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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德黑兰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性的焦虑和怨恨。当时的德黑兰充斥着年轻男性，除一些学生外，还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乡村和外省城市家庭，其中一部分找不到工作，另一部分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勉强度日。他们生活在城市南部，大部分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在那里女性都穿着伊斯兰传统罩袍。但在城市北部，他们却能见到年轻女性独自外出，穿着招摇，尽显西式时尚。这些女性身上同时表现出财富、傲慢和西方的影响。他们还能在广告中和电影院前的宣传板上不时看到女性的形象。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那样使人馋涎欲滴却又高不可攀，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自身令人绝望的劣等身份。他们没钱结婚，更无力组织家庭，由于成长过程中严苛的宗教影响以及与外来时尚形象的格格不入，他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欲望的破灭与社会紧张情绪以及对西方影响的愤恨心态已经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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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随着20世纪6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反越战运动等舶来品言论被不断放大并逐渐成形，特别是在左派学生和青年一代当中。但是，许多在上一代就应该转向左翼的年轻伊朗人在70年代却转向伊斯兰教，并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伊朗人的自我身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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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为何背离西方世俗化发展模式，转向政治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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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拥有尊重学习、教育和智力创造的重要传统，这映射出他们文明中的古老根源。伊朗作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影响力与作为榜样人物的地位，并不能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进行准确翻译。20世纪早期，就像中东其他地方一样，持世俗民族主义观点和立宪态度并且希望按西方模式发展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在政治与伊朗的世界地位等相关辩论中成为意见领袖，诸如艾哈迈德·卡斯拉维（Ahmad Kasravi）、哈桑·塔吉扎德（Hasan Taqizadeh）和穆罕默德·阿里·贾迈勒扎德（Mohammad Ali Jamalzadeh）。至40年代，持此观点的一些人转向共产主义，萨迪克·赫达亚特（Sadegh Hedayat）就是这股潮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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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它引领了受过教育的伊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态度的再次转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紧密同人民党保持一致和基本支持共产主义观点转向重新强调伊斯兰教义为伊朗国民身份的真实核心（讽刺的是，正如之前的民族主义理念一样，“真实性”这一概念自身就显露出了西方同时期思想家，诸如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等人所产生的影响）。在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脱颖而出：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amad）和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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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伊朗知识分子一样，贾拉勒·艾哈迈德1923年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但随后却背离了宗教。20世纪40年代，他同左派思想家、政治家哈利勒·马莱基（Khalil Maleki）走得很近，但却成为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他于1953年后就远离政治。他在大多数作品中仍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却不再支持任何政党或组织。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当数发表于1962年的Gharbzadegi,被译为《西方有毒论》（Westoxication，或《西化瘟疫》）。“西方有毒”一词并非艾哈迈德所创，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将其诠释得更加深刻。在伊朗革命之后，这也成为革命政治过程中的标准术语之一。艾哈迈德并非是要借此攻击西方或是西方思想，至少不是直接攻击，而是要攻击接受和倡导西方影响（但又无法准确理解）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既不伊朗化又不西方化的人群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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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艾哈迈德希望伊朗人的文化生活能够回归真实，而非伪装或是空洞的模仿。随着时间流逝，他背离了卡斯拉维、赫达亚特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反宗教立场，回归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并坚持这才是伊朗核心且真实的身份认同。在很多伊朗人眼里，他是英雄，是戴着贝雷帽，蓄着满是烟渍的山羊胡，忠诚的政治知识分子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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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沙里亚提更为年轻（生于1933年），在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革命者中，影响也更大。他也来自一个教士家庭，其父于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试图整合社会主义思想和伊斯兰教义的团体中颇有影响。沙里亚提也曾是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但最终幻想破灭，开始相信民主原则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中并不足以和暴政相抗衡。他依靠政府奖学金远赴巴黎学习社会学，并随后在自己曾经就读的城市马什哈德任教。他是一名富有魅力的教师，通过倡导一种新式的革命伊斯兰教，在当地和德黑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革命伊斯兰教强调作为穆罕默德启示基础的社会与政治正义思想，但（又如同许多先前思想家那样）对教士的保守、愚昧以及对经典文献中的学术细节的痴迷又持批判态度。有人认为沙里亚提的观点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更希望将伊斯兰教以一种崭新的能带来革命性改变的意识形态展示于世人面前，从而带来革命性改变，诚如马克思主义一般，甚至超越马克思主义。他对侯赛因尤为关注。侯赛因是革命领袖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典范，他最先提出了一个口号，即“每天都是阿舒拉节，处处皆是卡尔巴拉”。沙里亚提于20世纪70年代被秘密警察逮捕入狱，随后被圈禁在家。他于1977年远渡英格兰，同年6月在那里因心脏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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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思想理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无数伊朗学生和年轻人的无限遐想，并为他们最终接受霍梅尼的领导打下思想基础。霍梅尼本人从未公开认同（也没公开反对）沙里亚提或艾哈迈德等人，但在他的讲话中却不时出现呼应他们思想或言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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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巴列维国王于何时且以何种方式失去对国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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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外观察家注意到巴列维国王在1977年遭遇经济问题，但很少有人预见到他领导的政府将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国王于当年年底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在演讲中称赞他治下的伊朗是动荡地区的一个“稳定之岛”（island of stability）。卡特作为民主党总统，一直试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强调人权的重要性，这导致他对伊朗的态度变得复杂。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鲜有证据表明卡特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向伊朗施压使其实现自由化），但是伊朗在人权问题上却不符合美国的标准。从巴列维国王的角度，和共和党总统们打交道往往要简单得多，但他现在还是得想尽办法去安抚卡特。他放宽了一些曾用以镇压反对者的措施。在1977年，一些试探性的反对声音再次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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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秋天，位于德黑兰的歌德学院组织了一系列的诗歌之夜活动，并吸引了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和学生。活动变得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也开始对政府发出越来越多的政治批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此类活动终止。几乎与此同时，宗教学生听闻霍梅尼之子穆斯塔法在伊拉克（纳杰夫）莫名其妙身亡，于是怒火满腔地在库姆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人群宣誓支持霍梅尼并反对巴列维国王。可能是出于对此事件的回应，伊朗政府于1978年1月在当地报纸《消息报》（Ettela’at）发布了一篇宣传性文章，称霍梅尼不是一个真正的伊朗人，而是英国间谍且曾撰写过不雅诗作。此文一经发表，即在霍梅尼追随者中引发众怒，库姆开始了新一轮的游行示威。不过此次官方有介入，并向示威者实弹射击，导致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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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其他的连锁反应，并对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伊朗传统，人死之后需要等待40天然后举行一天的悼念活动（阿拉伯语称之为arba’in,波斯语称为chelom）。这一传统在伊朗尽人皆知，无关政治党派。库姆枪击事件发生40天后，新一轮游行示威开始悼念那些死去的人们，除库姆外，其他城市也纷纷响应。大不里士尤甚，该地是至少一名枪击死者的家乡。由于在大不里士游行过程中发生了多起与警察对峙的事件，并引发了更多的枪击事件，所以40天后又发生了游行示威。如此循环往复，游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事已至此，一些教士、游行示威者和其他相关人士开始呼吁改革，要求严格落实1906年宪法（同时还包括放松审查制度和释放在押政治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霍梅尼所提出的罢黜国王的主张。随着时间推移，霍梅尼的许多演讲和主张通过磁带、传真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频道（特别是在他1978年10月移居巴黎之后）等途径深入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者站到霍梅尼一边。整个过程中基本没有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发生，但在一些城市，与政府和外国势力相关联的建筑内，例如警察局、银行或影院等地发生了人员袭击或抢劫的情况。在当年初夏，一些教士呼吁暂停游行从而避免更多流血事件，游行示威者这才暂时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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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另一件事的发生却持续了这种紧张状态。同年8月19日，有人在阿巴丹西南的雷克斯电影院纵火，导致370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有人认为这场火灾是由与极端宗教人士有关的反对派人为制造的，这也是当时的官方说法，但这恰恰成为反对政府的最强烈的情绪来源，因为人们都认为此次火灾是由政府主导，然后嫁祸给宗教反对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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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8月是穆斯林斋月。就在斋月即将结束之际，新一轮游行示威于9月初拉开帷幕。首先是9月4日位于德黑兰北部的一场临时游行。估计20万—50万人在做完庆祝斋月结束的宗教活动后纷纷自发走上街头，人数大大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类似活动。这次游行基本平稳有序，但是9月7日发生的另一次游行就呈现出凶恶的氛围，安全部队在试图驱散人群时使用了催泪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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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演了另一次游行示威活动，但很多参加者并不知晓的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宣布军事管制，并针对游行示威者动用了武装部队。在位于德黑兰南部的贾勒赫广场（Jaleh Square），士兵向示威者开枪射击，导致80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但是，如同雷克斯电影院纵火事件那样，没人相信政府公布的数字，许多人认为有数千人在射击中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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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仿佛最终让国王（和那些支持他的外国政府）意识到他的统治已经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同时，事态发展仿佛也到了一个关键点，愤怒的伊朗民众已经认定，由于国王的极端行为，他已经不再适合继续统治伊朗。对此，巴列维国王采取了许多行动，他不断地更换内阁大臣，作出关于自由化和自由选举等方面的承诺，但是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不断扩大的游行罢工活动最终给了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致命一击。这次罢工主要是针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下的工资收入，游行者情绪激动并满腔愤怒。由于拥有完备的安全部队，国王和政府本可安全度过此次游行危机，尽管游行队伍人数越来越多。但是此次罢工，特别是石油工业领域工人的罢工，已严重影响了政府税收，而税收又是保证政府执政的基石。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无可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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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78年底，在城市中已经基本上见不到警察了，法律和秩序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土崩瓦解。在一些地方，当地委员会开始接管食物和燃料分发（往往以清真寺为基地），并维护当地治安。整个秋天，一些来自民族阵线和自由党的反对派政客频频（前往巴黎）拜访霍梅尼，并公开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其他反对派人士亦是如此）。当年12月，一年一度的阿舒拉节庆祝活动期间又发生一系列大型游行示威活动，每次聚集人数都超过100万。游行人群呼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高呼“国王去死”等口号。这次，巴列维国王终于意识到已经无力回天并决定接受失败的命运。1979年1月16日，他离开伊朗。伊朗人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庆祝。2月1日，霍梅尼结束海外流亡回到德黑兰，大约300万民众走上街头热烈欢迎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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