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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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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指瘤牛背上的“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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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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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 B. Seymour Sewell and B. S. Guha，‘Zoological Remains’，in Marshall，Mohenjo-daro，p.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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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中文学名为中亚野驴，有五个亚种（其中一个已灭绝），指名亚种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英文“onager”取自波斯亚种（E. H. onager）的亚种名并指称整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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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文在这里强调了“家马”（domestic horse），但中文并不会这样指称“Equus caballus”这一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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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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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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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里指的不是观赏用的紫丁香（lilac，Syringa oblata），而是可以入药、做香料的丁子香（clove，Syzygium aroma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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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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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6章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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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明的贸易事业分布得相当广泛。在每年的季风雨季结束后，山区的山体滑坡停止、平原上肆虐的洪水退去、泥泞的道路变干、人畜可以通行时，人们才能把商品从偏远的腹地或毗邻城市的区域转运到城市中。在印度河谷当地，瘤牛牵拉的牛车队运送重型货物，运输工挑着扁担运送相对轻一些的、装在筐里的货物。从印度河谷以西的高地和高原上，以牛、绵羊、山羊（而不是骆驼和马）为驮兽的商队运来铜、宝石、羊毛、水果和坚果。此外，与印度河谷进行远途贸易的地区中，西有俾路支的部分地区、东有拉贾斯坦地区的阿拉瓦利山脉（两地都是铜矿石产地），沿海有古吉拉特海岸地区和莫克兰海岸（海贝的来源），还有马哈拉施特拉北部（光玉髓开采地）和阿富汗（青金石的主产地）。经由商船，印度河文明与更遥远的地区进行贸易，在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土了印度河文明的珠宝、砝码、印章，还有其他物品。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一篇楔形文字铭文中，当时的阿卡德统治者萨尔贡王夸耀称，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王国的首都阿卡德，云集了来自迪尔蒙（Dilmun）、美根（Magan）和美卢哈的商船。据推测，迪尔蒙对应的是今天的巴林，美根可能是今天的阿联酋[1]和阿曼，而美卢哈指的就是印度河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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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明的贸易网将一件货品从出产地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南部古吉拉特沿海地区出产的海鱼被运到哈拉帕。在强胡—达罗、摩亨佐—达罗、哈拉帕，甚至北至今天阿富汗北部边境的肖尔特尕伊，都发现了马哈拉施特拉北部出产的光玉髓——这种宝石也理所应当地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许多原材料，例如铜矿石、皂石、贝壳，并不只有一个原产地，多个原产地并存的情况促进贸易网络发展、扩大，并刺激了经济发展和竞争。四五千年前那些无名的贸易人横渡河流，翻山越岭，穿越沙漠，甚至远渡重洋，现在很难想象出他们到底面临多少挑战和艰险。普通的印度河文明居民，特别是那些住在农村里的，最多只需要离家几公里就能下田劳作、喂养牲畜、为生火或建筑砍柴伐木，但他们或许也曾目睹从数百公里外的某个中心城市跋涉而来的旅者们，或目送他们返回遥远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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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坐落在阿姆河畔的肖尔特尕伊距离哈拉帕超过600公里，距离摩亨佐—达罗约1000公里，距离洛塔尔的港口更有1500公里之远。然而，它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定居点，实际上是印度河文明的一个殖民地。毛里西奥·托西（Maurizio Tosi）在自己的文章中称，“（这里）完全具备了哈拉帕式建筑群的所有标准特征”[2]。1976年这一遗址被发现，发掘者们在遗址中找到了光玉髓珠和青金石珠、铜制品、陶偶和陶车模型、贝壳串成的手镯，以及一枚有犀牛图案的印章。建筑所用的砖块的长宽高比例完全依照典型的印度河文明比例[3]。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被犁过的田地，里面撒有亚麻种子，还有灌溉水渠，说明那时这里已有农业。然而，肖尔特尕伊处在这样遥远的位置，说明它存在的真正意义（raison d’être）也许并不寻常。一开始，它可能只是一个贸易地点，用来交易阿富汗北部出产的矿产，主要有青金石和包括金在内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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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控制和运作这样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曾经铸造钱币；而学界尚未对印章上文字的解读达成一致，也就没有办法像苏美尔文字那样，把印度河文字中的任何一个符号划归为货币的表示方法。在苏美尔文字中，一个斧子的象形图代表“gin”，在苏美尔语中，这个词即指斧子，也指“谢克尔”这个货币单位。不过，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从印章图像和砝码中，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贸易体系受到管理，图像和其他原始资料中还能找到体现贸易运输途径的更清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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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塔尔，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超过一百枚泥签，这些泥签上面都盖有印章。泥签出土地曾发生的火灾焚毁了旁边的一座大房子，不过这些泥签却因祸得福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些印章的图案中，最常出现的是独角兽，其次是大象和一些卍字符[4]。最具启发性的一点在于，有许多泥签上盖着不止一个印章，甚至有几个盖了四个印章。一般来说，新的印章会覆盖前一个印章上的动物图案，但在某几个泥签上，独角兽的角和同样的文字重叠出现，很明显是重叠盖了几个独角兽图案的印章。克诺耶认为，根据这些盖有多个印章的泥签，可以对印度河文明贸易的组织方式做出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可能性是，在单一一项商业交易中，存在着不同（可能多达四个）的所有者；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在某包货物得以进口或出口前，需要数位官员（也许是海关官员？）对其内容物进行查验和核对，然后才可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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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洛塔尔出土了一枚印有印章的泥签，印章中有大象的图案。这枚泥签因受火烧而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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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砝码用途的一般性解读是，较轻的砝码用来称量贵宝石、金属、香水以及其他价值极高的物品，在日常商业交易中使用；较重的砝码用来称量大宗商品，比如谷物。然而，克诺耶提出，这种解读并不适用于印度河文明，因为印度河文明定居点中几乎没有发现砝码。他辩称，这些砝码应当用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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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一套七枚燧石制砝码，出土于阿拉迪努。砝码系统体现了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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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最近对哈拉帕的发掘可知，城门入口处发现的砝码最多，此处应当是入城货物称重、计税的地方。较小定居点中的税收员或村中耆老应当只需要一两套砝码，以对珍贵的商品或出产征收税贡。最后，最大的砝码都仅出土自城市中心，这与称量周边村落和市镇上缴的贡物不谋而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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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运输途径。从出土的玩具车和现在印度河谷地区使用的推车来看，印度河文明的先民们可能设计了牛车用于平原运输。陶土制成的玩具车并非只有单一的设计：有些玩具车的车板和车斗侧边是固定的，有些则由空车架和利用孔洞拆装的侧边组成。印度河文明真实的车子应当都是由木头制成，可能配有皮革和筋腱制成的轭具。在克诺耶看来，与现在信德地区仍然在使用的牛车相同，当时车子上安装的沉重的轮轴和硬质车轮是一体转动的：“这种简单的结构相当适合在广袤的沙地平原上使用，在这里，车辆转大弯是常态，也没有人会被吱扭作响的轮轴吵到。”[6]哈拉帕遗址的街道上保存了车辙的痕迹，由此可知当时实际使用的运输车的轮距是1.6米，最多或可运送重达1870千克的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