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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何为白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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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政府并非仅仅专注于石油国有化，也同样致力于限制王权的改革，引入社会福利，改善卫生服务。摩萨台通过种种方式努力健全20世纪初叶立宪派改革计划中忽视的一些领域。同时，他也开始寻求在土地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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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前，伊朗农业依然沿用古老的方式进行生产。虽然各地区情况纷繁复杂，但总的来说，农业依然被一小部分地主把控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当时著名的“一千个家族”（thousand families）,即一群富有、保守、政治影响力大、拥有贵族血统和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教士阶层往往也是大地主）。农民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与地主按比例分享成果，地主以地租的形式拿走绝大部分产出。一般认为，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使得农村人口（占伊朗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处于被欺压、生活落后的状态，而不参与劳作的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富足，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这种形式也导致农业产量长期低下。国王对这种传统的农业经济状况的公然默许使得伊朗变得十分落后，这是反社会潮流的（特别是相较于埃及，纳赛尔政府自1952年起就采取一种积极的土地改革措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思想进步的伊朗人发出了变革的呼声，且一浪高过一浪。20世纪60年代伊始，新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更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国王开始认真考虑施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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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初的土地改革方案搁浅了，所以国王在1962年又出台了一套新的《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 Act），作为他所宣扬的“白色革命”六点计划之一，并于1963年1月就此法案举行全民公投。其他五点包括国有工厂私有化，森林国有化，妇女选举权，工人利益分成，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组成文教队派到乡村教授初级读写。但这一计划日后又纳入了过多的其他措施。“白色革命”一词反映出国王希望通过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从而抢占先机以避免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或者红色革命。全民公投以多数优势通过了这一改革措施，但这是一场源自上层的革命，即精神上是男权为主（部分免除了妇女的投票权），对于行将就木的伊朗政治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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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是“白色革命”中的主要内容，根据改革方案，此前的农民耕种者可以通过较为优惠的价格购买他们耕种的土地，并享受优惠贷款。对于国王来说，这项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当然还有若干其他目的。他希望通过此举，可以在农民中产生一群忠于王室的支持者（将农民从他们之前所忠于的教士阶层中剥离出来），同时鼓励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流动从而成为新型产业工人。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中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地主存在亲英倾向并对国王统治存在疑虑，因此国王和他的改革策划者们希望对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以达到弱化和边缘化地主阶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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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改革措施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弱点以及与原计划相矛盾的地方。地主们可以每人保留一个村庄，但是有人却能够规避改革法，例如将财产转移给亲戚们或者开发机械化农场，以上两种方法可以合法绕开改革措施。大约200万农民首次成了地主，其中一些人过上了相对优渥的生活。但是更多人由于所占土地过小，难以维持生计。另外，还有大量雇农在改革前就不享有劳作分成的权利，所以整体被限制在重新分配机制之外。由于此次改革还伴随着农业机械化，这些人一夜之间变得无工可做。改革措施的直接结果（所产生的效应因人口快速增长而扩大）就是农村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大量人口从农村拥入城市寻找工作，德黑兰首当其冲。数据显示，伊朗国内人口流动率在1972年、1973年达到每年8%，1976年，德黑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50万人口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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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现了城市化目标，甚至比预想的程度还要深。它同时也弱化了土地所有者阶层，但是却没有产生新的忠于国王的农民阶层。这些农民并没有对国王感恩戴德（可能他们一开始就单纯地认为土地本来就归他们所有），而是继续围绕在教士们周围。他们反感国家深度参与乡村事务（文教团的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失败）和土地改革所带来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往往十分严重。地主或他们在当地的财产监护者们控制着社区的关键资源，例如负责维修灌溉设施和从事农产品交易等。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政府为了保持食品价格在低位运行和保证城市粮食供给，从国外进口了大量主要粮食产品，而食品价格走低在整体上进一步打击了农村经济。尽管政府为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效率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农业产量依然增长缓慢。“白色革命”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但是这些效果中的大多数原本并不在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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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质的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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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礼萨沙并不像他父亲一样心志坚定，但却极度自信。他聪明绝顶，在与人相处方面却显得孤傲甚至笨拙。他11岁开始便在瑞士接受教育，视欧洲为第二故乡，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伊朗，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从父亲被迫退位到同盟国占领伊朗，从1945年第一段婚姻失败到1949年几乎死于暗杀，从1953年过山车般的政变（几乎将整个王室摧毁）到1958年和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索拉雅离婚，以上这些林林总总使他在执政早期伤痕累累，甚至倍感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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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巴列维国王在首相的帮助下成功从这些骚乱和暴力动荡中走了出来，并启动了“白色革命”（尽管最终的全民公投支持“白色革命”，但是经济下行却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异见分子死灰复燃）。阿萨多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首相对异见分子采取了及时且强硬的措施，秘密警察对这些人实施了更加严酷和全方位的镇压。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在1953年的改革中提高了石油分成，使得伊朗经济开始增长。70年代伊始，国王加强了对石油生产的控制，并通过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谈判，使其同意将油价（于1973年）提升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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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国王亲身经历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统治期间时刻受制于美英两国的阶段，现在他终于决定打破牢笼，破茧而出。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他在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举行伊朗帝国成立2500周年盛典。这是一场宏大、昂贵且奢华的庆典。大批外国元首或元首代表受邀出席。庆典着重强调伊朗王室与伊朗伊斯兰化之前辉煌荣耀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刻意回避伊斯兰教在伊朗民众心中的种种痕迹。它将伊朗刻画成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文明古国，并在当代重新变得强大而自信。典礼将这一信息表达得淋漓尽致，但也仅限在外国观礼者群体中。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出版了一本书《我对祖国的职责》（Mission for My Country）(2)。在书中，他将自己描述成伊朗人民的君父，将伊朗人民描述为任性且难以控制的，而实际上伊朗人更多是怯懦和保守的。国王写道，他希望伊朗人民能够在他的引领下（沿着西方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政治自治，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至20世纪70年代，国王觉得可以摒弃这一姿态了，社会上也没有再出现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各种言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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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收入暴增，国王接受了许多西方媒体采访。采访中，对于欧洲和美国因油价快速升高所产生的经济阵痛，他鲜有恻隐之心，反而表示这是由他们自身腐化堕落和劳工慵懒所致。父亲遭到罢黜而自己又饱受屈辱，以如此口吻攻击英国给他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独立自由之中，他缄口不提此前一直强调的民主政治。1975年，他创立新政党——伊朗复兴党（Rastakhiz），并废除了之前的两党制。此后，他发表演说，呼吁所有伊朗人民要么加入复兴党，要么就离开伊朗，要么就被视作叛国者。复兴党成员遍布社会各个行业和角落，包括农村、教团和自由市场。相比于民主政治制度，这更像是先前的集权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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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就像国家经济计划和“白色革命”那样，全都是自上而下式的。复兴党不是一个草根阶层组织，所以并不能把人民的普遍关切和需求自下而上地传达给国王，它的建立是为了强化高层官僚意志和镇压异见者。巴列维国王本人并没有融入普通伊朗民众当中，由于害怕再次被暗杀，他远离人民，并在自己周围设立层层安保。他的身边满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只会说国王爱听的话，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在国王面前重复各种政治宣传。国王生活在一个虚幻的泡影中，他坚信自己和子民们存在着一种如古代神话般的联系，但其实这种联系毫无现实基础可言。他建立起强大自信的基础是那样的脆弱和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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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穆罕默德·礼萨是伊朗的末代君主，同时其父名字中也带有“礼萨”字样，为了便于区分，下文中称其为“巴列维国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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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书中文版曾由商务印书馆于1977年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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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四章 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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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霍拉·霍梅尼是谁？他是怎样在伊朗民众中获得巨大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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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年9月出生于位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之间的小镇霍梅恩。他出身于宗教世家，家里几代人都是神职人员，并于19世纪早期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父亲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就与世长辞，母亲在1918年撒手人寰，他因此成为孤儿，并在大家庭的抚养下长大。家人一直把他当教士培养，让他先后在斯尔坦纳巴德（Soltanabad）和库姆接受训练。但从一开始，霍梅尼对宗教学习的兴趣点就与欧莱玛的经典规范格格不入。他对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哲学和诗学展现特殊的兴趣（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宗教人士对于以上学科持怀疑和仇视态度）。他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认识，即强烈认为宗教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反对正统什叶派所持的宗教人士应当自觉远离世俗事务的观点。霍梅尼的这种观点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受教于持异类观点的教士还是他自发产生的，人们对此尚不清楚，也许是二者皆有。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并引起了其他教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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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所推崇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来自13世纪苏菲派思想家伊本·阿拉比）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相信个人能够通过冥想、研习、祈祷等方式去净化灵魂。换言之，人能够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使自己变成“完美的人”（al-Insan al-Kamil），成为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一种体现。这似乎成为霍梅尼个人使命感的一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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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所持观点是他个人走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教士们12世纪在伊朗取得的社会地位（第二章已有论述）。传统意义上，在许多村庄和小乡镇，毛拉是主要的掌权者（也许掌权者还包括一位地主和几位村庄长老）。12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在村庄和乡镇并不直接设立官员与代表。毛拉彼此之间互有联系，也通过个人友谊或在学习培训中发展而来的庇护关系，与主要的什叶派学习中心保持一定联系。但是与学习中心保持联系更重要的途径是效忠于某一位马尔贾（marja）(1)，并向其进献钱财。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在宗教内部形成一种等级制和从属关系，这与欧洲天主教会别无二致。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看成一种侍从关系。普通穆斯林已经习惯于向毛拉寻求建议和法律裁决，在遇到政治危机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依赖教士阶层。一些传统教士并不热衷于在政治事务中发表观点，而其他人，如霍梅尼，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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