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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这枚卡利班甘出土的柱形印章上，雕刻出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争斗的场景。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极少出现暴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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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托什的推测相当有说服力。她认为，实际上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就是印度河先民根本没有必要拿起武器抵御外敌，因为“他们天生并没有什么敌人”。[8]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食物和原材料，所以也没有动机去侵占别的土地。会有谁来攻击他们呢？他们与西边的俾路支人相处融洽，因为他们在梅赫尔格尔和苏特卡根—多尔都建有定居点；同理，从肖尔特尕伊定居点推测，他们与北方和西北的阿富汗人关系也不错；东边的拉贾斯坦多沙漠，还有阿拉瓦利山脉，地广人稀。只有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印度河先民们才有可能遇到来自海上的攻击，比如海盗的侵袭。但是，他们掌握着相当成熟的航海技术，应当能够保卫好自己。麦金托什据此宣称，“或许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南方沿海地区发现重装的城镇”；惠勒也认同这一观点。[9]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文明与它的经济往来卓有成效，两地之间又隔着群山，相对来说比较遥远，而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早就陷在与周边地区的征战中不可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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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印度河城市的地基中存在防洪平台，这能够进一步证明印度河文明有一个中央政权。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要建造摩亨佐—达罗的大平台，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协作，这种协作肯定是在印度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威胁下产生的。没有证据显示印度河文明存在奴隶制，因此可以推测，为了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哪怕是自愿劳作，也需要一个中央政府动员、指导、监管才行。普遍认为，古埃及吉萨金字塔是由一个强有力统治者建立的，而且没有使用奴隶。它与摩亨佐—达罗都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建设而成，恰恰可以用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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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内部和周边广袤土地上卓越的商贸网络也佐证了中央政权的存在。可以推测，要维持这样一个贸易网络，需要如下两个条件：可能由税收进行维护的基础设施，比如定居点间最基本的道路；以及某种可以保证商业协议有效性的监管体系，哪怕某人在洛塔尔做生意，下一站要前往遥远的哈拉帕或者更远一些的肖尔特尕伊，他所作的商业协定依旧有效。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要在没有这两者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并且有效运转五六百年之久，基本是无法想象的。道路的维修和规则的设定都需要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协调机构，它要为众多定居点负责，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没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假设：印度河文明的普罗大众很可能见证了贸易和保证贸易进行的专业技术使这种协调机制合法化。对城市而言，可以通过工坊控制加工产品的产量，例如贝壳和石制镯子、光玉髓珠子、金首饰，这些制品由原材料加工得来，可以用以标识社会地位和举行仪式。而且，跨整个地区的标准化砝码体系也提高了中央政府存在的可能性。这套砝码体系在印度河文明消失后很久仍有使用，显然，它们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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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证中，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印度河印章，因为它们在印度河地区各个地方都有发现（还有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印章最开始肯定是由一个中央政权构思产生，并以这个政权的声望为担保，就像在现代国家，普遍由中央银行的信誉担保发行货币。但印度河印章基本可以肯定是身份的标志，而不是货币。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到底如何标明所有者身份，目前尚属未知。我们之后再来分析文字，先来想一想，图案有可能是什么含义？克诺耶的观点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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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图案的方形印章可以被印度河城市的所有群体辨识。印章上的图案应当是图腾符号，代表了一个特定的部族或官员，每种动物还可能象征某种特性，例如权力、狡猾、敏捷、力量。独角兽、瘤牛、大象、犀牛、水牛、短角无驼背牛、山羊、羚羊、鳄鱼、兔子，这些图腾动物至少代表了十个族群或团体。其中，独角兽应当代表了人数最多、人员分布最广泛的部族，因为它们的数量非常多，所以不太可能都代表统治者。印章主人的姓名或者头衔写在印章图案顶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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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对“部族说”不甚赞同。有些学者认为，特定的动物可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城市，比如独角兽代表摩亨佐—达罗，因为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印章上独角兽的形象最为普遍；也有学者认为，某种动物形象可能代表少数几个核心职业群体之一，例如农民、陶匠、金属工人、祭司，这些群体在每个定居点都存在。理论上讲，如果对每一个定居点出土的印章图案进行分析，关注印章出土的位置和图案出现的频率，再横向比较各个定居点的数据，肯定有利于得出对图案意义最贴切的解读。然而事实上，这种分析会被太多未知或不可控的因素干扰：印章可能因为背钮破损而掉落遗失；对很多遗址的发掘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印章持有者还有可能搬家或移居。举个例子，独角兽图案的印章在哈拉帕比较常见（占总数的46%），但没有摩亨佐—达罗那么常见（占总数的60%）。这个事实证明了“独角兽图案与摩亨佐—达罗有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还是说，许多来自摩亨佐—达罗的印章持有者虽然长期定居哈拉帕，但依旧在他们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保留着自己原本摩亨佐—达罗身份的印章呢？就像在现代社会，个人因工作和生活需求移居他处或移民海外，姓氏也就随着个体的迁移，从乡下的某几个特定地区来到城市，甚至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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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实有中央集权但又没有国王，那么印度河文明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建立起社会阶层的呢？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是一个天然选项，职业群体同理。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复杂工艺的多样化、专业化，而且印度河文明对沐浴有明显强调，所以一小部分学者推论，印度河文明社会由种姓制度黏合在一起，有些类似于后世印度教种姓制度。在后者中，种姓由出身、职业和“宗教不洁”的概念[11]决定，婆罗门祭司为最高、最纯净的种姓。麦金托什甚至推测称，吠陀典籍中提到的那些最早的婆罗门可能就是“之前印度河文明本土统治阶层的后代”。[12]这类推测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印度教种姓制度不仅包括简单的社会阶级、工艺与职业专业化以及相对严苛朴素的婆罗门领导下的贵族政治，更依赖于一套潜在的宇宙秩序的哲学。这套哲学在《梨俱吠陀》中表述为“法”[13]，“法”的概念中，首次确切提及了“种姓”的概念；吠陀中的“法”后来发展演化为印度教“法”[14]的概念，指代宇宙永恒的法则。鉴于印度河文字尚不可读，印度河文明的哲学就没有定论可言，其中是否有可比的种姓概念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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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哈拉帕一个成年男性的墓穴。下葬时，他戴着一条长项链，由340颗有刻痕的皂石珠串成，另有三颗单独的天然宝石坠珠和三颗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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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徒劳无功地寻找一个证明缥缈的“印度河种姓”概念存在与否的证据，还不如研究丧葬行为、饰品的应用甚至雕塑上的细节，即便证据确实有限，但也可以找到印度河文明精英阶层和社会阶序的蛛丝马迹。印度河谷的遗迹中，只有五处发现了土葬和墓地，分别是德拉瓦尔（Derawar）、哈拉帕、卡利班甘、洛塔尔和鲁伯尔（Rupar）——是的，并没有摩亨佐—达罗，即便那里出土了未埋葬的人类遗骸。大部分丧葬地中都可见小心排布的遗骨。火葬只有几例（在之后的印度教社会中，死者遗体通常采用火葬），比如马多·萨鲁普·瓦茨在哈拉帕发现的人类骨灰，230个骨灰瓮中仅有此一例。事实上，波赛尔认为，“印度河遗址中，火葬的唯一确凿无疑的证据”发现于距卡利班甘90公里的德尔赫恩瓦拉—德拉（Tarkhanwala Dera），那里有一个人造平台，平台顶端有至少五堆火葬痕迹。[15]死者的遗体也有可能是水葬或者置于露天使动物分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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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遗骨上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营养状况更好，看上去，不仅是上层人士，所有人都享有充足而均衡的饮食。这些墓葬中也没有太多能反映个人财富状况的陪葬品（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墓穴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河地区没有任何盗墓行为的痕迹，因此可以排除坟墓被盗掘的可能性。至于陪葬品，可能有一些简单的陶器，但没有铜制工具、金首饰或长光玉髓珠这种价值比较高的物品，也没有印章（这一点说明印章并非个人所有物）。遗体通常佩有朴素的个人饰品，比如项链或者手镯。镯子通常是贝壳的，墓穴中并未出土陶制、彩陶、铜制或者宝石的镯子。有意思的是，哈拉帕最早的墓穴（约公元前2600年）中的贝壳手镯，要比最新的墓穴（约公元前2000年）中的手镯略窄一些，可能说明经过一代代的时间，佩戴这些贝壳手镯的女性——或许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比从前更少从事重体力劳动。总而言之，丧葬情况反映出，印度河文明似乎没有对“来生”或者“死后世界”的强烈信仰。如果有的话，死者应当受到供养；正相反，印度河文明葬俗体现出一种对物质财富的务实态度。克诺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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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金子和宝石珠基本上在生者间流通，与死者一同下葬的只有最基本的个人物品：贝壳手镯、眼睛式样的珠子、皂石制成的盘形珠、镜子。总体来说，丧葬习俗进一步强化了饰品和公共符号在生活中界定社会和宗教地位方面的重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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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印度河文明雕像数量很少，不能确定它们是否表现了精英人物的形象，当然“青铜舞女”是个明显例外。这些雕像是真人的塑像，还是神灵的形象，又或者表现的是被神化的人物形象？目前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因此学者们也产生了分歧。古典印度并没有皇家画像或塑像的传统（连阿育王也没有画像），基于合理推测，克诺耶首先提出，这些塑像不是“统治者的形象”[18]；但接着他又颇为矛盾地称，这些雕塑有可能描摹了“在摩亨佐—达罗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可能是统治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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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祭司王”雕像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塑像，那真是一丝一毫证据都没有。这或许是某个祭司经过神化后的雕像，但就算是这种有限的辨别，也是建立在美学和文化观点上的，因为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并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文明有过寺庙或祭司。尽管如此，这个标志性的小小的皂石小雕像的美学力量是不可否认的。恰克拉巴蒂讽刺地评论称，学者们用这个小雕像的孤例来“证明一整个祭司阶层的存在”[20]。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证据证明，印度河文明社会中存在着看上去很像宗教的事物；但这种“宗教”之于印度河文明，是否像马歇尔那个时代以来经常宣称的那样，起到印度教之于印度社会一般促进社会统一的作用，依旧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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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祭司王”小雕像，高17.5厘米，宽1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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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合8.23米×7.3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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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onard Woolley，Ur ‘of the Chaldees’，ed. P.R.S. Moorey（London，1982），pp. 7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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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ko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in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Hinduism，ed. Knut A. Jacobsen，vol. iv（Leiden，2012），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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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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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lip K. Chakrabarti，ed.，Indus Civilization Sites in India：New Discoveries（Mumbai，2004），p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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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ta P. Wright，The Ancient Indus：Urbanism，Economy，and Society（Cambridge，2010），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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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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