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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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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考瓷器的烧制工艺，这里的赤陶环应该是起垫高底部、使镯子受热均匀、防止烧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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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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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种雕像多为裸女形象，后期也有裸男形象；注重突出和夸张生殖器官及相关部位，通常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产物，或者与人类繁衍、祈求丰收的巫术和仪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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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英文为“nautch”，传音自印地语（नाच）/乌尔都语（）。在源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舞蹈”，后来也被用来称呼由专门的女性舞者表演的宫廷舞蹈。莫卧儿帝国晚期，这种宫廷舞蹈兴盛一时，后来逐渐走出宫廷，在更广范围内传播。有些学者也用这个词指代印度教神庙中表演的舞女。表演舞蹈的舞女也被称为“nautch”或“nautchi girls”，她们因职业形成了一个阶层，或者说“种姓群体”，即“naut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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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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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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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 to 1000. BC（London，1950），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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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印度河文明应当没有生产出瓷器，但有一些陶器与瓷器具有类似的硬度和光泽度。陶和瓷的主要区别在于原料不同，高温陶也能达到类似瓷器的效果，但很容易烧成玻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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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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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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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5章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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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印章图案中有数量和种类都令人惊讶的动物图像，这为印度河文明的农业提供了线索，其中有一些动物形象难以区分或者干脆是神秘生物，不过这也并不出乎意料。出土的动物遗骨同样给出了证明；植物遗存，比如碳化的谷粒、陶器和砖头内留存的植物茎叶和谷粒的痕迹等，也为推测印度河文明农业状况提供了帮助。不过，总体来说，还是“相当的零散”[1]，麦金托什这样注解到，如同以下三个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印章中，大象的形象出现得非常多，许多印度河文明遗址（除了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以外，还有洛塔尔、卡利班甘以及其他遗址）也出土了大象的骨头，但印度河流域的大象到底有没有被驯化依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稻米在印度河流域的驯化时间肯定要晚于恒河流域，但现存的证据太少，完全不能确定先民们到底是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前开始驯化稻米，还是在成熟期，或者最有可能是在印度河文明晚期才开始驯化的——就是在公元前两千纪前期。至于谷物贮存，在梅赫尔格尔的一些泥砖建成的建筑物中发现了贮存谷物的有力证据，但惠勒认为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砖制“谷仓”看上去更像是有一些别的还未确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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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气候和河道网也有不确定性。很多当代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河流域古代的气候与现在的气候类似，但他们也承认，印度河和其他河流，比如古娑罗室伐底河，在过去的五千年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河道和河口三角洲都有相当大的改变。印度河流域的农学家们又是如何应对常变的河流水文条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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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梅多如此总结这种方法：“传统上说，泛印度河谷（Greater Indus Valley）地区的农业并不依赖于精心设计的人工灌溉工程，而是通过周边的地形特征储存或排泄河流洪水，以实现对洪水的操纵。”[2]换句话说，印度河谷的农民们可能是以简单的手段实现存水和泄洪，并建立了存水的堤坝，但他们似乎并不像古埃及人那样在大坝和运河上花费巨大的精力。（另一方面，也许类似的水利设施曾经存在过，但在后世的侵蚀和地形转变中消失了。）桔槔或许就是“简单的手段”之一，这个装置由一个水桶和一个秤锤绕着支点组成，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在埃及尼罗河畔很常见。马歇尔认定，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一枚印章上描绘了一个男人使用桔槔的场景，“桔槔的秤锤位于吊杆末端，在这个男人脑后”[3]。尽管图案明显很概略，但他或许是对的。自然，在印度河泛滥平原之外的地方，先民建立水坝和蓄水池以降低河水流速、截留河道水流、存储淡水。有证据证明，在俾路支的山区，有一种叫作“gabarband”的石质建筑，它有点像水坝，拦山谷溪流或小河而建，可以同时截留土壤和水流。在多拉维腊发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存水系统，由石头造的水渠和蓄水池组成，有一个蓄水池深达5米，从边缘到池底有31级台阶。也许洛塔尔的所谓“造船厂”也是这样一种蓄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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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赤陶制还愿物品，出土于哈拉帕，包括瘤牛和一架带轮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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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河中进行淡水垂钓应当是相当普遍的行为，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许多房子的遗存中出土了铜制鱼钩。当时的人们应当也用了渔网；在哈拉帕出土的一片陶片上就有这样的场景。渔网的配重应当是陶坠，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定居点，都有这种陶坠出土。在哈拉帕出土了相当多的海鱼骨，这说明当时从沿海地区捕捞的海水鱼可以被运送到相当深入的内陆地区，据此推测这些鱼可能是先晒干再进行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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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当时人们在洪峰退去后的两个时节种植谷物，即冬季和露季，以及夏季和雨季（季风季）。有些地方土地肥沃，种子可以直接播撒；有些地方则需要先犁地。目前考古发掘并未出土犁具，但巴纳瓦里出土了一个陶制的犁玩具，瑙舍罗出土了黏土制的牛轭小模型，更有许许多多牛车的陶土模型，这些都证明了犁的存在。另外，考古学家们研究了家牛的遗骨，从中发现了非常典型的病理学特征，这些病征是拉车或犁地等体力劳动导致的。在卡利班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已犁田地，这块田地的遗址上反映出的犁地方法与当地现存的耕作方法颇为相似。人们先以较窄的宽度沿一个方向犁地，然后在垂直的方向上以较宽的宽度再犁一遍。现在，人们在窄犁沟中种硬皮豆（horsegram，学名Macrotyloma uniflorum），在宽犁沟中种芥末，而芥末正是印度河文明种植的农作物之一。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时期，卡利班甘地区栽种的也是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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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也提到了，印度河文明种植的作物多种多样。但是这些作物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段被培育出来的。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大麦和豆类（pulses），即西亚系驯养作物，这些作物从西欧到印度河地区均有分布。到成熟期晚期，或者印度河文明末期时，人们种植了一些新作物——几种粟米，还有稻子。但古吉拉特地区的人们可能早已开始种植这些“新”作物了，其培育史甚至可以上溯到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刚开始的时候。粟米和稻子可以在洪水泛滥后种植，因此比小麦与大麦更能适应季风性气候。它们的种植改变了已有农耕区的作物产量，并开发出了新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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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粟原产自非洲，约公元前四千纪由阿拉伯人驯化。粟米通过阿曼与印度河文明的贸易通道，从阿拉伯半岛传播至印度河地区。今时今日，在印度次大陆，粟的印地—乌尔都语名称已是耳熟能详，如“jowar”（高粱，Sorghum bicolor）、“bajra”（珍珠稷，Pennisetum typhoideum）和“ragi”（龙爪稷，Eleusine coracana）。波赛尔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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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物[粟]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夏季作物，可以在西南季风地带丰产，而小麦和大麦是冬季作物，在季风地区并不高产。因此，粟可以让粮食作物实现一年双收甚至全年产出。对史前食物供给来说，粟即便不是举足轻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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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印度河文明先民何时开始培育稻米是个更复杂的问题。许多关于印度河文明的书籍，包括马歇尔1931年的那本学术研究著作《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都没有提到稻米，或者只是一笔带过，因为大家认为能证明印度河先民培育稻米的证据太微不足道了。一个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情况是，稻米原本就是南亚和东亚部分地区的原生物种，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河谷地区就包括在内；换句话说，在被人类驯化之前，它原本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在古吉拉特、洛塔尔和伦格布尔（Rangpur），印度河文明的陶器里发现了烧焦的稻米壳，陶器上也留有稻米壳和叶子的痕迹。但是，从一些学术研究——至少是从内奥米·米勒（Naomi Miller）的研究结果看，这个事实并不能推定出稻米的驯化。米勒认为，这些“稻米”是野水稻，在这片草场上进食的牛群把它们吃下去，将稻谷壳和草叶通过粪便排出，当时的人们捡拾牛粪做燃料或做陶器的控温材料，才产生了陶器上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