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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革命以来，伊朗是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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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问题一样，伊朗的民族和宗教构成从外在看具有误导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外界的总体印象是一个由相对单一的讲波斯语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构成的国家，但实际情况要比外界印象更具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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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以最宽泛的标准来看待伊朗的少数民族问题，例如把来自里海岸边区域讲马赞德兰语和吉拉克语的伊朗人视为少数族裔，而不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波斯语族群的一部分的话，则这个讲波斯语的族群自身就可以（狭义地）成为一个少数族群。但是，如果把他们算作什叶派波斯语使用者这一主体族群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群体占到总人口的60%之多，而少数族裔和其他宗教群体占40%。阿塞拜疆土耳其人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族裔，占到总人口的16%，其次是库尔德人（占总人口的10%），鲁尔人（包括巴赫蒂亚里人，共占6%），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各自占比均不到2%），塔里什人、卡什伽人、土库曼人（各自占比1%），其他民族（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信仰基督教的亚述人和犹太人）组成了其余的1%人口。伊朗的宗教构成高度单一，90%的人口信仰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8%为逊尼派（主要是俾路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其他阿拉伯人），2%则信仰其他宗教（例如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雅兹迪教和曼达教等）。巴哈伊教徒可能同基督教徒数量相当（大约30万—35万），但是在遭遇迫害之后就很难估算他们的准确人数，同时由于伊斯兰共和国不承认巴哈伊教，所以他们不会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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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少数族裔中，阿塞拜疆人的同化程度最深。像本书之前介绍过的那样，来自突厥的统治者和王朝在伊朗历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声名显赫的教士和当代政客都是阿塞拜疆人，包括哈梅内伊和米尔-侯赛因·穆萨维。阿塞拜疆分裂势力得到了一些支持。尽管从1989年开始伊朗北部新成立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国内的一些人试图煽动泛突厥主义和分裂情绪，但这并没有给伊朗国家和地方政治造成太大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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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之中，库尔德人一直坚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俾路支人和阿拉伯人也紧随其后。这些民族（包括一些敢于直言的阿塞拜疆人）抱怨他们在伊朗国内的少数民族身份导致他们遭到经济发展方面的剥削。这些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出奇地低，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中央政府坚持用波斯语进行教育，使得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非母语环境中学习，导致教育水平下降。他们还抱怨道，每当中央政府为发展计划拨款时，他们总是排在最后（另外，库尔德斯坦地区在两伊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中央政府在处理少数族裔问题时总是出现大波斯沙文主义倾向，也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偏执的国家主义情结，少数民族呼吁更高权限的自治时，总是习惯性地被指控为与国外势力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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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还存在三个主要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分别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拥有在议会中有自己独立代表的特权，并且这些代表的任命可以独立于常规的代表选举过程。这清晰地反映出沙里亚法的立场，即其他宗教的信众，作为“经书子民”，在穆斯林社会里也应当得到宽容与尊重。尽管如此，信仰以上宗教的人群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不和谐”，历史上他们也曾遭到迫害。基督教徒与当局的关系更为紧张，因为当局怀疑他们试图将穆斯林改造为基督教信徒，福音派新教徒比传统亚美尼亚、亚述基督教徒受到更多的怀疑。当局怀疑犹太教徒的理由是他们与以色列有关联。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始，很多伊朗犹太教徒迁往以色列，特别是1979年后，更多的人选择前往美国生活，但留在伊朗的犹太教徒仍然有大约2万—3万人，他们依然是中东地区以色列之外最大的犹太教群体。这些犹太教徒被要求公开表明反对以色列复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并时不时被强迫向反以色列复国主义事业捐款。1999年，一小伙犹太教徒在设拉子以为以色列充当间谍的罪名被捕，但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哈塔米总统同他强硬的政治对手互相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他们最终被释放了，但这一事件却反映出伊朗秘密警察的惯性思维模式。对于这些少数族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伊朗避开麻烦、过上好生活的关键在于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引起当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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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哈伊教徒比起任何其他少数族裔遭受了更多的不平等待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变节者，也有人认为这与他们所持的宗教信仰受到英国人或前任国王的支持，或者他们在当今时代同以色列结为秘密盟友有关。1980年8月，伊朗当局逮捕了巴哈伊教国家灵体会（Bahai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全部9名成员，自那以后，这9人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巴哈伊教徒又选出9名新的灵体会成员，其中8人被逮捕并遭到秘密处决。据巴哈伊教徒的说法，这种屠杀一直持续到1984年，共有177名教徒惨遭毒手。此后，针对巴哈伊教徒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只是不再如此高调，但仍不时伴随零星的杀戮和人员失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轻的巴哈伊教徒被禁止上大学，他们不得不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组织，但参与此类学术组织的教徒不时地因所谓的阴谋罪被逮捕，有更多人因此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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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讲，宪法和伊斯兰教法给予少数族裔的保护应当涵盖所有族群的每一个成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鸿沟。当局更不应以中东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为借口推脱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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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89年之后，吸毒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是缓解了还是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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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或政变，更是一场削弱特权阶级、给予大部分底层人民上升机会与希望的真正的社会变革。一些对于革命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看，革命本质上（特别是对于左派人士来说）是为了那些“受压迫者”（mostazafin），他们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特权阶级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种种特权却很难被撼动，“受压迫者”所承受的苦难也很难被根除，尽管一些人已经成功脱离他们与生俱来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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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内贫困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2000年的伊朗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在10%—14%之间浮动，青年（15—29岁人群）失业率几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高达22%—29%，年轻女性失业率达到40%左右。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严重怀疑伊朗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一些人认为全国平均失业率已逼近20%，青年失业率则在40%左右，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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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业率是伊朗经济疲软的重要标志。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法为每年进入市场的大量青年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新增就业岗位（进入21世纪后，伊朗新生儿出生率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放缓，但2015年的数据显示，伊朗大约8000万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超过60%）。90年代初，伊朗政府还可以将经济不振归咎于两伊战争，现在已经开始甩锅给外界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特别是2011年11月以后实施的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但伊朗经济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而结构性问题并不受其他因素制约。其核心是过度依赖石油。尽管伊朗不像其他中东地区富油国那样严重依赖石油，但也的确显示出所谓“食利经济”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特征。在此种经济模式下，从一个国有资源中所获取的收入可以遏制甚至扼杀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食利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向一个已经过度发展的公共领域继续倾斜，伊朗在两伊战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以致伊朗在当前明显的高失业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程度的隐性失业。其他观察人士还指出，食利主义倾向于加强国家的集权主义并且阻碍中产阶级的独立发展和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力。以上这些现象，人们在伊朗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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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失业率结伴而行的是一连串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要数毒品问题。伊朗位于阿富汗与欧洲之间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走私通道上，在伊朗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都能发现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其中许多人都涉及毒品贸易。《联合国世界毒品报告》指出，2010年，15—60岁之间的伊朗人中，20%的人在非法滥用毒品，伊朗是世界毒品滥用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毒品成瘾还带来高犯罪率等更多破坏性的社会问题，也导致卖淫嫖娼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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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高失业率还会带来在其他国家无法预见的负面影响。失业的年轻人无法结婚或者独立组建家庭，伊朗20多岁的青年人中有高达75%的人口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性行为，一些评论人士将年轻群体中蓬勃发展的地下性文化浪潮归因于此。离婚现象在那些已经结婚的年轻人中也呈上升趋势，离婚率在2007—2014年从12%上升至21%。这种现象可能与大众，特别是女性，对于婚姻的期望有所变化相关，但也同经济状况困窘、吸毒比例高等因素有关。失业、贫穷、婚姻失败、卖淫嫖娼以及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人认为伊朗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2015年的《世界快乐报告》将伊朗在158个国家或地区中列在第1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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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到底有没有支持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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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国政府实施《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其首要原因是担心伊朗政府支持诸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这些致力于通过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毁以色列的组织（也有伊朗人权状况和核武器问题方面的考量）。许多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关的暴力事件往往有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这些事件的目标直指以色列。其他直接与共和国政府有关的事件都指向某些被认定为“国家敌人”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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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圣战”组织于1983年4月和10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制造了两起大型自杀式爆炸袭击，使美国大使馆和机场附近的两处兵营受到严重损坏。美国大使馆袭击事件造成63人死亡；而驻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部队军营遇袭事件中，将近300人失去生命。几次袭击事件都发生在一系列事态发展之后。外国军队最初在当地是受欢迎的，可是随着美国支持黎巴嫩军队并命令其军舰向内陆目标开火以后，人们开始对外来势力产生反感。军营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维和部队撤出黎巴嫩。11月，以色列位于提尔（Tyre）的军事基地又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28名以色列人遇难。作为报复，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贝卡军事基地，导致23名革命卫队队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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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urdestan Democratic Party）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塞姆卢（Abdul Rahman Qasemlu）在维也纳与伊朗政府代表谈判期间被杀（事实上，伊朗代表为情报安全部人员）。伊朗威胁如果伊朗政府代表被起诉将报复奥地利，最终两名遭到指控的凶手被奥地利政府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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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曾于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后短暂担任过政府首相）在其位于巴黎的寓所中被暗杀。他在海外流亡时热衷于反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活动，还在1980年7月成功躲过暗杀行动。一名凶手被逮捕并被宣判有罪，但在2010年又被释放并返回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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