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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于1968年签署以来，伊朗就以非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条约。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后，霍梅尼下令取消所有核项目（霍梅尼认为，核项目是前任国王虚荣奢靡的标志，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了解到萨达姆·侯赛因正在推进核武器计划时，伊朗也随即重启核计划。在那段时间，出于两伊战争时期政策方面的考量，以及战后安全层面的考量，拉夫桑贾尼在决定重启核计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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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当局曾反复表示会严格遵守之前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内容条款，承诺核能只会用于民用，并宣布核武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宗教立场。但近年来，外界对伊朗核计划意图的不确定和怀疑一直存在，尽管伊朗政府一再声明，西方国家和各国情报机构仍一直相信伊朗核计划意在制造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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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朗核计划的一个观点认为，就像一些人已经说过的那样，伊朗当局一直在欺骗公众，核项目的首要目的一定是制造核武器。但是也有理由认为这种论调过于笼统和绝对。伊朗政府所秉持的核武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宗教立场自霍梅尼时代开始就从未改变，毕竟伊朗还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本可以使用化学武器报复伊拉克，但却并没有这么做，这一事实为伊朗公开宣称的宗教立场增添了不少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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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用一种解释来中和两种不同观点，即伊朗当局的真实企图是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又不真的去制造此类武器。也就是说，伊朗需要拥有在短时间内（也许是一年，甚至更短时间）制造原子弹或者核弹头的原料和技术，以应对可能面临的入侵或大规模杀伤性炸弹袭击等严重安全威胁。这种能力对于外来入侵可以起到震慑作用，虽然比真正制造一个核武器的震慑力要低，但也比不具备此种能力要好得多。拥有这种能力也有利于伊朗避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承诺，因为一旦违反承诺，必将在联合国层面给伊朗造成严重后果。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德国，尽管也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内的无核武器国家，但也都被外界认为在事实上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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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伊朗人从来没有打算制造真正的核武器，而是将其所具有的威慑力作为一个极端选择。这种观点可能看起来模棱两可，但却不违反国际条约的相关表述，同时也是伊朗震慑外来进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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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严重威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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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并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合法国家，自从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对于那些否定以色列权利的组织给予支持，尤其是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同样也支持那些团体用暴力方式反对以色列。尽管激烈程度较低，但这也是另一个主要区域国家对于以色列安全的直接威胁（近年来，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主要局限于防御以色列军队层面，2015年夏天的报道称,伊朗完全停止了对哈马斯的经济资助）。以色列必须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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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官方态度自1979年以来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是伊朗同以色列的关系在事实上却发生了很多改变。如果以2016年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可能会有诸多奇怪之处，但是两伊战争期间，以色列曾是伊朗最可靠的武器及其零部件供应国，特别是随着战争不断深入，获取武器变得愈加困难的情况下（此种情况在两伊战争和伊朗门事件中有所提及）。两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国内如摩西·达扬（Moshe Dayan）等重要政治家纷纷要求美国修复同伊朗的关系并支持伊朗对抗伊拉克。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于1996年当选以色列总理以后炮制了更多来自伊朗方面的威胁，特别是在2003年萨达姆倒台（以色列之前将伊拉克视作更为严重的威胁）和艾哈迈迪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以后。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艾哈迈迪内贾德激化了伊朗对以色列的言论。内塔尼亚胡则以牙还牙，声称伊朗的核计划给以色列造成“生存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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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内有影响力的人物纷纷批评内塔尼亚胡过分夸大来自伊朗方面的威胁，暗指他本人应对激化两国紧张态势和强化彼此敌意负责。这其中包括两名摩萨德退休官员和一名来自以色列内部情报机构辛贝特(1)的退休领导人。事实上，即使伊朗已经拥有核武器（其实这已经是夸张的想象），依然很难想象这会对以色列的生存产生严重威胁。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率先使用核武器都无异于将一把匕首插入自己的喉咙。伊朗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器都会招致以色列发动毁灭性还击，同时事态还会因美国加入打击而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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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伊朗否定以色列的存在权对于后者来说依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鉴于两国间存在敌对关系，如果伊朗以任何形式获得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即使这种能力很弱或只在理论层面上存在，也都意味着以色列有效的核震慑能力的降低。伊朗对于以色列所采取的立场是伊斯兰革命的产物，这种立场考虑到巴勒斯坦人长久以来所承受的苦难，更是为了伊朗自身的外交利益。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能够有所缓和，哪怕是默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和停止资助暴力活动［就像围绕2003年“大谈盘”（Grand Bargain）的谈判中所暗示的那样］，无论伊朗还是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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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为何艾哈迈迪内贾德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会在伊朗国内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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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候选人电视直播辩论这一新现象的刺激，2009年6月总统大选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伊朗民众热情高涨，逐渐演变成人们所称的“绿色运动”。支持率领先的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不承认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的结果，并领导了这场运动。穆萨维曾在两伊战争时期担任伊朗总理，但自那以后他已退出政坛多年。这种公众情绪另一方面来自伊朗大选的前一年，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于伊朗国内希望结束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的改革派和温和派来说，奥巴马在执政的前6个月内推出的对伊朗“张开双手”政策，特别是他在2009年3月诺鲁兹节期间发出的极具开创性的信号仿佛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希望，要是这种希望也能从伊朗方面得到积极回应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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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票日前一天，穆萨维身后的改革运动正在不断壮大，而早前释放出的高投票率信号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表明那些曾抵制2005年总统选举且支持改革的选民已经改变了想法，转而参加此次总统选举投票。选票清点的结果也清晰地表明此次选举投票率很高，达到了85%，63%的选民将票投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远远超过50%的胜出门槛要求（如果低于50%就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者会进入第二轮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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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于这一投票结果立刻给予强烈回应。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随即认为有人为了保住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总统职位而故意对大选结果做了手脚。于是，人们头戴代表着穆萨维阵营的绿色头巾涌上德黑兰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道进行抗议示威。短短几天时间，抗议人群就增加到数十万人。在6月15日的星期一，示威人数估计已达百万之多。示威人群的数量之多以及来源之广仿佛在否定这样一个观点，即游行示威只是某个孤立群体的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欧洲和美国的新闻媒体满怀喜悦地报道称，这是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到晚间，伊朗人聚集在屋顶高声疾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此情此景仿佛1979年革命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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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证明总统选举结果是被人为操控的，也许真相永远都不会被人所知，但是一些情况的确令人生疑。选举结果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进行公布。与之前的选举结果情况都不同的是，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候选人的家乡选区对各位候选人有明显偏向。选举的几个月前，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这同之前的选举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在选举结果公之于众的几个小时前，警察和军队就已经走上街道，对游行示威活动进行预先阻止。他们环绕在内政部（选举结果将在这里发布）和穆萨维竞选总部周围，严重妨碍了反对派的通信往来和应对能力。结果一经公布，哈梅内伊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强硬表态，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当选伊朗总统，并声称这是一道神职判决令。在此前，伊朗最高领袖通常会等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承认选举结果后才发声，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3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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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生了以上林林总总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那就是在6月12日投票当天，许多选民为艾哈迈迪内贾德投下了他们的选票。一般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最强支持者来自保守的乡村选区和城市选区中的贫苦人群。那些既不信任伊朗当局又不信任具有城市气息的反对派候选人，同时也对改革派不抱幻想的选民将票投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因为，同其他政客不同的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外表和言行同他们更为相似，选民了解他并觉得他值得信任。许多伊朗人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对西方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并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计划的权利。在乡村，当局无论采用选举前增加工资的方式还是使用威胁手段都可以轻易控制选民。但是人们也不能推而广之（有人就过于极端）地将总统选举定义为已经城市化、西方化并表达自己主张的少数群体与相对沉默的来自乡村的多数群体之间的一场对抗。伊朗2009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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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殴打和逮捕的行为，当局也采取措施禁止对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报道，但抗议活动仍然持续着，伊朗民众也想方设法地将这一切通过脸书和推特等新兴网络渠道传播到伊朗境外。整个夏天，抗议者的愤怒都聚焦在内达·阿迦-索尔丹（Neda Agha-Soltan）事件上。内达是一名年轻女性，她在6月20日游行活动中遭枪击死亡。她的死亡过程被周围的人用手机拍摄记录下来，并立刻通过YouTube平台传遍世界。抗议示威活动时断时续地持续了几个月，常常利用政府举办的各项活动，并将其接管。例如9月18日，政府计划举行常规活动［圣城日（Qods day），即耶路撒冷日（Jerusalem Day）］向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民表示支持；11月4日，举行伊朗民众占领美国大使馆30周年纪念活动。被逮捕人数和在监狱看押人数不断攀升。整个夏天和秋天，伊朗国内充斥着在押抗议者被折磨和死亡的各种报道，预计死亡人员高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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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9日当天，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一位与改革运动有关的资深教士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享年87岁。12月21日，为他在库姆举行的葬礼再次引发抗议示威活动。支持政府的一伙流氓恶棍当街袭击了穆萨维和卡鲁比（6月参加总统选举的另一位改革派参选人）。12月27日是阿舒拉节，当天再次爆发游行活动。2010年2月11日（1979年革命胜利纪念日），伊朗政府针对反对派在重要日期、重大节日游行中破坏正式活动的这一做法采取了反制措施。政府在街道上部署了大批警察和巴斯基民兵，关闭互联网和手机网络，禁止除政府支持者以外的一切人员从外部进入阿扎迪广场。抗议示威者试图在2月14日再次举行集会，但仍然无法找到应对政府遏制措施的方法。事实上，这已经是设法组织集会的最后一次尝试了。强硬派政府领导层将穆萨维和卡鲁比居家监禁，直到（2016年8月）笔者写作此书时仍然如此。大批改革派人士在2009年6月之后纷纷远走他国，开始海外流亡的生活，但还有数不清的人仍然被关在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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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伊朗针对2009年的系列事件和民众对于“绿色运动”的态度举行民调。人们需要对各类民调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伊朗举行的民调（参与调查的民众对于调查是否匿名都很担心）。尽管如此，民调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59%表示相信2009年总统选举结果是准确的，没有发生舞弊行为；19%认为政府有舞弊行为；另有22%表示不了解情况或不愿发表评论。民调结果还显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城市民众更倾向于对2009年选举结果持怀疑态度。另外，民调还发现，在所有参与者中，将2009年系列事件定义为“绿色运动”的人数比例和定义为“煽动暴乱”（Sedition,伊朗政府对2009年抗议示威活动所使用的专有名词）的人数比例一模一样（都是28%）。尽管在伊朗境外仍然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人们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很大比例的伊朗人，可能是大多数伊朗人，都相信选举结果真实有效。这次选举造成了，或者至少反映了伊朗社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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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发表观点称，2009年选举结果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两位候选人穆萨维和艾哈迈迪内贾德之间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这种观点事实上是有误解的。穆萨维和他的改革派支持者并非寻求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但所发生的事情也绝非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带有西方色彩的事件进程向前推进。通过人为干预选举结果（公众广泛相信选举结果被人为操纵过），政府严重破坏了伊朗宪法的代表制，他们完全无视大选结果的事实，给伊斯兰共和国的政体本质造成了严重危机。例如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等知名人士公开对所发生的一切持批评态度。反对派参选人穆萨维和卡鲁比不断提出抗议。一些著名教士也对选举过程中的种种行为批评不断，其他教士则有选择性地保持缄默。这场政治危机不仅是伊朗当局与民众当中一个阶层之间的对峙，还是当局内部自身的一场危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被迫采取一种比以往更具偏向性的立场，并放弃了他的直属官僚机构将他个人地位置于日常政治工作之上的观念，同时他也更加依赖革命卫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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