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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民众对于拉夫桑贾尼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意外当选。哈塔米曾在米尔-侯赛因·穆萨维政府时期担任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他在拉夫桑贾尼政府中也曾短暂担任过这一职务，但由于强硬派人士对他所推行的扩大言论自由政策不满而最终被迫辞职。1997年伊朗举行总统选举，哈塔米起初只是个局外人，他之所以最后能赢得选举，部分原因是当局批准的参选人能力不够，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担任部长职务时交往的媒体人士对他的大力支持。他赢得大选的原因还包括他所倡导和呼吁的改革、更大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都为他赢得了很多伊朗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妇女、少数族裔、学生和年轻人。他个人谦逊的外表、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性格、聪慧而真诚的品质同样帮他赢得了不少选票。随着投票日期日益临近，民众对于他的支持也与日俱增。最终，投票率高达80%，而哈塔米以70%的选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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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场十分广泛的运动，不仅仅只涉及哈塔米一人。大量像哈塔米这样的左派政客都转向推崇自由派立场，要求实现更多的政治自由。阿亚图拉蒙塔泽里，这位一度被霍梅尼指定为接班人而今却被拘禁在家的政治人物也支持哈塔米。一些宗教学者，例如卡迪瓦尔（Kadivar）、索鲁什（Soroush）、沙贝斯塔里（Shabestari）、埃什卡瓦里（Eshkevari）等，认为伊斯兰共和国应该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这一观点也与哈塔米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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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米执政的前三年，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伊朗出现大量新报纸和期刊读物，其中大部分支持改革行为。他在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和改善同西方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治下的政府通过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鲁西迪事件，同意和英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加强外交关系。在1997年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采访时，他甚至暗示伊朗有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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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哈梅内伊为中心的强硬派右翼人士，以及宪监会、伊朗信息与安全部（MOIS，伊朗秘密警察）和革命卫队中的右翼人士，对哈塔米及其倡导的改革计划毫不买账，他们从新政府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努力推翻它。哈塔米政府也从未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多大进展，尽管这项改革有可能让那些憧憬改善生活而为他投票的大量普通人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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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硬派人士并没有直接攻击哈塔米，而是攻击他的内阁部长们。最终，哈塔米的内阁一人被处决，一人被关进监狱，第三位则被迫离职。1998年底又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作家、记者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客的杀人事件。1999年初，伊朗秘密警察出乎意料地承认该组织内部的一个所谓的流氓团伙制造了这些杀人事件，而杀人事件在此时也达到了顶峰。这些刽子手们被认为是削弱哈塔米政府的手段，但哈塔米成功地将责任推给秘密警察，迫使他们对杀人事件负责。2000年5月，改革派人士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得到了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一些人认为，议会选举胜利意味着改革派能够成功地推进他们的改革计划，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但事实却令他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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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届议会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通过了一部新的更具限制性的新闻法。新一届议会上任伊始就将推翻这部法律作为首要任务。当他们的行动开始时，哈梅内伊介入其中，致书禁止这项动议。2000年夏，许多改革派报社被迫关闭。一些新闻人坚守立场，更换名称开办新报，又再次被迫关停。一些记者和编辑因此被捕入狱。尽管人们不断斗争，但哈塔米总统任期前三年逐渐开放的言论自由开始被慢慢收紧。新闻自由问题在哈塔米的整个改革计划中具有象征意义。自2000年夏开始，哈塔米行使总统职权时开始变得步履蹒跚（尽管他在2001年再次当选总统）。此后，政府几次尝试将新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但都被宪监会拒绝，没能最终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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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哈塔米在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改革的尝试也不能说是彻底的失败。它启发并激励了一代年轻人，鼓励他们去坚持自己的初心。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国人坚持将自身视为改革者，并等待着机会以推行他们的理念。妇女们则继续坚持反对衣着限制，这一限制在哈塔米时代已经放宽，这是一种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抗议形式。几年之后，改革因“绿色运动”(3)再次兴起（详见第六章关于2009年总统选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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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革命以来，伊朗是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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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问题一样，伊朗的民族和宗教构成从外在看具有误导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外界的总体印象是一个由相对单一的讲波斯语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构成的国家，但实际情况要比外界印象更具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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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以最宽泛的标准来看待伊朗的少数民族问题，例如把来自里海岸边区域讲马赞德兰语和吉拉克语的伊朗人视为少数族裔，而不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波斯语族群的一部分的话，则这个讲波斯语的族群自身就可以（狭义地）成为一个少数族群。但是，如果把他们算作什叶派波斯语使用者这一主体族群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群体占到总人口的60%之多，而少数族裔和其他宗教群体占40%。阿塞拜疆土耳其人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族裔，占到总人口的16%，其次是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10%），鲁尔人（包括巴赫蒂亚里人，共占6%），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各自占比均不到2%），塔里什人、卡什伽人、土库曼人（各自占比1%），其他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信仰基督教的亚述人和犹太人）组成了其余的1%人口。伊朗的宗教构成高度单一，90%的人口信仰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8%为逊尼派（主要是俾路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其他阿拉伯人），2%则信仰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雅兹迪教和曼达教等）。巴哈伊教徒可能同基督教徒数量相当（大约30万—35万），但是在遭遇迫害之后就很难估算他们的准确人数，同时由于伊斯兰共和国不承认巴哈伊教，所以他们不会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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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少数族裔中，阿塞拜疆人的同化程度最深。像本书之前介绍过的那样，来自突厥的统治者和王朝在伊朗历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声名显赫的教士和当代政客都是阿塞拜疆人，包括哈梅内伊和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阿塞拜疆分裂势力得到了一些支持。尽管从1989年开始伊朗北部新成立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国内的一些人试图煽动泛突厥主义和分裂情绪，但这并没有给伊朗国家和地方政治造成太大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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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之中，库尔德人一直坚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俾路支人和阿拉伯人也紧随其后。这些民族（包括一些敢于直言的阿塞拜疆人）抱怨他们在伊朗国内的少数民族身份导致他们遭到经济发展方面的剥削。这些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出奇地低，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中央政府坚持用波斯语进行教育，使得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非母语环境中学习，导致教育水平下降。他们还抱怨道，每当中央政府为发展计划拨款时，他们总是排在最后（另外，库尔德斯坦地区在两伊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中央政府在处理少数族裔问题时总是出现大波斯沙文主义倾向，也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偏执的国家主义情结，少数民族呼吁更高权限的自治时，总是习惯性地被指控为与国外势力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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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还存在三个主要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分别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拥有在议会中有自己独立代表的特权，并且这些代表的任命可以独立于常规的代表选举过程。这清晰地反映出沙里亚法的立场，即其他宗教的信众，作为“经书子民”，在穆斯林社会里也应当得到宽容与尊重。尽管如此，信仰以上宗教的人群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不和谐”，历史上他们也曾遭到迫害。基督教徒与当局的关系更为紧张，因为当局怀疑他们试图将穆斯林改造为基督教信徒，福音派新教徒比传统亚美尼亚、亚述基督教徒受到更多的怀疑。当局怀疑犹太教徒的理由是他们与以色列有关联。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始，很多伊朗犹太教徒迁往以色列，特别是1979年后，更多的人选择前往美国生活，但留在伊朗的犹太教徒仍然有大约2万—3万人，他们依然是中东地区以色列之外最大的犹太教群体。这些犹太教徒被要求公开表明反对以色列复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并时不时被强迫向反以色列复国主义事业捐款。1999年，一小伙犹太教徒在设拉子以为以色列充当间谍的罪名被捕，但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哈塔米总统同他强硬的政治对手互相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他们最终被释放了，但这一事件却反映出伊朗秘密警察的惯性思维模式。对于这些少数族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伊朗避开麻烦、过上好生活的关键在于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引起当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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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哈伊教徒比起任何其他少数族裔遭受了更多的不平等待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变节者，也有人认为这与他们所持的宗教信仰受到英国人或前任国王的支持，或者他们在当今时代同以色列结为秘密盟友有关。1980年8月，伊朗当局逮捕了巴哈伊教国家灵体会（Bahai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全部9名成员，自那以后，这9人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巴哈伊教徒又选出9名新的灵体会成员，其中8人被逮捕并遭到秘密处决。据巴哈伊教徒的说法，这种屠杀一直持续到1984年，共有177名教徒惨遭毒手。此后，针对巴哈伊教徒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只是不再如此高调，但仍不时伴随零星的杀戮和人员失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轻的巴哈伊教徒被禁止上大学，他们不得不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组织，但参与此类学术组织的教徒不时地因所谓的阴谋罪被逮捕，有更多人因此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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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讲，宪法和伊斯兰教法给予少数族裔的保护应当涵盖所有族群的每一个成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鸿沟。当局更不应以中东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为借口推脱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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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89年之后，吸毒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是缓解了还是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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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或政变，更是一场削弱特权阶级、给予大部分底层人民上升机会与希望的真正的社会变革。一些对于革命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看，革命本质上（特别是对于左派人士来说）是为了那些“受压迫者”（mostazafin），他们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特权阶级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种种特权却很难被撼动，“受压迫者”所承受的苦难也很难被根除，尽管一些人已经成功脱离他们与生俱来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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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内贫困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2000年的伊朗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在10%—14%之间浮动，青年（15—29岁人群）失业率几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高达22%—29%，年轻女性失业率达到40%左右。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严重怀疑伊朗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一些人认为全国平均失业率已逼近20%，青年失业率则在40%左右，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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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业率是伊朗经济疲软的重要标志。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法为每年进入市场的大量青年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新增就业岗位（进入21世纪后，伊朗新生儿出生率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放缓，但2015年的数据显示，伊朗大约8000万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超过60%）。90年代初，伊朗政府还可以将经济不振归咎于两伊战争，现在已经开始甩锅给外界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特别是2011年11月以后实施的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但伊朗经济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而结构性问题并不受其他因素制约。其核心是过度依赖石油。尽管伊朗不像其他中东地区富油国那样严重依赖石油，但也的确显示出所谓“食利经济”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特征。在此种经济模式下，从一个国有资源中所获取的收入可以遏制甚至扼杀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食利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向一个已经过度发展的公共领域继续倾斜，伊朗在两伊战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以致伊朗在当前明显的高失业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程度的隐性失业。其他观察人士还指出，食利主义倾向于加强国家的集权主义并且阻碍中产阶级的独立发展和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力。以上这些现象，人们在伊朗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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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失业率结伴而行的是一连串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要数毒品问题。伊朗位于阿富汗与欧洲之间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走私通道上，在伊朗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都能发现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其中许多人都涉及毒品贸易。《联合国世界毒品报告》指出，2010年，15—60岁之间的伊朗人中，20%的人在非法滥用毒品，伊朗是世界毒品滥用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毒品成瘾还带来高犯罪率等更多破坏性的社会问题，也导致卖淫嫖娼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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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高失业率还会带来在其他国家无法预见的负面影响。失业的年轻人无法结婚或者独立组建家庭，伊朗20多岁的青年人中有高达75%的人口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性行为，一些评论人士将年轻群体中蓬勃发展的地下性文化浪潮归因于此。离婚现象在那些已经结婚的年轻人中也呈上升趋势，离婚率在2007—2014年从12%上升至21%。这种现象可能与大众，特别是女性，对于婚姻的期望有所变化相关，但也同经济状况困窘、吸毒比例高等因素有关。失业、贫穷、婚姻失败、卖淫嫖娼以及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人认为伊朗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2015年的《世界快乐报告》将伊朗在158个国家或地区中列在第1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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