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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生了以上林林总总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那就是在6月12日投票当天，许多选民为艾哈迈迪内贾德投下了他们的选票。一般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最强支持者来自保守的乡村选区和城市选区中的贫苦人群。那些既不信任伊朗当局又不信任具有城市气息的反对派候选人，同时也对改革派不抱幻想的选民将票投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因为，同其他政客不同的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外表和言行同他们更为相似，选民了解他并觉得他值得信任。许多伊朗人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对西方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并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计划的权利。在乡村，当局无论采用选举前增加工资的方式还是使用威胁手段都可以轻易控制选民。但是人们也不能推而广之（有人就过于极端）地将总统选举定义为已经城市化、西方化并表达自己主张的少数群体与相对沉默的来自乡村的多数群体之间的一场对抗。伊朗2009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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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殴打和逮捕的行为，当局也采取措施禁止对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报道，但抗议活动仍然持续着，伊朗民众也想方设法地将这一切通过脸书和推特等新兴网络渠道传播到伊朗境外。整个夏天，抗议者的愤怒都聚焦在内达·阿迦-索尔丹（Neda Agha-Soltan）事件上。内达是一名年轻女性，她在6月20日游行活动中遭枪击死亡。她的死亡过程被周围的人用手机拍摄记录下来，并立刻通过YouTube平台传遍世界。抗议示威活动时断时续地持续了几个月，常常利用政府举办的各项活动，并将其接管。例如9月18日，政府计划举行常规活动［圣城日（Qods day），即耶路撒冷日（Jerusalem Day）］向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民表示支持；11月4日，举行伊朗民众占领美国大使馆30周年纪念活动。被逮捕人数和在监狱看押人数不断攀升。整个夏天和秋天，伊朗国内充斥着在押抗议者被折磨和死亡的各种报道，预计死亡人员高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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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9日当天，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一位与改革运动有关的资深教士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享年87岁。12月21日，为他在库姆举行的葬礼再次引发抗议示威活动。支持政府的一伙流氓恶棍当街袭击了穆萨维和卡鲁比（6月参加总统选举的另一位改革派参选人）。12月27日是阿舒拉节，当天再次爆发游行活动。2010年2月11日（1979年革命胜利纪念日），伊朗政府针对反对派在重要日期、重大节日游行中破坏正式活动的这一做法采取了反制措施。政府在街道上部署了大批警察和巴斯基民兵，关闭互联网和手机网络，禁止除政府支持者以外的一切人员从外部进入阿扎迪广场。抗议示威者试图在2月14日再次举行集会，但仍然无法找到应对政府遏制措施的方法。事实上，这已经是设法组织集会的最后一次尝试了。强硬派政府领导层将穆萨维和卡鲁比居家监禁，直到（2016年8月）笔者写作此书时仍然如此。大批改革派人士在2009年6月之后纷纷远走他国，开始海外流亡的生活，但还有数不清的人仍然被关在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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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伊朗针对2009年的系列事件和民众对于“绿色运动”的态度举行民调。人们需要对各类民调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伊朗举行的民调（参与调查的民众对于调查是否匿名都很担心）。尽管如此，民调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59%表示相信2009年总统选举结果是准确的，没有发生舞弊行为；19%认为政府有舞弊行为；另有22%表示不了解情况或不愿发表评论。民调结果还显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城市民众更倾向于对2009年选举结果持怀疑态度。另外，民调还发现，在所有参与者中，将2009年系列事件定义为“绿色运动”的人数比例和定义为“煽动暴乱”（Sedition,伊朗政府对2009年抗议示威活动所使用的专有名词）的人数比例一模一样（都是28%）。尽管在伊朗境外仍然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人们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很大比例的伊朗人，可能是大多数伊朗人，都相信选举结果真实有效。这次选举造成了，或者至少反映了伊朗社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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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发表观点称，2009年选举结果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两位候选人穆萨维和艾哈迈迪内贾德之间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这种观点事实上是有误解的。穆萨维和他的改革派支持者并非寻求推翻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但所发生的事情也绝非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带有西方色彩的事件进程向前推进。通过人为干预选举结果（公众广泛相信选举结果被人为操纵过），政府严重破坏了伊朗宪法的代表制，他们完全无视大选结果的事实，给伊斯兰共和国的政体本质造成了严重危机。例如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等知名人士公开对所发生的一切持批评态度。反对派参选人穆萨维和卡鲁比不断提出抗议。一些著名教士也对选举过程中的种种行为批评不断，其他教士则有选择性地保持缄默。这场政治危机不仅是伊朗当局与民众当中一个阶层之间的对峙，还是当局内部自身的一场危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被迫采取一种比以往更具偏向性的立场，并放弃了他的直属官僚机构将他个人地位置于日常政治工作之上的观念，同时他也更加依赖革命卫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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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政治生活中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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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许多伊朗人简称为赛帕（Sepah）。该组织于1979年作为保卫革命政府的准军事化力量组建，直接听命于霍梅尼。建立之初，革命卫队的主要任务是同库尔德分裂势力和人民“圣战”者组织（MKO）作战。两伊战争爆发后，革命卫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转而成为伊朗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自那以后，伊朗政府开始大力宣传革命卫队在与萨达姆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种种胜利，不过革命卫队的确在许多关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承受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特别是在1986—1987年跨年的冬天进行的代号为“卡尔巴拉4” “卡尔巴拉5”的两次攻势中。在其他战斗中，革命卫队的伤亡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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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非常清楚，革命卫队绝不应当积极参与政治，然而宪法所赋予他们保卫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一切威胁的职责，为他们留下了一块灰色地带。在霍梅尼死后几年时间里，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1999年夏，几名卫队指挥官致信警告当时的总统哈塔米，如果政府不对德黑兰学生抗议示威活动采取必要措施，那么共和国卫队就将介入。虽然卫队最后并没有这么做，但是他们对于2009年因总统选举所导致的抗议游行的镇压在事实上加强了他们在伊朗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凭借哈梅内伊对其的依赖）。革命卫队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关系之密切在伊朗众所周知，无论是出任总统后还是先前担任德黑兰市长时，艾哈迈迪内贾德都多次为革命卫队输送利益，特别是在工程建设方面。2009年10月，一家与革命卫队相关联的公司以大约80亿美元的价格购得国家垄断的电信行业的控制股权，此举进一步加强了革命卫队在伊朗经济领域的作用。2011年秋，外部对于伊朗的制裁日益加剧。许多观察人士指出，革命卫队通过走私和在打破制裁的一系列行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尽管这种指控很难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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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卫队在伊朗政体中的角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这种政体的其他领域内却出现了多种意见。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出现在2009年总统选举期间，革命卫队前任指挥官莫赫森·雷扎伊公然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当哈梅内伊同艾哈迈迪内贾德闹翻之后，革命卫队选择站到哈梅内伊一边，而不是鲁莽且放肆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一边。共和国卫队指挥官们的意见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Suprem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伊朗体制内，占有很重的分量，但却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决议都是由集体进行决策。哈梅内伊依赖革命卫队，但由于哈梅内伊和宗教法学具有至高权力，因此革命卫队也依赖哈梅内伊，依赖宗教法学的各项原则。如果某一天革命卫队，或是卫队的某位高级指挥官突然介入并统治伊朗，这也并非不可想象。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军队传统与土耳其或者埃及有着天壤之别，在伊朗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军事政变或者军政府统治，因为此类事件一旦发生，将直接违背自1979年以来所形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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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卫队对于伊朗人具有双重重要性，这也反映出国内政治主张存在分歧。虽然许多人仍然将革命卫队视作两伊战争的英雄和伊朗独立的重要保障，但也另有许多人视其为执行伊斯兰共和国强硬路线的顽固且具有压迫性，有时甚至腐朽的政策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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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不是一个独裁者？究竟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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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包含多个不同的权力中心。它也包含多种西方民主国家特征，例如民选总统、民选议会、一整套司法体系、一个政府和各部行政长官，等等。然而，这些政府实体却往往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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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朗宪法的一种理解是，它试图同时迎合两种理念，即伊斯兰政府理念和人民主权的理念。在这两种理念之中，伊斯兰原则在宪法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办法被清晰地表述出来，而人民主权的原则却不见任何直接陈述。人民主权在宪法条文中是隐性的而非显性的。1979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伊斯兰原则是高于民主原则的。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限制、局限和滥用的情况，代议制政治对于事件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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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伊斯兰政治权威中最具学识的人是领袖（rahbar(2)），当前是由阿里·哈梅内伊担任。在西方出版物中，他通常被称作最高领袖。这一称谓也适用于伊朗国内，但在宪法中仅称之为领袖。领袖在伊朗国内拥有最高权力，他有权任命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武装部队指挥官和司法体系领导官员。总统和议会是经选举产生的，然而，候选人在选举前需要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这就使得权力再次落入领袖的掌控（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位人士组成，其中6人直接由领袖任命，其余6人由司法界推选。但司法界官员本身也由领袖选取）。审批过程非常残酷，有志参选总统的绝大多数人都会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淘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批。领袖还可以任命“星期五礼拜”（主麻日）的主持人、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国家宣传系统负责人。国家司法制度和伊斯兰指导部共同行使媒体审查职能，但是领袖及其幕僚能够以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为手段从而操控国家体系中的民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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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领袖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国家体系却并没有按照独裁制度运转，甚至在霍梅尼时期也没有。哈梅内伊将政府日常事务交由总统和各部部长负责，重要决策必须经集体讨论后才能作出。参与讨论的既包括他身边的幕僚集团（涉及外交和国防的重要决策），也涵盖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而哈梅内伊是该委员会主席。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统、外交部部长、所有武装部队指挥官和革命卫队指挥官。总统在国家体系内的作用是有限的。以往，每当总统试图抗衡最高领袖，或者试图分割部分权力时，最高领袖最终总能将其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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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远不能称伊朗为一个独裁国家，有时批评人士往往还提出相反的观点，即这种国家体系是各种权力中心混乱聚集而成的。革命卫队、总统、情报部门、军队、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相互角力又各自为政。这一现象有时也被用以解释伊朗为境外恐怖主义和叛乱团体提供支持的指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伊朗国内各个权力中心彼此无序争夺的景象更为明显，霍梅尼利用这种混乱来巩固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今日，很多权力中心还依然存在，但是伊朗政体已经发育成熟，而它们无一脱离控制。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首要机关，确保中央掌控政策，也确保维护国家权力和最高领导人权力。不安定因素在伊朗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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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依然不时举行。总统和议会由选举产生，这反映出（尽管无法完全反映）国内民意，各个职能部门人员不断更迭，从而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这一点很重要，绝不应该被轻易摈弃。但是最高领袖和他的幕僚集团出于伊斯兰教利益和维护国家体系的需要仍掌握最终话语权。从这一点看，伊朗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人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带有家长制作风的伊斯兰半民主国家”（a paternalistic Islamic subdemocracy），或者一个“伊斯兰化共和国”（an Islamic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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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鲁哈尼2013年当选总统对于伊朗来说有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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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内长久存在对于异见的管控，以及观察人士所谓的审查制度（情报部或者其他部门对于新闻、政治活动、境内外自由出入等行为的控制），在2013年6月总统选举拉开序幕前，最保险的预测莫过于这次选举将重演2009年总统选举的一幕，即通过在各个必要层面操控选举过程以确保当选者是同最高领袖及其核心幕僚保持一致的那位候选人。5月，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候选人名单时将拉夫桑贾尼排除在外，这仿佛印证了这一预测。这是一个震荡性事件——前总统遭到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的事实仿佛再次强调了伊朗国家体系发生右倾的程度之深。而拉夫桑贾尼貌似受到了自己对2009年总统大选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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