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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古证据也比较复杂，因为有一些文物上存在着并非印度河文明的元素，可能是在融合了美索不达米亚当地的文化后产生的。举例而言，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一些光玉髓珠上刻有楔形文字，但印度河地区出土的光玉髓珠上从不会刻印度河文字。（其中两枚珠子是阿卡德王舒尔吉[15]供奉给宁格尔女神[16]的，是他攻打苏萨[17]的战利品。）之后出现的“迪尔蒙型”图章是模仿前文所述“海湾型”图章发展而来的，上面的图案受美索不达米亚雕刻影响，而不是印度河风格，并且也没有任何铭文。整体上看，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可能是某个受印度河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双重影响的地区的产物”，亚述学家C.J.加德（C. J. Gadd）早在1932年就做了这样的推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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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楔形文字铭文提供的线索比较模糊。如果像大部分人接受的那样，把楔形文字中的“美卢哈”认定为印度河文明，那么印度河地区是美索不达米亚奢侈品的来源地之一这个事实就很清楚了。恩基（Enki）和宁胡尔萨格（Ninhursag）的故事是一则非常著名的苏美尔神话，其中提到美卢哈产光玉髓。[19]拉格什（Lagash）王古地亚（Gudea）于公元前2144—前2124年在位，他的一则铭文中提到，在建造位于拉格什的主庙时，用到了光玉髓、金屑以及其他美卢哈来的奢侈品。据帕尔波拉判断，这些奢侈品中可能包括水牛，是进献给阿卡德王萨尔贡的皇家礼品。之前已经提到，萨尔贡王在首都阿卡德接待了来自美卢哈的商船。并没有文字记录能够说明这些船上载有水牛，但帕尔波拉论述称，水牛见于印度河印章而不见于美索不达米亚艺术，直到两地开始贸易，水牛才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作品中。公元前2300年左右，水牛突然取代了野原牛（aurochs bull）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关键的“比斗”画面中，而这恰恰在萨尔贡王漫长的统治时期内。在此时期的一幅“比斗”画面中，一个战士（或许就是国王）刺穿了一头野兽，以彰显他的力量。如果帕尔波拉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从印度河谷来的商船一定足够宽敞和结实，才能够运送水牛这样的大型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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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地区来的商人和工匠是否曾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证据依旧不够充分，但已经能很明显地表示出他们曾经定居于此。首先，肯定是当地的印度河工匠使印度河风格与本地审美相融合。多面切割的有孔光玉髓珠和梨形带装饰光玉髓珠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独有的款式，也许是在本地需求下产生的。克诺耶写道：“这些线索说明，印度河谷来的商贩或贸易人可能在乌尔这样的城市内开设商铺，销售自己的产品，并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加工生产。”[20]乌尔城的发掘者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在自己的《“迦勒底的”乌尔》（Ur “of the Chaldees”）一书中这样写道：“最晚在阿卡德王朝时期，苏美尔和印度河谷间的贸易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已经有了来自印度河谷的代理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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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证据也支持这种观点。数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楔形文字铭文都将一个村庄称为美卢哈，这个村子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拉格什附近。要么这个村子叫美卢哈，要么就是那里的一些人被称作美卢哈；后一种推测更有可能，因为那个村子还有个名字叫古阿巴（Guabba）。这个村子有4272名女性和1800个孩童，都在拉格什做织工。这个“美卢哈村”可能是来自印度河文明的织工流徙海外后的定居点，他们在印度河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直接贸易开始衰落时定居于此。来自萨尔贡王时期的一枚柱形阿卡德印章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这枚印章上的图案描绘了一个可能是国王或者宗教长老的显贵人物，正坐着接见两个站着的来访者。一个留着胡子的侏儒出现在这个显贵人物的膝盖上方，扭头面对着他。第一个来访者看上去在以手势向坐着的显贵致意，那手势与侏儒的手势一样。印章上的楔形文字释读如下：“su-i-li-su / eme-bal me-luh-ha”，翻译为“Su-ilisu，美卢哈语翻译”，这或许是那个侏儒的名字（也有不同观点）。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任何其他关于“Su-ilisu”的信息。赖特推测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他和其他美卢哈人一样，也与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某种密切的联系”，也许他一开始是一位来自印度河地区的商人，学习了如何说阿卡德语，然后就“干起了翻译这个新活计”，为他的美卢哈商人同胞们翻译。[22]相对应地，他也有可能是说阿卡德语的本地人，发现了学习美卢哈语言所带来的商机。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独特的印章都为学者们带来一丝希望，也许未来的某一天，美索不达米亚会发掘出解读印度河文字的“圣杯”：一枚同时写有楔形文字和印度河文字的双语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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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这种铭文的概率很小，那么在印度河地区发现类似铭文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知道，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证据可能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印度河谷，类似的证据实际上就不存在。克诺耶称，“在印度河地区，从未发现过任何产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物品”。[23]帕尔波拉也说，“在大印度河谷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具有明显西亚血统的物品，是一件在洛塔尔出土的‘迪尔蒙型’印章”，而洛塔尔肯定与迪尔蒙（巴林）有贸易往来。[24]其他学者的标准要稍稍宽松一点。拉特纳格尔认为，在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多拉维腊和洛塔尔发现的几枚柱状砝码肯定是在美索不达米亚造出来的，因为它们的形制与美索不达米亚砝码相似。但要通过这种形制上的相似得出这些砝码起源的肯定结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马歇尔作为摩亨佐—达罗柱状砝码的发现者，十分谨慎地提道：“这种样式的砝码在埃及使用……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大量发现……在埃兰（Elam）也相当普遍。”[25]乌尔城发现的那枚方形砝码与强胡—达罗出土的一枚砝码几乎一模一样，而印度河遗址发现的柱状砝码在美索不达米亚却并没有十分相似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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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印度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交流。这枚阿卡德柱形印章（左上）出自萨尔贡王时期（公元前2334—前2279年），其印文（右上）和印文的线描图（下方）中可见楔形文字铭文：“Su-ilisu，美卢哈语翻译”。美卢哈是阿卡德语中印度河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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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商人似乎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许还有古阿巴村）定居和工作，如果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和工匠也这样，亲身在印度河城市中居住和工作，那么研究印度河文明的考古学家们一定期望能发掘出楔形文字计数板、柱形印章以及印章印痕，类似的物品在美索不达米亚十分常见。然而，印度河城市中丝毫没有楔形文字的踪影，仅有的几个柱形印章无论从样式还是使用上，都与美索不达米亚印章并无相似之处；相比在印度河谷工作的美索不达米亚商人，它们更可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做生意的印度河商人的所有物。这类证据的缺乏其实恰恰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们最远只航行到波斯湾一带，而没有亲自到过印度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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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商人们能从开辟和维护这一国际贸易中获得什么？他们需要和青睐什么样的美索不达米亚产品？无论答案是什么，进口而来的物品一定都不易保存，所以考古学家们无法发现它们的踪影。看上去这些物品里不应该包括太多食物，因为印度河先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了，但是像今天的南亚一样，他们也可能会从波斯湾（阿曼）进口椰枣（dates）。金属和半宝石看上去也不太像是进口物品，因为印度河地区已有大多数金属和光玉髓及青金石一类宝石的出产地，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推测，他们会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口银，可能还会从波斯湾进口珍珠。不过，纺织品，特别是羊毛制品，可能是进口的对象。前面已经说过，印度河先民并不生产羊毛，这很明确，相对地，美索不达米亚人成规模地生产羊毛织物，这可能是当时最好的贸易品。另外一宗进口货物可能是香料。现存最早的燃香记录是在古埃及，后来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看上去也传到了印度河文明，在独角兽图案的印度河印章上，常有一个不能辨认的物品出现在独角兽旁边，有可能就是香炉。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材料中，羊毛和香料都以出口商品的形式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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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这份对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描述并不尽如人意。贸易和贸易网络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就在印度河地区发展起来了，并在将印度河城市、乡镇、村庄联结形成一个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一贸易唯一也是最大的组成部分——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看上去却高度向美索不达米亚倾斜。如同麦金托什所说，“在这幅图景中央豁开了一个空洞”，因为“印度河居民显然没有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中获得任何东西，而从波斯湾其他地区也只获得了少量的物品”。[26]印度河地区的表观经济回报这么低，美索不达米亚方面也没有与印度河地区的直接联系（更别说他们在印度河谷的定居点了），很难推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如何通过贸易在印度河文明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印度河文明形成时，还是公元前两千纪前期印度河文明衰落时。几乎可以肯定，苏美尔文明影响了印度河文明的艺术、社会和宗教；但要说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其他印度河城市受美索不达米亚的物质财富刺激，而发展至“成熟期”，那很有可能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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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原文写的是“Makran”，但很明显并不可能。根据考古学家推测，铭文中的美根（Magan或Makkan）文明在现在的阿联酋和阿曼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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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urizio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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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前文提到的1：2：4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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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卍字符，音“万字符”，中文语境中也多以“万字符”称呼这种符号，本书正文均写作“卍字符”。万字符有左旋（卍）和右旋（卐）两种，很早便出现在欧亚大陆各地，并有吉祥、光明、安康之意，有学者认为古代印度—雅利安人是最早使用这种符号的人群。英文中称其为“swastika”，来自梵语स्वस्तिक（svástika）；印度教中将右旋万字（卐）称为“swastika”，而将左旋万字（卍）称为“saustika”。后来因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便将旋转45°的右旋万字符作为纳粹的标志。本书第8章还会再讲到这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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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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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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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长舵桨原文为“steering oar”，短桨原文为“paddle”。“oar”指的是杆长、仅一头扁平的桨，而“paddle”指的是杆短、一头或两头均可有扁平部分的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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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or Heyerdahl，The Tigris Expedition：In Search of Our Beginnings（London，1980），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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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rian Fagan，Beyond the Blue Horizon：How the Earliest Mariners Unlocked the Secrets of the Oceans（London，2012），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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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ne R. McIntosh，The Ancient Indus Valley：New Perspectives（Santa Barbara，CA，2008），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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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hereen Ratnagar，Trading Encounters：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Indus in the Bronze Age（New Delhi，2004），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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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拉伯语中，（tell）指山丘、小丘，所以“Tell Ahaimir”可意译为“阿海米尔丘”。本书译文中尽可能将地名中“tell”“tepe”“depe”一类词汇还原为其“丘”“土丘”的本意，再加翻译；有些学者会在中文中省略“丘”的翻译，而直接将地名中真正为“名”的部分音译，此时“Tell Ahaimir”便会被直接译为“阿海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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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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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ans J. Nissen，‘Early Civilizations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