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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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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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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即10个基本长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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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为这些彩陶器以沙袋为模具，在塑形过程中，内壁上必定留下袋子布料的压痕，所以它们的内壁就是布料印痕的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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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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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氧化铁（Fe2O3）、赤铁矿（主要成分是Fe2O3）、针铁矿（主要成分同为Fe2O3，只是晶体结构与赤铁矿不同）因含有大量三价铁离子，呈红色至红褐色。光玉髓是玉髓的红橙色变体，因其结构中含有前述三种物质（至少是其中之一），故呈现出从橙白色到红黑色的不同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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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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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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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以参考锔碗匠用的手钻，钻孔的时候用膝盖夹住打孔对象，钻头对准位置，一手扶钻一手拉弓带动钻头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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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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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考瓷器的烧制工艺，这里的赤陶环应该是起垫高底部、使镯子受热均匀、防止烧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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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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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种雕像多为裸女形象，后期也有裸男形象；注重突出和夸张生殖器官及相关部位，通常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产物，或者与人类繁衍、祈求丰收的巫术和仪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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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英文为“nautch”，传音自印地语（नाच）/乌尔都语（）。在源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舞蹈”，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由专门的女性舞者表演的宫廷舞蹈。莫卧儿帝国晚期，这种宫廷舞蹈兴盛一时，后来逐渐走出宫廷，在更广范围内传播。有些学者也用这个词指代印度教神庙中表演的舞女。表演舞蹈的舞女也被称为“nautch”或“nautchi girls”，她们因职业形成了一个阶层，或者说“种姓群体”，即“naut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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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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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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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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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印度河文明应当没有生产出瓷器，但有一些陶器与瓷器具有类似的硬度和光泽度。陶和瓷的主要区别在于原料不同，高温陶也能达到类似瓷器的效果，但很容易烧成玻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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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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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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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5章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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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印章图案中有数量和种类都令人惊讶的动物图像，这为印度河文明的农业提供了线索，其中有一些动物形象难以区分或者干脆是神秘生物，不过这也并不出乎意料。出土的动物遗骨同样给出了证明；植物遗存，比如碳化的谷粒、陶器和砖头内留存的植物茎叶和谷粒的痕迹等，也为推测印度河文明农业状况提供了帮助。不过，总体来说，还是“相当的零散”[1]，麦金托什这样注解到，如同以下三个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印章中，大象的形象出现得非常多，许多印度河文明遗址（除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以外，还有洛塔尔、卡利班甘以及其他遗址）也出土了大象的骨头，但印度河流域的大象到底有没有被驯化依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稻米在印度河流域的驯化时间肯定要晚于恒河流域，但现存的证据太少，完全不能确定先民们到底是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前开始驯化稻米，还是在成熟期，或者最有可能是在印度河文明晚期才开始驯化的——就是在公元前两千纪前期。至于谷物贮存，在梅赫尔格尔的一些泥砖建成的建筑物中发现了贮存谷物的有力证据，但惠勒认为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砖制“谷仓”看上去更像是有一些别的还未确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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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气候和河道网也有不确定性。很多当代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河流域古代的气候与现在的气候类似，但他们也承认，印度河和其他河流，比如古娑罗室伐底河，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河道和河口三角洲都有相当大的改变。印度河流域的农学家们又是如何应对常变的河流水文条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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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梅多如此总结这种方法：“传统上说，泛印度河谷（Greater Indus Valley）地区的农业并不依赖于精心设计的人工灌溉工程，而是通过周边的地形特征储存或排泄河流洪水，以实现对洪水的操纵。”[2]换句话说，印度河谷的农民们可能是以简单的手段实现存水和泄洪，并建立了存水的堤坝，但他们似乎并不像古埃及人那样在大坝和运河上花费巨大的精力。（另一方面，也许类似的水利设施曾经存在过，但在后世的侵蚀和地形转变中消失了。）桔槔或许就是“简单的手段”之一，这个装置由一个水桶和一个秤锤绕着支点组成，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在埃及尼罗河畔很常见。马歇尔认定，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一枚印章上描绘了一个男人使用桔槔的场景，“桔槔的秤锤位于吊杆末端，在这个男人脑后”[3]。尽管图案明显很概略，但他或许是对的。自然，在印度河泛滥平原之外的地方，先民建立水坝和蓄水池以降低河水流速、截留河道水流、存储淡水。有证据证明，在俾路支的山区，有一种叫作“gabarband”的石质建筑，它有点像水坝，拦山谷溪流或小河而建，可以同时截留土壤和水流。在多拉维腊发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存水系统，由石头造的水渠和蓄水池组成，有一个蓄水池深达5米，从边缘到池底有31级台阶。也许洛塔尔的所谓“造船厂”也是这样一种蓄水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