没收了所有宗教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不少教士纷纷移民印度、奥斯曼帝国伊拉克地区或是波斯湾南岸沿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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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低潮时期一直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出现了一位自称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宗教人士，他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它最早缘起于欧莱玛内部关于神职人员本质作用的争论，这种争论在18世纪末达到高潮（虽然争端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参与纷争的有两个派系——阿赫巴里派（Akhbari）和乌苏里派（Usuli）。阿赫巴里派认为每一个穆斯林都能够从《古兰经》和其他传统宗教典籍（《圣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指引，并且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如果能够知道的话），根据宗教法学对经典进行解读（创制，另作“伊智提哈德”(4)）。此观点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立场十分接近。乌苏里派的观点则恰恰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创制具有合法性，且有必要按照新情况、新理念，在每一代人中解释宗教律法。只有经过训练和学识渊博的欧莱玛才有资格进行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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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在伟大的宗教学者阿加·穆罕默德·巴克尔·贝赫贝哈尼（Agha Mohammad Baqer Behbehani，约1706—1790）的领导下，乌苏里派逐渐占据上风，而阿赫巴里派则逐渐被边缘化。同时，根据新的要求，穆斯林效忠于欧莱玛，并要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献给他们。在每一代宗教学者中都会有一到两名教士成为欧莱玛阶层和普通穆斯林的宗教事务最高领导。这名教士被称作导师（marja-e taqlid或marja，即他人效法或者见贤思齐的对象）。导师向下级教士发布教谕以回应下级传达给他的问题、意见或咨询。全国基层教士也都需要向导师进献财物。高级别的教士在回应问题和收取金钱的同时，名望和影响力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这就意味着在无需任何明确计划和蓝图的情况下，什叶派教会自然产生出宗教等级制度，这一点与天主教会十分类似，但却和逊尼派相对松散的制度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满腔抱负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宗教学者，同时新的更高级别的身份标签也被不断创造出来以区别于普通教士，如霍贾特伊斯兰（hojjatoleslam）、阿亚图拉（ayatollah）。这套制度不仅帮助欧莱玛阶层不断加强自身在社会上的权威性，同时也帮助其实现财富的日益增长。在皇权相对衰微之际（即19世纪），欧莱玛成为独立于世俗统治的社会权威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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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亚法，即宗教律法，用于规约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别于基督教和其他很多宗教，宗教律法在伊斯兰教中存在着更加广泛的重要性，它赋予教士的角色和作用远远超越了在清真寺中组织信众进行祈祷活动。他们不仅是家庭矛盾、商务问题、司法纷争的仲裁人，还是刑事案件中的大法官、官方文件的公证人。在小城镇或乡村中，他们是唯一的权威人士，与当地长老或头人一道扮演事实上的长官角色。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中，欧莱玛往往和集市中的商人及匠人关系紧密。商人与匠人在当地能够取得较高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手中的财富，也是因为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敬重所带来的名望。他们往往通过捐钱的方式去表达这种虔诚和敬意，例如修补清真寺的房顶或为当地宗教学校捐款。商人家庭和欧莱玛经常通婚，二者共同组成的市镇统治阶层从19世纪末期以来就长期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通过宗教等级制度、长期宗教研修和家族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欧莱玛在教士和普通穆斯林中编织起了一张遍布全国，甚至范围更广的巨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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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社会中，当世俗权威无法发挥作用或者面临挑战时，普通民众就会转向欧莱玛寻求指引，这时教团就开始发挥作用。高级教士不断以政治异见人士的身份出现，例如1890—1892年，1905—1906年，1951—1953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1963年，当然还包括1978—1979年。他们能与其他欧莱玛沟通联络并协调行动，时常利用新型科技进行宣传（1892年利用电报系统，1978年利用磁带和复印机）。与其他群众性运动的潜在领导者相比，欧莱玛固有的宗教权威赋予他们更多优势。宗教权威使他们在面对镇压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世俗统治者们甚至在制裁单个毛拉(5)时都会很难，有时还会起到反作用，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高级别的宗教导师们往往不在伊朗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他们住在纳杰夫，或者伊拉克境内的其他“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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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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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的起源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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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朗在20世纪的第一场伟大革命,1905—1906年前后发生的立宪革命是由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交织而成的。长期因素包括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的一些现象，对于恺加王朝王室幻想的破灭，对于外来干涉充满愤恨等。但是，教士和商人的阶级利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最具有表达欲和最富有的社会阶层。他们觉察到西方的入侵已经蚕食到他们的固有地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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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期，伊朗大部分对外贸易，包括许多主要食品进口，都需要经过俄国。然而，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中断了两国贸易，使得伊朗物价飞涨。1905年初，在伊朗北方的一些城市中，小麦价格暴涨90%，糖价飙升33%。贸易骤跌使得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也严重打击了恺加政府，因为政府财政严重依赖海关税收（伊朗海关被一个名为诺斯先生的比利时人控制）。1905年夏季，伊朗爆发示威游行。当年12月，因为德黑兰省省长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为由鞭打了两名糖贩，游行再次爆发。示威群众在两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带领下，要求罢免省长和身居要职的外籍人士，贯彻执行沙里亚法和建立司法院（adalatkhaneh）。对于司法院的概念最终应是如何，事实上一开始并不清晰，教团所设想的可能是由一群能够代表教士和中产阶级想法的社会贤达组成的较小规模的资政机构。国王被迫让步，但是在接下来的数月时间里，改革措施并未如期而至。1906年夏天，游行示威卷土重来。这次，高级教士撤至库姆，而商贩、宗教学生和其他人在英国外交官的准许下，在位于戈尔哈克（Golhak）的英国公使馆附近避难，而后北上德黑兰。此次，他们不再被所谓的承诺欺骗，久久不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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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最初的愤怒和要求反映出教士及商贩阶层的态度与利益诉求，尽管游行示威看上去发展成了一场革命运动，而示威者的态度和诉求本质上仍带有保守性与矛盾性。总体来说，示威者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考虑他们的要求，抵御外来干涉并重建伊朗的传统秩序。商贩们则希望结束外国人垄断、特许和其他种种特权，正是这些赋予外国人的权利将商贩们排除在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之外。教团还希望消除西方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影响（他们反感国王出访欧洲并和欧洲各王室保持密切关系，更不希望那些经国王许可的、由欧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朗开设的学校在当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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