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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之中，库尔德人一直坚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俾路支人和阿拉伯人也紧随其后。这些民族（包括一些敢于直言的阿塞拜疆人）抱怨他们在伊朗国内的少数民族身份导致他们遭到经济发展方面的剥削。这些民族的受教育水平出奇地低，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中央政府坚持用波斯语进行教育，使得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在非母语环境中学习，导致教育水平下降。他们还抱怨道，每当中央政府为发展计划拨款时，他们总是排在最后（另外，库尔德斯坦地区在两伊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中央政府在处理少数族裔问题时总是出现大波斯沙文主义倾向，也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偏执的国家主义情结，少数民族呼吁更高权限的自治时，总是习惯性地被指控为与国外势力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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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还存在三个主要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分别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拥有在议会中有自己独立代表的特权，并且这些代表的任命可以独立于常规的代表选举过程。这清晰地反映出沙里亚法的立场，即其他宗教的信众，作为“经书子民”，在穆斯林社会里也应当得到宽容与尊重。尽管如此，信仰以上宗教的人群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不和谐”，历史上他们也曾遭到迫害。基督教徒与当局的关系更为紧张，因为当局怀疑他们试图将穆斯林改造为基督教信徒，福音派新教徒比传统亚美尼亚、亚述基督教徒受到更多的怀疑。当局怀疑犹太教徒的理由是他们与以色列有关联。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始，很多伊朗犹太教徒迁往以色列，特别是1979年后，更多的人选择前往美国生活，但留在伊朗的犹太教徒仍然有大约2万—3万人，他们依然是中东地区以色列之外最大的犹太教群体。这些犹太教徒被要求公开表明反对以色列复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并时不时被强迫向反以色列复国主义事业捐款。1999年，一小伙犹太教徒在设拉子以为以色列充当间谍的罪名被捕，但外界普遍认为他们是哈塔米总统同他强硬的政治对手互相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他们最终被释放了，但这一事件却反映出伊朗秘密警察的惯性思维模式。对于这些少数族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伊朗避开麻烦、过上好生活的关键在于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引起当局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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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哈伊教徒比起任何其他少数族裔遭受了更多的不平等待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变节者，也有人认为这与他们所持的宗教信仰受到英国人或前任国王的支持，或者他们在当今时代同以色列结为秘密盟友有关。1980年8月，伊朗当局逮捕了巴哈伊教国家灵体会（Bahai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全部9名成员，自那以后，这9人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巴哈伊教徒又选出9名新的灵体会成员，其中8人被逮捕并遭到秘密处决。据巴哈伊教徒的说法，这种屠杀一直持续到1984年，共有177名教徒惨遭毒手。此后，针对巴哈伊教徒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只是不再如此高调，但仍不时伴随零星的杀戮和人员失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轻的巴哈伊教徒被禁止上大学，他们不得不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组织，但参与此类学术组织的教徒不时地因所谓的阴谋罪被逮捕，有更多人因此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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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讲，宪法和伊斯兰教法给予少数族裔的保护应当涵盖所有族群的每一个成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鸿沟。当局更不应以中东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为借口推脱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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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89年之后，吸毒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是缓解了还是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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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或政变，更是一场削弱特权阶级、给予大部分底层人民上升机会与希望的真正的社会变革。一些对于革命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看，革命本质上（特别是对于左派人士来说）是为了那些“受压迫者”（mostazafin），他们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特权阶级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种种特权却很难被撼动，“受压迫者”所承受的苦难也很难被根除，尽管一些人已经成功脱离他们与生俱来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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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内贫困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2000年的伊朗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失业率在10%—14%之间浮动，青年（15—29岁人群）失业率几乎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高达22%—29%，年轻女性失业率达到40%左右。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严重怀疑伊朗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一些人认为全国平均失业率已逼近20%，青年失业率则在40%左右，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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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业率是伊朗经济疲软的重要标志。国内经济增长的速度无法为每年进入市场的大量青年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新增就业岗位（进入21世纪后，伊朗新生儿出生率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放缓，但2015年的数据显示，伊朗大约8000万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超过60%）。90年代初，伊朗政府还可以将经济不振归咎于两伊战争，现在已经开始甩锅给外界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特别是2011年11月以后实施的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但伊朗经济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而结构性问题并不受其他因素制约。其核心是过度依赖石油。尽管伊朗不像其他中东地区富油国那样严重依赖石油，但也的确显示出所谓“食利经济”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特征。在此种经济模式下，从一个国有资源中所获取的收入可以遏制甚至扼杀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食利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向一个已经过度发展的公共领域继续倾斜，伊朗在两伊战争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以致伊朗在当前明显的高失业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程度的隐性失业。其他观察人士还指出，食利主义倾向于加强国家的集权主义并且阻碍中产阶级的独立发展和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力。以上这些现象，人们在伊朗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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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失业率结伴而行的是一连串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要数毒品问题。伊朗位于阿富汗与欧洲之间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走私通道上，在伊朗许多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都能发现大量的阿富汗难民，其中许多人都涉及毒品贸易。《联合国世界毒品报告》指出，2010年，15—60岁之间的伊朗人中，20%的人在非法滥用毒品，伊朗是世界毒品滥用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毒品成瘾还带来高犯罪率等更多破坏性的社会问题，也导致卖淫嫖娼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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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高失业率还会带来在其他国家无法预见的负面影响。失业的年轻人无法结婚或者独立组建家庭，伊朗20多岁的青年人中有高达75%的人口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性行为，一些评论人士将年轻群体中蓬勃发展的地下性文化浪潮归因于此。离婚现象在那些已经结婚的年轻人中也呈上升趋势，离婚率在2007—2014年从12%上升至21%。这种现象可能与大众，特别是女性，对于婚姻的期望有所变化相关，但也同经济状况困窘、吸毒比例高等因素有关。失业、贫穷、婚姻失败、卖淫嫖娼以及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人认为伊朗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2015年的《世界快乐报告》将伊朗在158个国家或地区中列在第1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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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到底有没有支持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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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国政府实施《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其首要原因是担心伊朗政府支持诸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这些致力于通过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毁以色列的组织（也有伊朗人权状况和核武器问题方面的考量）。许多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关的暴力事件往往有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这些事件的目标直指以色列。其他直接与共和国政府有关的事件都指向某些被认定为“国家敌人”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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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圣战”组织于1983年4月和10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制造了两起大型自杀式爆炸袭击，使美国大使馆和机场附近的两处兵营受到严重损坏。美国大使馆袭击事件造成63人死亡；而驻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部队军营遇袭事件中，将近300人失去生命。几次袭击事件都发生在一系列事态发展之后。外国军队最初在当地是受欢迎的，可是随着美国支持黎巴嫩军队并命令其军舰向内陆目标开火以后，人们开始对外来势力产生反感。军营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维和部队撤出黎巴嫩。11月，以色列位于提尔（Tyre）的军事基地又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28名以色列人遇难。作为报复，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贝卡军事基地，导致23名革命卫队队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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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urdestan Democratic Party）领袖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塞姆卢（Abdul Rahman Qasemlu）在维也纳与伊朗政府代表谈判期间被杀（事实上，伊朗代表为情报安全部人员）。伊朗威胁如果伊朗政府代表被起诉将报复奥地利，最终两名遭到指控的凶手被奥地利政府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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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曾于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后短暂担任过政府首相）在其位于巴黎的寓所中被暗杀。他在海外流亡时热衷于反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活动，还在1980年7月成功躲过暗杀行动。一名凶手被逮捕并被宣判有罪，但在2010年又被释放并返回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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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以色列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馆遭遇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临近几幢建筑（包括一所学校在内）也遭到破坏。袭击造成将近30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大多数死伤者是与使馆毫无关联的阿根廷民众，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伊斯兰“圣战”组织随后宣称对此事件负责，并表示袭击是为了惩罚以色列杀害黎巴嫩真主党首领。但是，美国却宣布他们已经掌握了伊朗政府参与此事的证据。1994年7月，第二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摧毁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一个犹太社区中心），致使85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没有个人或者组织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调查人员随后确信有一伙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策划实施了这次袭击，并声称伊朗驻阿根廷大使馆文化参赞、教士莫赫森·拉巴尼（Mohsen Rabbani）协助参与了这两次袭击。但是当地进行的针对第二起袭击事件的调查并不令人信服和满意，这也成为阿根廷政治的一则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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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包括萨迪格·沙拉夫坎迪（Sadegh Sharafkandi）在内的3位伊朗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及其翻译在位于柏林的米科诺斯（Mykonos）餐厅遭遇谋杀。被杀的沙拉夫坎迪在哈塞姆卢于维也纳被暗杀后成为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新一代领导人。一名伊朗人和一名黎巴嫩人因此事件被逮捕并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有罪。被判刑之后（1997年4月），柏林法官对伊朗情报部部长阿里·法拉希安（Ali Fallahian），以及拉夫桑贾尼和哈梅内伊发出全球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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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将1996年6月沙特阿拉伯的胡巴尔（Khobar）大厦爆炸事件归咎于伊朗（该爆炸事件致使19名美国军方人员和1名沙特阿拉伯人死亡，372人受伤）。200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基于部分秘密情报发布了一份起诉书，2015年一名在起诉书上被点名的沙特阿拉伯什叶派人士在贝鲁特被逮捕。但是在其他场合，沙特阿拉伯政府仿佛一直在指责“基地”组织制造了这次袭击，有人认为这与前一年11月“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亚德制造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有关，而且有证据显示奥萨马·本·拉登承认制造了此次爆炸事件。此外，许多在联邦调查局起诉书中没有提到的证据都是沙特阿拉伯当局通过严刑拷打获得的可疑性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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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与伊朗有关的主要恐怖袭击和暗杀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伊朗仍然支持恐怖主义的批评声音大多基于伊朗对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以及这两个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伊朗不良的国家形象还是源自此前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黎巴嫩所实施的人质绑架事件、鲁西迪事件和（2000年之后）愈演愈烈的伊朗核计划。尽管如此，那些有意关注的人士也注意到，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伊朗几乎没有或者基本没有直接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在什叶派内部也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自杀式袭击在原则上是不被接受的）。同时，逊尼派穆斯林的恐怖主义活动，利用沙特阿拉伯支持的瓦哈比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无论是打着“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其他组织的旗号，无论是以自杀式爆炸还是其他方式实施，都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此类袭击，特别是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通常都是针对什叶派穆斯林）。2015年夏天，有新闻报道称，随着伊朗同P5+1(4)国家达成核协议，伊朗停止了对哈马斯的资金支持。人们只能希望，自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后半期以来，伊朗参与恐怖主义的下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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