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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哈拉帕出土的陶制狗塑像，脖子上戴着项圈。这暗示了狗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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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Canis familiaris）在印度河文明的家庭生活中极为常见，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发现的遗骸和图像中得到证实。在摩亨佐—达罗的一所房屋中，出土了一副狗骨架。研究过这幅骨架后，动物学家们这样说：“现在，在印度的每个村庄里，都家养或散养犬只，这种狗也在遗址周围生活着。出土的遗骨与这一犬种的骨骼并无二致。”[10]1931年马歇尔的考古报告中记录了这个结论。在出土的小雕像和小塑像中，狗常常戴着项圈；其中，有一只很明显是宠物狗，另一只则是做乞讨动作的表演犬，另有一只斗犬，还有一只似乎是猎犬——它的嘴里叼着一只猎物。也许，印度河文明的猎人们捕捉、训练，甚至曾经出口野生的红狗（red dog），因为在楔形文字中，提到了美卢哈来的“斑点狗”或“红狗”。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块强胡—达罗的砖块，当它被放在阳光下晒干时，一只狗追着一只猫跑过，在上面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些脚印随砖块保留至今。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猫是否也像狗那样被驯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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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流域的先民猎杀大象以获取肉和象牙，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他们把获得的象牙雕刻成装饰品、赌博用品以及镶嵌物。在出土印章和其他图像中，大象的形象基本不与人类骑手一同出现。这也许说明，当时的人们并未将大象用于重劳动——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的印度正相反。不过，有一枚印章上的大象背上有一块布料，可能是一种披挂。在哈拉帕出土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陶象头，可能是一个玩具或者陶偶。这个象头上残留着颜料的痕迹，红色和白色的条纹横贯大象脸部。这种装饰不禁让人联想到印度现存的传统，在节日场合或宗教仪式上，人们也会给大象脸上画纹饰。因此，印度河文明也可能已经驯化了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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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哈拉帕出土的一个陶制象头。在这个象头的脸部有彩色颜料的痕迹，令人联想到当代南亚地区在大象脸上涂色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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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旁遮普地区是印度次大陆最早驯化马（Equus caballus）的地方，时间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有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不过这个时间比印度河文明消失的时间还要晚。而一小部分研究者力争，马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就已经存在了。这部分研究者大多来自印度，其中就包括恰克拉巴蒂和S.P.笈多（S. P. Gupta）。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马的驯化具有政治意涵。因此，对于印度次大陆居民到底什么时候驯化了马匹，各方争论不休。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没有出现马的明确图像，不过如果出土了马的骨头，也能让人信服。梅多对出土的马科动物遗骸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认为，这些来自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或更早时代的骨头，最可能是中亚野驴的而不是马的。中亚野驴又叫蒙古野驴[11]，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长得很像现在的驴子。中亚野驴是生活在南亚北部的本土物种，但马[12]的祖先是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生活在乌克兰到蒙古的草原地带。麦金托什指出：“从形态上讲，[中亚野驴和普氏野马]这两个物种很相似，通常很难区分它们的骨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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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印度河文明可以利用的植物和动物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当时的人们如何食用这些动植物呢？很可惜，这方面的证据相当稀少。举例来说，遗址中发现了少量古蔬菜的遗存，但就像克诺耶说的那样，“没什么精心烹饪的痕迹保留下来”。因此，要重现印度河文明的食谱，就只能依赖于已知的当时城市菜市场中可能有的食物种类，以及原产于印度次大陆的蔬菜、水果、坚果、蜂蜜等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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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南亚草原驴，即中亚野驴。这种野驴外观看上去与驴子相近，但骨骼与马的祖先很像。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出土了野驴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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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诺耶猜测道：“小麦应当是大部分饮食的基础，但烤大麦、炖煮或油炸的兵豆、鹰嘴豆粉、烘焙过的植物块茎以及种类众多的野生谷物也可能用来制作主食”——或许还包括大米。“肉类的烹饪方法可能有烘烤、炙烤、炖、炸，甚至可能与草药和香料混在一起剁成肉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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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馅中具体使用的草药和香料基本只能靠推测，北印度可能用的是野生的罗勒、芫荽、大蒜、洋葱、姜、姜黄、肉桂、葫芦巴和小茴香，南印度则是丁香[15]、小豆蔻、肉豆蔻和各种黑胡椒。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公元前三千纪前后的印度河流域先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些在吠陀文书中出现的、在后世大受欢迎的香料。在古代，无论是地中海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是整个亚洲，远途运输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不过现在的人们有些忽略这一事实。如果美卢哈在如此遥远的古代就能与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成功的贸易往来（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在印度河文明的临海定居点，比如洛塔尔和多拉维腊，可以方便地经由阿拉伯海的航路抵达南方的印度半岛沿海地区，因此，在这些地方出现南印度的香料也并非不可能。可以想象，即便在内陆地区如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印度河文明的厨师们也可以用次大陆“舶来品”为他们的菜色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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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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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Meadow，‘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the Greater Indus Valley，7th-2nd Millennium BC’，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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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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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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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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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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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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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指瘤牛背上的“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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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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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 B. Seymour Sewell and B. S. Guha，‘Zoological Remains’，in Marshall，Mohenjo-daro，p.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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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中文学名为中亚野驴，有五个亚种（其中一个已灭绝），指名亚种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英文“onager”取自波斯亚种（E. H. onager）的亚种名并指称整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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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文在这里强调了“家马”（domestic horse），但中文并不会这样指称“Equus caballus”这一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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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