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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何时、何故卷入黎巴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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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6月以色列进攻黎巴嫩之前，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在今黎巴嫩的南部地区生活了几个世纪之久。与先前奥斯曼帝国领土内和其他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什叶派群体相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少数族裔，且常常被具有优越感的逊尼派穆斯林和信仰基督教的精英群体鄙视。在1979—1981年期间，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者们重新建立起联系（蒙塔泽里对此十分热心，受他提携的迈赫迪·哈什米也参与其中），在以色列入侵之后，这种联系迅速进一步扩大。基于伊朗革命宪法要求团结其他国家穆斯林兄弟的原则，大批共和国卫队人员被派遣至黎巴嫩，帮助训练年轻的什叶派战士。招募和训练黎巴嫩战士的中心地点在贝卡山谷地区。黎巴嫩什叶派过去感受到的错误所引发的激进主义，以色列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以及伊朗的影响，共同促成了黎巴嫩真主党于1982—1983年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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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与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境内伊朗人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虽然这其中的细节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该组织在黎巴嫩绑架人质并数次实施恐怖行动，且该组织中的许多人都与伊迈德·穆格尼耶（Imad Mughniyeh）关系密切。穆格尼耶是黎巴嫩什叶派，在1982年之前与许多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穆格尼耶于2008年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遭汽车炸弹暗杀后，被真主党描绘成高级领导人（大量报道宣称此次针对穆格尼耶的暗杀是由摩萨德(2)伙同他人一起策划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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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将武装反对以色列作为建立组织的目的。而对于伊朗来讲，同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关系［同时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保持较浅的关系］已经成为实践其“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革命性承诺的一种手段。这又转而成为伊朗同叙利亚保持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叙利亚方面的合作，没有叙利亚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伊朗也难以对真主党施以现实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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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与伊斯兰世界中所有什叶派穆斯林群体的关系中，他们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当2006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时，伊朗向真主党提供援助则再次印证了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绝不是一种控制关系。伊朗不是主人，真主党也不是奴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绝大多数时候，真主党的行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20世纪90年代，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不顾伊朗方面的压力，拒绝承认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为唯一的马尔贾，而选择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Mohammad Husein Fadlallah，一个拥有黎巴嫩血统的什叶派教士，他在宗教法学层面选择了一条独立路线）。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伊朗人如果想施加影响就必须小心行事，且只能在各方默许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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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针对萨尔曼·鲁西迪的教令有何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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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迪的代表作《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于1988年9月发表，而霍梅尼臭名昭著的声明（按照伊斯兰教的术语，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事实上是一个“hokm”,即宗教判例，而不是一个法特瓦）则晚了一些，发表于1989年2月14日。声明宣布，判处《撒旦诗篇》作者及出版人死刑。一开始，霍梅尼似乎认为这本书及其作者无足轻重，但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以及英国国内爆发抗议此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他确信（或经人说服）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对此抗议活动加以利用，就像他将1979—1981年的人质危机加以政治利用一样。在西方，这条教令遭到了广泛（虽然并不普遍）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严重侵犯了言论自由，并加深了人们对伊朗政权的普遍反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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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大部分的中心内容是关于文化放逐，并非亵渎或与伊斯兰教对抗，但是其中包含了一组梦境，在梦境中妓女们采用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的名字。另外，梦境还发掘了一个更加古老的虚构故事，魔鬼企图在《古兰经》中插入含有颠覆性内容的诗句，许多穆斯林感觉受到了严重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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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对《撒旦诗篇》及鲁西迪宣判时，他和他的亲信们都意识到他本人已经来日无多，而且一旦霍梅尼去世，这也意味着新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将面临新的挑战。霍梅尼的重中之重是确保伊斯兰共和国能够按照它创立伊始的样子继续传承下去。对于霍梅尼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伊斯兰共和国的反西方、反自由化特征是它固有的宗教核心原则，也是伊朗独立的重要特征。对霍梅尼来说，伊朗被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并不是教令所产生的一种负面作用，而是签发教令的核心目的之一。此外，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霍梅尼个人感觉到强烈的失败感和羞辱感，霍梅尼认为鲁西迪事件是伊朗重申其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一个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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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发出针对鲁西迪的教令的时间节点也非常重要。1989年2月11日是伊朗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伊朗国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这一节点对伊朗政府在过去十年中的执政进行批评，尤其是伊朗在战争中的表现。蒙塔泽里言辞犀利地表示，“全世界都认为我们在伊朗国内的唯一工作就是杀戮”。在此背景下，霍梅尼针对鲁西迪的行动带有强烈的个人特点。他并没有妥协或让步，而是出其不意地进行了坚决猛烈的回击，甚至比之前遭受批评时的回应方式更加极端。这条针对鲁西迪的教令要求伊斯兰政权的追随者们更加忠诚于领袖，削弱了摇摆不定的同情自由主义的人的势力，且使得伊朗在随后几十年里和西方国家恢复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最终在1998年，英国和伊朗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一系列声明，伊朗政府承诺不再采取任何威胁鲁西迪生命的行动，同时也不再支持任何人去杀害鲁西迪。尽管自那以后，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和个人表示将继续执行这一追杀鲁西迪的教令，但这场政府间风波在事实层面上已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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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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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朗角度看，鲁西迪事件是伊朗国内事态发展的一角，随着霍梅尼的去世，这些事态发展在一系列的重要方面改变了伊斯兰共和国。但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些变化的发生是为了保证伊斯兰共和国永不变质。事实上，霍梅尼在这方面相当成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他死后很久仍能按照刚刚建立时的样子长久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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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斯兰革命党中的左派和右派一直冲突不断。大多数时候，左派在伊朗议会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右派则控制了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宪监会有权在议会获得通过的议案正式成为法律前根据伊斯兰教义对其行使否决权。例如与土地改革和外贸国有化等问题相关的议案虽然在议会获得通过，但遭宪监会否决，最终双方僵持的情景不断上演。这一局面的背后，一方面是左派政客热衷于倡导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提升社会底层穷人的生活水平（这一倡导是受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公平这一思想驱使）；而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小商贩阶层支持的保守教士阶层更倾向于依据伊斯兰教法，维护其在社会中的传统特权和财产权。事实上，1979—1981年被反复论证的，关于如何依据伊斯兰教义来掌控经济的问题从未得到真正解决，两伊战争的爆发无非是使这一问题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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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坚持国家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占了上风，但霍梅尼仍尽力维系左派和右派的平衡，时而倾向左派，时而倾向右派。他指定的继承人蒙塔泽里是左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政府总理由精明的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ein Mousavi）担任，他同他的内阁成员一道，成功地掌管国家财政政策，使得伊朗得以在战争中平稳发展，他也是左派。但是，伊朗总统阿里·哈梅内伊则更加赞同右派的主张，并同宪监会保持着紧密联系。时任议长拉夫桑贾尼，则尽力避免被划入任何一派，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他更偏右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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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伊斯兰革命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困扰，霍梅尼在1987年6月解散该党，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党争问题。1987年底，霍梅尼介入起初看起来并非十分重要的一次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件，他发表声明，支持国家应拥有管理权。然而，哈梅内伊却做了一个不明智的举动，他发表声明试图解释霍梅尼的真正用意。霍梅尼随后进行了特有的回击，他主张伊斯兰教法绝对监护的新教义，认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其他考量，包括沙里亚法的普通条款，穆斯林进行祈祷、斋戒和去麦加朝圣等相关义务。这是一项重大改变，进一步将什叶派传统价值观和愿望置于残酷政治需要之下，潜在地将巨大权力置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左派人士欢欣鼓舞，但这种欢愉的心情却如昙花一现。1988年2月，一个新的国家机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简称“确委会”）应运而生，其职责是在议会和宪监会之间作出仲裁。1989年4月，霍梅尼身体状况不佳，专家会议召开，并对宪法进行进一步修改，包括废除总理职务，以及允许任命非马尔贾人士担任最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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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蒙塔泽里已经确定彻底失宠，以上做法就变得很有必要。1988年夏，萨达姆发起的最后一波攻势中，人民“圣战”者组织向克尔曼沙赫省发动进攻，萨达姆用了大量坦克和其他各类武器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军队，但此次进攻仍然被伊朗挫败。但是，伊朗国内其支持者们计划发动一场武装起义来支持和配合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外部军事行动。于是，霍梅尼下令处决监狱里那些公开拒绝放弃信仰的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这也可以看出霍梅尼内心的苦涩，他不得不以接受停火的方式来结束战争。类似于随后处理鲁西迪事件那样，霍梅尼可能想用杀戮的方式来检验国民对他的忠诚以及对革命的投入。杀戮从1988年夏末一直持续到初秋，人民党和其他一些政治犯也被杀害。究竟有多少人被杀，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且可信度高的统计数字，估计至少有四五千人之多。这也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认为屠杀令并非出自霍梅尼本人，但是事实凿凿，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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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泽里抗议这场杀戮，随着他的抗议行为在1989年3月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播出，这种抗议的态度在伊朗国内尽人皆知。对于霍梅尼来说，这是一种个人的背叛，他最终决定不再将蒙塔泽里指定为他的继承人。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接替者人选。教团当中具备必要资质的候选人要么根本不可靠，要么不具备政治头脑；而那些靠得住的人又没有必要的宗教资质。最终，必要性、方便性以及国家利益再一次占据了上风，哈梅内伊成了最终的接班人。但是哈梅内伊并不是马尔贾甚至不是阿亚图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伊朗修改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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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6日，在霍梅尼葬礼当天，成百上千的伊朗民众涌向葬礼现场。为了控制民众和护卫霍梅尼的棺材，革命卫队与民众甚至产生冲突。不过，伊朗已经产生了一位新的领袖。6月4日，也就是霍梅尼6月3日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哈梅内伊宣誓就职，成为伊朗新的最高领导人。事情进展得平稳有序，拉夫桑贾尼是完成这一切的核心人物。事实上，这种新的宪政安排并未生效，仿佛也没有任何问题，专家会议在7月8日完成讨论，月底（7月28日）的全民公投通过了这项决定。拉夫桑贾尼在同期举行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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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的个人魅力和知名度在1979年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伊朗革命建立的新政权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进行类比，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的稳定程度与这有着天壤之别。但是霍梅尼的独特作用也为宪法制造了一些问题。他的去世给宪法本身留下了一个漏洞，而这一潜在漏洞自宪法起草时便已经存在。霍梅尼死后，自由化的趋势和西方影响力会不会在伊朗社会死灰复燃？党派斗争会不会破坏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罢免蒙塔泽里，修改宪法，建立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模式的双头政治，甚至是鲁西迪事件，霍梅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风险。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在不停地努力，试图能在自己死后产生持久影响力，但他们的尝试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和他们中的大多数相比，霍梅尼无疑是成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拉夫桑贾尼在适应霍梅尼死后的这些变化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是人们了解他们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有可能一些重要的决定（特别是选择哈梅内伊作为霍梅尼的接班人）至少是源自拉夫桑贾尼的影响力，而不是出自霍梅尼本人意愿。新的资料或许会在未来给出与这些事情相关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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