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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礼萨沙并不像他父亲一样心志坚定，但却极度自信。他聪明绝顶，在与人相处方面却显得孤傲甚至笨拙。他11岁开始便在瑞士接受教育，视欧洲为第二故乡，但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伊朗，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从父亲被迫退位到同盟国占领伊朗，从1945年第一段婚姻失败到1949年几乎死于暗杀，从1953年过山车般的政变（几乎将整个王室摧毁）到1958年和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索拉雅离婚，以上这些林林总总使他在执政早期伤痕累累，甚至倍感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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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巴列维国王在首相的帮助下成功从这些骚乱和暴力动荡中走了出来，并启动了“白色革命”（尽管最终的全民公投支持“白色革命”，但是经济下行却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异见分子死灰复燃）。阿萨多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首相对异见分子采取了及时且强硬的措施，秘密警察对这些人实施了更加严酷和全方位的镇压。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府在1953年的改革中提高了石油分成，使得伊朗经济开始增长。70年代伊始，国王加强了对石油生产的控制，并通过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谈判，使其同意将油价（于1973年）提升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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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国王亲身经历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统治期间时刻受制于美英两国的阶段，现在他终于决定打破牢笼，破茧而出。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他在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举行伊朗帝国成立2500周年盛典。这是一场宏大、昂贵且奢华的庆典。大批外国元首或元首代表受邀出席。庆典着重强调伊朗王室与伊朗伊斯兰化之前辉煌荣耀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刻意回避伊斯兰教在伊朗民众心中的种种痕迹。它将伊朗刻画成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文明古国，并在当代重新变得强大而自信。典礼将这一信息表达得淋漓尽致，但也仅限在外国观礼者群体中。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出版了一本书《我对祖国的职责》（Mission for My Country）(2)。在书中，他将自己描述成伊朗人民的君父，将伊朗人民描述为任性且难以控制的，而实际上伊朗人更多是怯懦和保守的。国王写道，他希望伊朗人民能够在他的引领下（沿着西方发展模式）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政治自治，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至20世纪70年代，国王觉得可以摒弃这一姿态了，社会上也没有再出现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各种言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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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收入暴增，国王接受了许多西方媒体采访。采访中，对于欧洲和美国因油价快速升高所产生的经济阵痛，他鲜有恻隐之心，反而表示这是由他们自身腐化堕落和劳工慵懒所致。父亲遭到罢黜而自己又饱受屈辱，以如此口吻攻击英国给他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独立自由之中，他缄口不提此前一直强调的民主政治。1975年，他创立新政党——伊朗复兴党（Rastakhiz），并废除了之前的两党制。此后，他发表演说，呼吁所有伊朗人民要么加入复兴党，要么就离开伊朗，要么就被视作叛国者。复兴党成员遍布社会各个行业和角落，包括农村、教团和自由市场。相比于民主政治制度，这更像是先前的集权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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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就像国家经济计划和“白色革命”那样，全都是自上而下式的。复兴党不是一个草根阶层组织，所以并不能把人民的普遍关切和需求自下而上地传达给国王，它的建立是为了强化高层官僚意志和镇压异见者。巴列维国王本人并没有融入普通伊朗民众当中，由于害怕再次被暗杀，他远离人民，并在自己周围设立层层安保。他的身边满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只会说国王爱听的话，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在国王面前重复各种政治宣传。国王生活在一个虚幻的泡影中，他坚信自己和子民们存在着一种如古代神话般的联系，但其实这种联系毫无现实基础可言。他建立起强大自信的基础是那样的脆弱和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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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穆罕默德·礼萨是伊朗的末代君主，同时其父名字中也带有“礼萨”字样，为了便于区分，下文中称其为“巴列维国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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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书中文版曾由商务印书馆于1977年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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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四章 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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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霍拉·霍梅尼是谁？他是怎样在伊朗民众中获得巨大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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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年9月出生于位于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之间的小镇霍梅恩。他出身于宗教世家，家里几代人都是神职人员，并于19世纪早期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父亲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就与世长辞，母亲在1918年撒手人寰，他因此成为孤儿，并在大家庭的抚养下长大。家人一直把他当教士培养，让他先后在斯尔坦纳巴德（Soltanabad）和库姆接受训练。但从一开始，霍梅尼对宗教学习的兴趣点就与欧莱玛的经典规范格格不入。他对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哲学和诗学展现特殊的兴趣（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宗教人士对于以上学科持怀疑和仇视态度）。他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认识，即强烈认为宗教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反对正统什叶派所持的宗教人士应当自觉远离世俗事务的观点。霍梅尼的这种观点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受教于持异类观点的教士还是他自发产生的，人们对此尚不清楚，也许是二者皆有。但可以明确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并引起了其他教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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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所推崇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来自13世纪苏菲派思想家伊本·阿拉比）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相信个人能够通过冥想、研习、祈祷等方式去净化灵魂。换言之，人能够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使自己变成“完美的人”（al-Insan al-Kamil），成为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一种体现。这似乎成为霍梅尼个人使命感的一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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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所持观点是他个人走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教士们12世纪在伊朗取得的社会地位（第二章已有论述）。传统意义上，在许多村庄和小乡镇，毛拉是主要的掌权者（也许掌权者还包括一位地主和几位村庄长老）。12世纪之前，中央政府在村庄和乡镇并不直接设立官员与代表。毛拉彼此之间互有联系，也通过个人友谊或在学习培训中发展而来的庇护关系，与主要的什叶派学习中心保持一定联系。但是与学习中心保持联系更重要的途径是效忠于某一位马尔贾（marja）(1)，并向其进献钱财。这种制度安排最终在宗教内部形成一种等级制和从属关系，这与欧洲天主教会别无二致。人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看成一种侍从关系。普通穆斯林已经习惯于向毛拉寻求建议和法律裁决，在遇到政治危机时，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依赖教士阶层。一些传统教士并不热衷于在政治事务中发表观点，而其他人，如霍梅尼，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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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势力在伊朗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介入及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使得教团进退两难。教团从来就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不同教士对于西方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多数教士对此持怀疑态度，也有很多表示愤恨不满，一些人则公然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西方的社会和国家观念彻底颠覆了教团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教育领域和法律领域。另外，消息灵通的教士们自然知晓，自法国大革命之后，世俗化的理念已经在欧洲许多地区的社会中对宗教全面蚕食；他们也知道，一些伊朗人对于教团持敌对态度，而视世俗化为典范并持欢迎态度。这些教士也同其他伊朗人民一道，深感西方和伊朗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屈辱。最终，这种仇视情绪深深植根于伊朗底层民众，导致西方势力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异类和伊斯兰教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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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西方对伊朗这种渗透式的影响力？难道教团只能对此坐视不理，任由其蔓延发展？抑或举全教团之力，摒弃曾经的清高自大，同其他政治团体联合起来与西方势力斗争到底？站在20世纪60年代教团的立场看，后一种策略存在一个问题，即其他社会团体或在不同程度上或完全被西式思维方式所侵染，就连巴列维王室和世俗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更别说那些持共产主义观点的人了）。无论在立宪革命时期，还是在摩萨台政府最初的几个月里，举足轻重的教士同世俗开化人士结盟，但这种关系却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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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教团同伊朗王室的关系也早已恶化，此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礼萨汗时期尤为明显。1963年，双方关系再次恶化。1953年后，教团总体上支持王室，与传统宗教立场以及宗教领袖阿亚图拉赛义德·侯赛因·布鲁杰迪（Ayatollah Seyyed Hosein Borujerdi）的理念保持一致。但是布鲁杰迪和其他教士强烈反对国王的土地改革方案。1961年布鲁杰迪去世后，宗教等级的最高层一时间出现真空。霍梅尼走到台前，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逐渐被大家接受成为阿亚图拉，但还有一些其他人［例如莫森·哈基姆（Mohsen al-Hakim）和日后身处纳杰夫的阿布·卡西姆·霍伊（Abol Qasem Khoei）］作为马尔贾受到了更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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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杰迪生前，霍梅尼遵守他的命令，并不公开积极参与政治。但是他的去世恰逢土地革命与国王的“白色革命”计划遭到广泛非议之时。霍梅尼对土地革命并不做公开评论，但是对国王的其他政策，例如女性选举权，国王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虽然因此数次入狱，但并没有就此息声，他的批评也没有变得温和。他直截了当的演讲方式让他声誉日隆，以其独特的方式公然发表反对国王的言论，这在当时仿佛无人可出其右。最终，在1964年国王将他驱逐出境。他首先去往土耳其，随后转到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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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日趋成熟。由于反对国王的政策，他干脆直接主张废黜君主制度，呼吁依据伊斯兰法学家的监护（velayat-e faqih）(2)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取而代之。要理解和翻译velayat-e faqih这一专有名词有一定难度。Velayat表示代表制度或者是监护制度，即由于缺乏真正的权威人士，其他人被允许代为行使相关权力。Faqih是某一位宗教法学家，由一名研习过宗教沙里亚法的教士担任。所以velayat-e faqih通常被理解为宗教法学家的监护制度，本质上可理解为教士执政的权利。霍梅尼认为，真正的统治权应归属真主，或者是受到真主指引的隐遁伊玛目。在伊玛目隐遁的年代里，教团，或者是身处教团最顶层的马尔贾应该拥有统治权。原因有三：第一，总得有人来进行统治；第二，人类行为应当由沙里亚法来进行规范；第三，教士由于接受过沙里亚法的训练，是逻辑上唯一合适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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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甚至在1979年之前几乎无人知道。直到当年革命成功之时，他仅有的追随者也只是他早年的学生，例如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Hosein-Ali Montazeri）、穆尔塔扎·穆塔赫里（Morteza Motahhari）和穆罕默德·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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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978年，迫于伊拉克政府的压力，霍梅尼离开伊拉克，转至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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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哪些因素诱发了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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