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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ita P. Wright，The Ancient Indus：Urbanism，Economy，and Society（Cambridge，2010），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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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克格尔—哈克拉河是一条跨印巴国境的间歇河，只在季风季节（雨季）降水充沛时出现，在巴基斯坦被称为哈克拉河，在印度被称为克格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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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ortimer Wheeler，The Indus Civilization，3rd edn（Cambridge，1968），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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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rshall，Mohenjo-daro，p.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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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Jean-François Jarrige，‘Mehrgarh：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ultures in Pakista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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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Jean-François Jarrige，‘Mehrgarh：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ultures in Pakista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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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Günter Urban，‘The Indus Civilization：The Story of a Discovery’，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p.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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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right，The Ancient Indus，pp.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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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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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3章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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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发现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尽管它们很重要，但这两个遗址明显不能定义印度河文明。自20世纪40年代起，数百个印度河定居点被发现或被发掘，它们在年代、大小和复杂度上差别极大。现代行政区划中，一个大国可能有首都、省会、城镇、乡村这样的等级序列，但没有学者能找到合理的印度河定居点等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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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是唯一一个考古时期横跨早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成熟期（公元前2600—前1900年）和晚期（公元前1900—前1700年）文明衰退时期的遗址。摩亨佐—达罗是五个城市中最大的一个，占地面积250公顷；哈拉帕第二，占地150公顷；之后是古吉拉特邦的多拉维腊，占地100公顷，以及哈里亚纳邦的拉基格里（Rakhigarhi），占地80公顷；最后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甘维里瓦拉，尚未发掘，但预计面积在80公顷左右。但是，印巴两国许多产生了重要考古发现的遗址却比这五个小得多，比如卡利班甘（11.5公顷）、洛塔尔（4.8公顷）、苏特卡根—多尔（4.5公顷）和小小的阿拉迪努（Allahdino）（1.4公顷）。城市中有最多的建筑物，这并不令人惊讶；建筑物的种类从拥有围墙和大门的“城堡”，到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再到街道和街道旁排布的有水井、浴室和下水道的普通房屋，多种多样。但即便是小一些的遗址，也往往能发现值得注意的建筑：在卡利班甘和苏特卡根—多尔各发现了一座“城堡”；沿海的洛塔尔有一个以砖块围成的矩形水池，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个造船厂；阿拉迪努没有防卫建筑，但却拥有一间房屋，里面出人意料地有三口直径在60—90厘米的水井。阿拉迪努还出土了一个珠宝储藏罐，可以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媲美；整个印度河地区发现的大型储藏罐一共只有五个，其中之一就是阿拉迪努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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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居点看上去大多有像摩亨佐—达罗一样的防洪平台，哪怕在一些小型定居点，比如卡利班甘和洛塔尔，也有所发现。这种平台由泥砖砌成，靠着一面由烧制砖砌成的墙，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时间才能建造起来。如果我们采用波赛尔的估算，即以一个劳动力一天搬运约1立方米的土为一个基本单位，那么摩亨佐—达罗的防洪平台需要400万个基本单位才能建成。即便是拥有一万名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也需要400天，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如果只有2500名劳动力，那就要差不多四年半。印度河文明中没有出现与埃及法老一样的权威，那么是什么驱动了这些劳动力进行劳作呢？马歇尔在1931年的考古报告中称（虽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防洪平台的存在，因为平台直到1964年才由戴尔斯发现）：“如果这些遗址中体现了什么清楚明白、确凿无疑的信息，那就是这里的人们肯定生活在对洪水永恒的恐惧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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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这些平台和建筑物的砖块数量惊人，它们肯定是在本地生产的。奇怪的是，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任何与印度河城市有关联的制砖遗址。据推测，砖块可能在郊区或乡村生产制造，就像现代的制砖业一样，因为砖窑工作会带来高温、排放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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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泥砖，还是公元前2600年首次用在建筑上的烧制砖，它们的制作工艺水平都很高。马歇尔记述，“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墙壁中，很少能看到次品砖”[2]。但他对砖块的外表并不买账：“没有一块砖经过脱模、削凿或塑形，让人看不出来任何建筑设计上的用意”——只有城市里精心修建的圆形水井所用的楔形砖块除外。[3]遗址中没有发现圆形的砖砌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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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瓦茨以英寸为单位给出了砖块的比例：房屋用砖大小为7厘米×14厘米×28厘米，城市外墙用的砖尺寸更大一些，为10厘米×20厘米×40厘米。[4]这两种砖块高、宽、长的比例都是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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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块尺寸上的统一，是不是源自国家法令或国内通行建筑规范呢？可能不是的，因为虽然梅赫尔格尔的砖块并没有采取这种比例，但这一比例确实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前就存在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特定的尺寸比例是砖石匠人为了建造建筑结构更结实、转角连接更牢固的城墙，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克诺耶评论称：“学者们一开始认为，砖块大小上的一致性体现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对尺寸和比例的认知结果，这些认知由建筑工人们一代代传下去，并随着专业工匠的迁徙逐渐传播到遥远的群体中去。”[5]但是1∶2∶4这个比例的意义或许远远超过习俗和实践。在房屋中房间的尺寸上，在屋子的规划上，在大型公共建筑上，甚至在摩亨佐—达罗的“堡垒”圆丘的整体规划上，都采用了这个比例。在马歇尔看来，广泛使用这个比例带来的结果是死气沉沉的。他在《摩亨佐—达罗》中关于城市建筑的一章的开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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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第一次穿行于摩亨佐—达罗的人都可能觉得，自己身处的遗址是现在兰开夏郡工业城镇的遗址。这种感觉来自周围绵延不绝的裸露的红砖结构，上面没有任何装饰，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体现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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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和比例上的一致性使早期的发掘者相信，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街道规划是网格状或棋盘状的，这种规律出现在古城市中让人大为吃惊。对于主要街道来说，这并没有错，特别是摩亨佐—达罗的下城区，但从细节上看，结果更为复杂。事实上，小一些的街巷并不是笔直的，通常曲折前行，房屋外墙也随着道路以不同的角度重建，但街区大路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笔直的。另外，城市外墙大多是弧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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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建有一座古老的佛教窣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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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第一大道”，摩亨佐—达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