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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伊斯兰革命结束后不久，在伊朗上映外国电影以及在国内制作类似电影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然而几年以后，由于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压力，当局开始意识到电影在宣传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从1982年开始）对特定内容的限制性规定开始逐渐放宽，对于电影制作的投资也慢慢活跃起来。其实，伊朗国内电影制作人也从对外国电影的限制性规定中受益匪浅。由于限制的存在，每年只有少数外国电影能在伊朗上映，这就意味着行业竞争被人为消除。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伊朗的文学形象在过去总是以塑造英雄的方式加以呈现，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文学更多是散播政治主张和政治异见的载体。到了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审查制度在很多时候终结了这一现象［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较著名的就是诗人艾哈迈德·沙姆鲁（Ahmad Shamlu）］。审查制度往往会抑制言论自由，钝化文学工作者的创作努力，使得具备独立思想的作家、诗人不愿冒险将自己的真实思想跃然纸上。虽然伊朗文学自革命之后受到长期压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却在种种限制中脱颖而出、繁荣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国文化界的领军行业。审查制度的种种限制并没有完全摧毁电影人的创造力，反而使得伊朗电影在通过使用间接和含沙射影的方式有效传递艺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信息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细腻。由于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伊朗电影无法追随好莱坞潮流，用性和暴力作为题材去吸引观众，但这也使得伊朗电影免于使用符合潮流的快速剪辑和编辑手法，而是另辟蹊径。电影人通过多种策略规避潜在麻烦。一些电影以儿童为主人公，例如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家》、1990年的《巴树，一个小小陌生人》、1995年的《白色气球》。也有很多人用类似纪录片的写实手法制作电影。在哈塔米担任总统时期，限制一度进一步放宽，由伊朗少数族裔制作，或者题材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电影开始涌现。巴赫曼·戈巴迪（Bahman Ghobadi）的《醉马时刻》和《乌龟飞上天》就是此类电影的代表作。这两部电影分别讲述了位于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故事。伊朗电影同时也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分化。一类以莫赫森·玛克玛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坎大哈》和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为代表，是在平时鲜能看到的高水准艺术影片。这类影片往往在西方电影节上斩获大奖却很少能在国内与大众见面。另一类是伊朗影院常规播放的惊悚片和浪漫喜剧（这类影片几乎不在伊朗以外地区放映）。以两伊战争为题材的战争影片也是当时流行的高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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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将流行的大众电影转变为更加复杂的、表达政治观点的产品。卡迈勒·塔布里兹（Kamal Tabrizi）于2004年拍摄的《蜥蜴》是这类电影最好的代表。尽管嘲讽了伊朗的教士阶层，但是电影在上映之初成功避开审查，在被全面禁映之前引来大批观影者的阵阵鼓掌叫好。另一部（非常与众不同）兼具娱乐性和艺术性（而且在伊朗以外地区也赢得好评）的电影，是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指导的《一次别离》。但最成功的导演也许应该是贾法尔·帕纳西（Jafar Panahi），他所指导的作品《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和《越位》，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感人至深且直击灵魂。帕纳西于2009年游行示威事件后被捕入狱，至今仍然被软禁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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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似乎在告诉外界人士，伊朗并不仅仅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阴郁、严酷和充满政治压迫的国家。它所蕴含的丰富诗意以及道德准则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当今伊朗与以前那个由伟大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们共同营造的文化大繁荣时期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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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tra为西班牙语，意为反对，这里指的是由美国中情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即反桑地诺主义者。由于美国国会签署了博兰修正案，中情局无法获得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款项。参与军火买卖的军火商建议，将卖导弹的钱款报低一些，每次由他转移一些“回扣”给中情局，再由中情局用钱款支援颠覆尼加拉瓜政权的活动，于是美国利用向伊朗出售武器所收得的“回扣”，最终对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进行支持，故这一计划也被称为康特拉计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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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以色列情报机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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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是Green Movement。2009年6月12日，伊朗举行总统大选。13日，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内贾德获胜。当天起，其竞争对手——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的支持者走上德黑兰街头，抗议内贾德当局在选举中舞弊。由于穆萨维的竞选运动以绿色为主调，因此此次运动也被称为“绿色运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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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朗核问题六国，又称P5+1，是六个世界性大国在2006年围绕解决伊朗核问题而组建的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再加上德国，在欧洲也称为E3+3。——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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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六章 艾哈迈迪内贾德、鲁哈尼和当今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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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如何登上伊朗总统宝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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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革命后的所有总统中，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并非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就担任要职或极具影响力的权力阶层的内部人士。和其他总统都有所不同，他甚至不是来自教士阶层，也不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而是出自社会低层或中低层；接受的是高等职业教育，而并非精英学校教育。他（通过历时数年的非脱产方式）取得了道路交通管理博士学位。他的衣着十分低调朴素，甚至还有些反潮流。其他伊朗人，包括那些拥有特权背景的伊朗政客都嘲笑他的无知和缺乏教养。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耻，反而引以为豪，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优点。他从不刻意讨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渴望拥有地位的人，反而亲近那些对革命人士和统治精英持怀疑甚至仇恨态度的受教育不多且穷苦的普通人。无论是在伊朗国内还是在伊朗对外交往中，艾哈迈迪内贾德都被贴上傲慢、对传统政治准则不屑一顾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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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次得到伊朗公众关注是在他2003年当选德黑兰市长之后。作为市长，他时常以潜在的平民主义右翼举动见诸报端，并建立了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联系，例如，他将大型建筑工程合同都交给了革命卫队的承包商。在这一阶段内，伊朗普通民众似乎对哈塔米的改革项目正在逐渐失去信心。一些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哈塔米本人和他的改革派同僚。改革派人士则批评强硬派阻挠哈塔米的改革倡议，特别是宪监会在各项选举中，尤其是2004年议会选举中，否决改革派候选人。改革派对此的反应——至少是一些人的反应——是号召举行一次抵制活动。结果2004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很低（只有51%左右），使得那届议会成为一个右翼色彩极强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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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在2005年总统选举中再次上演。宪监会审议取消了大多数颇具人气的改革派候选人，同时许多改革派选民抵制大选。第一轮投票率只有62%，以伊朗国内标准来看依然处于低位水平。在所有7位候选人当中，竞争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拉夫桑贾尼得到了最多的选票。艾哈迈迪内贾德却出人意料地赢得第二多的选票。之前有猜测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可能会退出竞选，将机会让给另外一位强硬派人士，但似乎伊朗高层领导集团在投票前最后几天又转而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得票率第三的候选人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ubi）宣称大选存在舞弊行为。这一宣称直到众人大声疾呼2009年总统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后才被认真对待。得票前两名的候选人将进入一周后举行的第二轮投票。拉夫桑贾尼是伊朗政权最高层领导集体内部人士，派头十足且气度不凡，自信满满的他是艾哈迈迪内贾德非常适合的竞选对手。与之相反的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一再强调他的草根出身，在各省城镇和乡村之中积极拉票，并强调要让最贫穷的人能享受到石油为国家带来的财富。在投票当天，拉夫桑贾尼试图争取改革派人士的支持，但是他失败了。投票率依然很低（只有60%），但艾哈迈迪内贾德以60%的得票率击败了拉夫桑贾尼，几乎从草根一跃成为伊朗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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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艾哈迈迪内贾德关于大屠杀所发表的挑衅性言论是否反映了伊朗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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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之前和竞选总统时，几乎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纲领，即强调将底层人民的需求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成为总统后，他又对外交政策、核问题产生兴趣。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关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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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他发表演讲，其中关于以色列的部分成了他一生中最臭名昭著的演讲（虽然演讲是在一个很小的场合，他本人可能也没想要造成日后那么大影响）。他在演讲中提到“in rejimeh eshghalgareh Qods bayad az safeyeh ruzegar mahv shaved”。这种表述霍梅尼在多年前就提到过。字面意思直译为“那个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政权必须从时代的篇章中消失”。但是，当这种表述被西方媒体捕捉到并出现在报道中时，很多人干脆简单地翻译成“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被抹掉”。结合当时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核问题上采取的不妥协立场，他的这种表述被一些人理解为伊朗要用核武器消灭以色列的直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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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迪内贾德与前任政府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别无二致。无论是拉夫桑贾尼还是哈梅内伊都曾在2001年作出过强硬表态，但在伊朗以外所产生的效果都不及艾哈迈迪内贾德。虽然受到外界的一致否定，但他并没有气馁，反而更加火力全开。2005年12月，艾哈迈迪内贾德（无视历史的重要方面）表示，犹太人在大屠杀后应该被安置在德国或者奥地利；他还问道，为什么要让巴勒斯坦人承受犹太人安置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在短短几天之内，他滔滔不绝地反复提及同一主题，又怀疑是否有600万人死于大屠杀，并认为确切的数字是一个未解之谜。他还质疑为何这一话题在西方成为一种禁忌（在某些国家甚至违法），然而在那里侮辱宗教却可以免受惩罚。一年后，伊朗外交部在德黑兰召开了一场奇怪的会议，聚集了一批否认大屠杀的人。为了应对那场会议在国际上引起的强烈怒火，外交部指出此次会议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很多伊朗官员早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之前就已经表达了类似观点。尽管如此，伊朗国内一些人士依然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和伊朗外长在应对与处理这些事件上存在过失，为伊朗在国际关系上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件事深刻反映出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其他保守派人士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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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府所采取的官方立场一贯是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犹太主义，伊朗国内的犹太人仍然享有沙里亚法中对于“经书子民”的传统保护。在伊斯兰革命期间，特别是1978年9月8日这一天（黑色星期五），大批受枪伤的抗议示威者被送往德黑兰市内一所犹太医疗机构萨皮尔博士医院，由于是私营医院且不像其他医院那样受到秘密警察监控，那里的病人都得到了免费治疗。这所医院和阿亚图拉塔莱加尼（Ayatollah Taleqani）保持着良好关系，医院院长也因此收到霍梅尼从巴黎寄来的感谢信。1979年5月，霍梅尼在库姆接见由犹太社区领袖组成的小型代表团，他表示犹太教在伊朗具有悠久的渊源，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信仰层面上有共通之处，并感谢他们在伊斯兰革命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次会面被媒体广泛报道，也意味着在伊朗犹太人群体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划上了一道清晰界限，摒弃了伊朗犹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秘密间谍的理念。尽管如此，一些与伊朗当局有关的人仍然时不时地散布关于犹太人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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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犹太人群体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20年。彼时，亚述人征服了以色列王国北部，犹太人分散在米底王国的部分地区。《圣经》的《旧约》记载，波斯君主作为保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犹太人欢迎的。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重返耶路撒冷，并在那里重建神庙。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一种长期的宽容与小规模的迫害并存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出现，并在恺加王朝时期重演。同中东其他地区一样，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受宗教法律保护（这种程度的保护是犹太教徒在中世纪的欧洲不曾享有的），却没有穆斯林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同时又被某些人认为是不纯洁、不洁净的群体。如果伊朗境内的犹太教徒遇到困难，他们会向高级别教士申请保护，而这往往会成功，但级别较低的或边缘的教士可能会用反犹太言论煽动暴徒。19世纪，在大不里士、哈马丹和马什哈德就发生过针对犹太教徒的大屠杀。进入20世纪，欧洲反犹太主义对于伊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某些方面为既有偏见提供了虚假的科学权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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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文所述，当今伊朗依然生活着大量犹太人。而在中东其他地区已经基本看不到犹太人的身影，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宗教不宽容政策，他们基本上都已经移居美国、以色列，或是欧洲。今日的中东地区，出于对以色列的敌意和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反犹言论仍然随处可见，这一现象令人十分遗憾。然而，尽管现在的伊朗政府对于以色列所持的公开敌意要远甚于中东其他一些国家，但反犹言论在该国却并不常见。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反犹的历史，伊朗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是伊朗文化的核心特点。在伊朗，人道主义宽容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14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伊朗人对于犹太人持负面态度，但这已经是除以色列之外的中东地区国家中比例最低的，在土耳其这项数据为69%，巴勒斯坦地区则高达93%。尽管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其他一些人在大屠杀问题上摆出攻击性姿态，但也只有18%的伊朗人相信“犹太人仍然喋喋不休地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这一表述“可能是真的”，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则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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