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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正确的是哪一种解释，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没有发现焚烧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由美国人牵头的“哈拉帕考古研究项目”（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对哈拉帕遗址进行持续研究，在摩亨佐—达罗，则是由来自德国亚琛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achen）和罗马意大利中东及远东研究所（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ISMEO）的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组成了德—意联合团队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地基从根本而言就是不一样的。哈拉帕无疑历史悠久，在成熟期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城市是由小聚落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其历史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但是，摩亨佐—达罗坐落在人工搭筑的平台上，建成时间更晚，而且几乎是一下子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人工搭筑的平台可能是为了防止印度河泛滥的洪水侵害城市：“人造平台长400米，宽200米，平台的大部分从建成起沉入冲积淤泥中7米深”，金特·乌尔班（Günter Urban）写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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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拉帕的发掘一直持续到现在，但遗憾的是，对摩亨佐—达罗更深层遗址的发掘已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高高的地下咸水水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下禁止一切对此遗址的发掘，后者自1974年起对遗址进行国际性的抢救工作。对摩亨佐—达罗的现代研究项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利用此前未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报告，重新对遗址进行详细的检查，以期发现可能被原发掘者忽略的规律；二是利用基本而言非侵入性的调查方法对遗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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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相机搭载着无人热气球对遗址进行航拍，并与之前的发掘中航拍的照片进行比较。特殊设计的“吸尘器”清理掉遗址表层松散的残骸，露出下层被掩埋的人造物。土层钻探已经深入地下18米，取出的土芯样本用来建立和分析占用年代、活动类型和环境数据。“举例来说，家庭垃圾一般是发灰的褐色，说明被火烧过”，赖特写道，而“浅棕色区域和灰色区域，特别是如果混有碎骨头和碎陶片，说明只是平常的家庭垃圾倾倒”。[45]经烧制的黏土在冷却过程中被磁化，因此磁力计作为钻探的替代手段，用于检测地面下烧制黏土的沉积物，由此找到被掩埋的陶窑和烧制砖。测量导电性的仪器通过检测土壤电阻区分其种类，并在上城区和下城区发现了两块长7米、宽6米、深6米的平台，高电阻由泥砖砌成，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就连分隔上下城区的被掩埋的空街道，都被检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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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者能看到的印度河字符的数量从1947年以来一直在增长。新的发现不仅来自新的印度河遗址的发掘，例如1990年在多拉维腊发现的疑似“签字板”；还来自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博物馆馆藏的探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数以百计的印章和铭文就被遗忘在博物馆里无人知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帕尔波拉这位不知疲倦的学者和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出版了三卷本的《印度河印章与铭文语料库》（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分别是1987年出版的《印度的收藏》、1991年的《巴基斯坦的藏品》和2010年的《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补遗》，用新的、高质量的图片替换了发掘时拍摄的原始照片。最终，对所有可能的解读者来说，基本上所有已知的印度河铭文都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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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因里希·谢里曼，一译海因里希·施里曼，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其考古发现使《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现天日，震惊了考古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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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莱尔·斯坦因，文献中亦有“司代诺”“司坦囊”译名，原籍匈牙利，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是现今多国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丰功伟绩”就是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敦煌藏经洞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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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歇尔原文使用的是“deserts of Turkestan”。按照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理解，斯坦因四次前往中亚地区探险，但其实他最主要的发现全部集中在中国境内，尤其是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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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hn Marshall，‘First Light on a Long-forgotten Civilisation：New Discoveries of an Unknown Prehistoric Past in India’，Illustrated London News，20. September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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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文使用“in extent”，但并未说明是周长还是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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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斯（“coss”或“kos”），是印度一个传统长度单位的音译，其具体长度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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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arles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Afghanistan，and the Punjab，vol. i（London，1842），pp. 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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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是“钵伐多国”，“钵伐多罗”可能是传抄纂误或西方汉学家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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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唐西域记》原文为“伽蓝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见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3页。“无忧王”即孔雀王朝阿育王，近代学者多将此地比定为哈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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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实坎宁安认为的“钵伐多国”在今查谟地区，而不是哈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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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即铁轨下方铺设的那层碎石子，起减震、防止铁轨位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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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lexander Cunningham，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v（Calcutta，1875），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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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sko Parpola，‘New Light on “Major Clark”’，in 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vol. iii：New Material，Untraced Objects，and Collections Outside India and Pakistan，ed. Asko Parpola，B. M. Pande and Petteri Koskikallio（Helsinki，2010），p.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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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00. 转引自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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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2.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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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2.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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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约合15.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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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7.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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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内有时译为“死丘”“死亡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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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89.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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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约合28厘米×14厘米×（6.4—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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