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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泽里抗议这场杀戮，随着他的抗议行为在1989年3月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播出，这种抗议的态度在伊朗国内尽人皆知。对于霍梅尼来说，这是一种个人的背叛，他最终决定不再将蒙塔泽里指定为他的继承人。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接替者人选。教团当中具备必要资质的候选人要么根本不可靠，要么不具备政治头脑；而那些靠得住的人又没有必要的宗教资质。最终，必要性、方便性以及国家利益再一次占据了上风，哈梅内伊成了最终的接班人。但是哈梅内伊并不是马尔贾甚至不是阿亚图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伊朗修改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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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6日，在霍梅尼葬礼当天，成百上千的伊朗民众涌向葬礼现场。为了控制民众和护卫霍梅尼的棺材，革命卫队与民众甚至产生冲突。不过，伊朗已经产生了一位新的领袖。6月4日，也就是霍梅尼6月3日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哈梅内伊宣誓就职，成为伊朗新的最高领导人。事情进展得平稳有序，拉夫桑贾尼是完成这一切的核心人物。事实上，这种新的宪政安排并未生效，仿佛也没有任何问题，专家会议在7月8日完成讨论，月底（7月28日）的全民公投通过了这项决定。拉夫桑贾尼在同期举行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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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的个人魅力和知名度在1979年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伊朗革命建立的新政权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进行类比，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的稳定程度与这有着天壤之别。但是霍梅尼的独特作用也为宪法制造了一些问题。他的去世给宪法本身留下了一个漏洞，而这一潜在漏洞自宪法起草时便已经存在。霍梅尼死后，自由化的趋势和西方影响力会不会在伊朗社会死灰复燃？党派斗争会不会破坏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罢免蒙塔泽里，修改宪法，建立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模式的双头政治，甚至是鲁西迪事件，霍梅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风险。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在不停地努力，试图能在自己死后产生持久影响力，但他们的尝试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和他们中的大多数相比，霍梅尼无疑是成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拉夫桑贾尼在适应霍梅尼死后的这些变化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是人们了解他们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有可能一些重要的决定（特别是选择哈梅内伊作为霍梅尼的接班人）至少是源自拉夫桑贾尼的影响力，而不是出自霍梅尼本人意愿。新的资料或许会在未来给出与这些事情相关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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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拉夫桑贾尼于1989—1997年担任总统期间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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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于1989年7月当选伊朗总统，他也是伊朗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在1989年伊朗修改宪法之前，总统职权夹在最高领袖霍梅尼和掌管政府职权的总理之间，并没有实际的重要性。随着总理制度的取消和总理职权被转移给总统，拉夫桑贾尼的总统角色立刻变得重要起来。另外，哈梅内伊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初期，其前景看起来并不十分明确，他自身有限的宗教资质只能时刻提醒着他，他的前任是如何伟大与传奇。这又给了拉夫桑贾尼更多自我实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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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任伊始，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的主题就是战后重建。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使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战区重建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而远离前线的城市也被远程导弹和轰炸搞得残破不堪，更换和修缮基础设施、房屋同样也需要大量投资。有人估算战争本身已经消耗了伊朗将近2000亿美元。1988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76年最高水平时的54%。国内充斥着大量来自阿富汗的难民，1991年后又有一批来自伊拉克的难民进入伊朗。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国内难民数量已高达200万之多。联合国估算，在伊朗战区内散布着大约1600万颗地雷，清除这些地雷是一件既耗时又耗力，同时还极其危险的工作（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些地雷依然没有被清除干净）。伊朗国内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大量离开，一起离开的还有大批资金。《德黑兰时报》估算逃离资金总计高达1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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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政府对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和补贴进一步弱化了伊朗准食利者经济中非石油领域的发展。进口原材料变得异常困难，对战争物品的需求改变了资金原本向生产领域流动的走势。拉夫桑贾尼在1989年夏天承认，伊朗的许多工厂生产只达到潜在产能的20%、30%或者40%的水平。伊朗经济深度依赖石油（占到外汇收入的90%），全国雇佣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公共部门工作。通货膨胀率从1986年的18.9%上升到1987年的24%，这一数字在1988年达到25.4%。政府在战争期间鼓励生育，促使出生率从战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以至于1986年的人口增长率高达3.9%，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最高水平。伊朗人口数量从1979年的3800万上升到1990年的6000万（2015年估计已达8000万左右）。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一半的伊朗人口不足20岁，将近三分之一不足10岁。这就导致失业率高涨，官方给出的数字是14%，但是坊间估计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6%，青年失业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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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拉夫桑贾尼就意识到，要修复百孔千疮的国内经济就意味着重新开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根深蒂固的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分歧。与伊拉克在战争中大肆举债以支持战争的做法不同，伊朗在1988年时基本没有外债。但是，拉夫桑贾尼不顾政治对手的反对，在1989年中期以后就开始大肆举债以进行各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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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的经济政策在早期带来了成功，1990—1991年，伊朗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2.1%，1991—1992年为9.9%，非石油类产品出口和农产品生产都有所增长。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科威特造成石油价格短期上涨，随后油价又迅速回落，从每桶30美元跌至14美元左右。随着进口增加和收入锐减，伊朗外债迅速膨胀（大约300亿美元），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的外汇收入用以支付债务。本国货币同美元外汇比价降低，政府在1993年底施行货币贬值，也没能阻止与美元汇率的进一步降低。货币贬值使得进口和债务偿付成本提高，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通货膨胀，这一数字在1993年高达35%，最高时可能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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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时期的经济困难给他的声誉造成重创。他曾将自己塑造成问题化解高手、实干家、一个务实精明并能解决这个国家症结的人，同时他也暗示其他宗教人士和怀有革命意识形态的人不具备这些能力。这场货币危机给他带来的损害极大，因为几乎没有哪件事能比货币贬值在和平时期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强的屈辱感，毕竟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重要象征。1993年，拉夫桑贾尼再次当选总统，但是支持率明显降低。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必须直面来自右翼议会的更大阻力。他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议会随后介入，使得大部分私有化改革后的企业被控制在各类慈善基金会手中，以另一种形式有效地延续了国家对于企业的掌控。他还努力改善伊朗遭到外界孤立的局面，争取外国投资，但这些努力被伊朗与恐怖组织的联系、鲁西迪事件，以及美国于1996年实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措施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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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拉夫桑贾尼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伊朗国内已经不再对他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个领导集团抱有任何幻想（拉夫桑贾尼的个人名誉因家人腐败的传闻而被进一步污化）。社会最穷困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大幅改善，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社会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更有抱怨称，修复战争所破坏的各项工程尚未完成。此外，民众对于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种种限制感到不满，也对那些体制内人士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傲慢之情感到气愤，仿佛这个国家属于他们并且将永远属于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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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哈塔米执政期间（1997—2005）的改革尝试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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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民众对于拉夫桑贾尼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意外当选。哈塔米曾在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政府时期担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他在拉夫桑贾尼政府中也曾短暂担任过这一职务，但由于强硬派人士对他所推行的扩大言论自由政策不满而最终被迫辞职。1997年伊朗举行总统选举，哈塔米起初只是个局外人，他之所以最后能赢得选举，部分原因是当局批准的参选人能力不够，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担任部长职务时交往的媒体人士对他的大力支持。他赢得大选的原因还包括他所倡导和呼吁的改革、更大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都为他赢得了很多伊朗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妇女、少数族裔、学生和年轻人。他个人谦逊的外表、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性格、聪慧而真诚的品质同样帮他赢得了不少选票。随着投票日期日益临近，民众对于他的支持也与日俱增。最终，投票率高达80%，而哈塔米以70%的选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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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场十分广泛的运动，不仅仅只涉及哈塔米一人。大量像哈塔米这样的左派政客都转向推崇自由派立场，要求实现更多的政治自由。阿亚图拉蒙塔泽里，这位一度被霍梅尼指定为接班人而今却被拘禁在家的政治人物也支持哈塔米。一些宗教学者，例如卡迪瓦尔（Kadivar）、索鲁什（Soroush）、沙贝斯塔里（Shabestari）、埃什卡瓦里（Eshkevari）等，认为伊斯兰共和国应该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这一观点也与哈塔米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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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米执政的前三年，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伊朗出现大量新报纸和期刊读物，其中大部分支持改革行为。他在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和改善同西方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治下的政府通过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鲁西迪事件，同意和英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加强外交关系。在1997年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采访时，他甚至暗示伊朗有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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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哈梅内伊为中心的强硬派右翼人士，以及宪监会、伊朗信息与安全部（MOIS，伊朗秘密警察）和革命卫队中的右翼人士，对哈塔米及其倡导的改革计划毫不买账，他们从新政府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努力推翻它。哈塔米政府也从未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多大进展，尽管这项改革有可能让那些憧憬改善生活而为他投票的大量普通人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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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硬派人士并没有直接攻击哈塔米，而是攻击他的内阁部长们。最终，哈塔米的内阁一人被处决，一人被关进监狱，第三位则被迫离职。1998年底又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作家、记者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客的杀人事件。1999年初，伊朗秘密警察出乎意料地承认该组织内部的一个所谓的流氓团伙制造了这些杀人事件，而杀人事件在此时也达到了顶峰。这些刽子手们被认为是削弱哈塔米政府的手段，但哈塔米成功地将责任推给秘密警察，迫使他们对杀人事件负责。2000年5月，改革派人士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得到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一些人认为，议会选举胜利意味着改革派能够成功地推进他们的改革计划，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但事实却令他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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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届议会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通过了一部新的更具限制性的新闻法。新一届议会上任伊始就将推翻这部法律作为首要任务。当他们的行动开始时，哈梅内伊介入其中，致书禁止这项动议。2000年夏，许多改革派报社被迫关闭。一些新闻人坚守立场，更换名称开办新报，又再次被迫关停。一些记者和编辑因此被捕入狱。尽管人们不断斗争，但哈塔米总统任期前三年逐渐开放的言论自由开始被慢慢收紧。新闻自由问题在哈塔米的整个改革计划中具有象征意义。自2000年夏开始，哈塔米行使总统职权时开始变得步履蹒跚（尽管他在2001年再次当选总统）。此后，政府几次尝试将新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但都被宪监会拒绝，没能最终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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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哈塔米在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改革的尝试也不能说是彻底的失败。它启发并激励了一代年轻人，鼓励他们去坚持自己的初心。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国人坚持将自身视为改革者，并等待着机会以推行他们的理念。妇女们则继续坚持反对衣着限制，这一限制在哈塔米时代已经放宽，这是一种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抗议形式。几年之后，改革因“绿色运动”(3)再次兴起（详见第六章关于2009年总统选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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