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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panchagavya”或“panchakavyam”，意为“牛的五产物的混合”，由牛的五种产物混合、发酵后制成，其中三种直接产物是牛奶、尿液、粪便，两种间接产物是凝乳（curd）和酥油，在传统印度教仪式中多有应用，可用于治疗疾病或礼敬印度教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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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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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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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使用了“ceramic”这个词，广而言之指的是“陶瓷”，此处应当是指陶而不是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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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atherine Jarrige，‘The Terracotta Figurines from Mehrgarh’，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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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shall，Mohenjo-daro，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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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个体式比较普遍的中文翻译是“束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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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rshall，Mohenjo-daro，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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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hayogi”，直译为“大瑜伽者”，本书原作者在这里将其解释为“瑜伽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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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L. Basham，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Hinduism（Boston，MA，1989），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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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摩西沙（Mahiṣāsura）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水牛魔，神通无比，后被杜尔迦女神（湿婆妻子的化身之一）所斩。他的名号“Mahiṣāsura”中，“mahiṣa”的意思是水牛，“asura”即阿修罗，可以理解为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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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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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苏摩汁（soma）是一种在吠陀典籍和早期婆罗门教中十分重要的神圣饮品，从文献描绘中可以看出其有较强的兴奋和致幻作用，也被翻译成“苏摩酒”。苏摩与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中的“豪麻”完全对应，其来源是相同的。典籍中记载，苏摩汁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苏摩草经碾压榨取后获得的汁液，但苏摩草究竟是哪种植物，学界目前仍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夹竹桃科的植物，有学者认为是现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民间仍在服用的一种麻黄属植物，还有学者干脆认为是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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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原文用的是“fig tree”（无花果树），因为菩提树是与无花果树一样都是桑科榕属（又称无花果属）的植物，菩提树的种名就是“神圣的无花果树”之意，还有一个同样含义的英文别名“sacred fig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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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arshall，Mohenjo-daro，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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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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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Quoted in Andrew 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Alphabets，Hieroglyphs and Pictograms，revd edn（London，2007），p. 121. 转引自Andrew Robinson，The Story of Writing：Alphabets，Hieroglyphs and Pictograms，revd edn（London，2007），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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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9章 衰落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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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试图解释文明衰落的原因时，似乎总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作用下去寻找其中的人为因素，而人为因素通常就是文明内部发生退化、最终成为外来入侵的牺牲品这样一个套路，就像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的外族入侵一样。数十年内，考古学家——特别是惠勒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印度河文明消亡的罪魁祸首，是来自西北方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对印度河文明发起的猛烈的武装入侵。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利用碳-14测年法对印度河城市衰落的时期进行了新的测定，重新对外族入侵的可能考古证据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通过对《梨俱吠陀》进行不加偏见的细致研究，找到了能够有力反驳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城市这一观点的文献证据，才最终引发了对这个观点的强烈质疑。时至今日，学者们已经完全摒弃了雅利安人集中征伐印度河文明的观点，但“以印度—雅利安语为母语的游牧族群进行了一系列从中亚迁居到印度河流域的大迁徙”这个更为灵活的观念仍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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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更可能是导致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在本书第1章中已经讲过，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基本已经被排除了，但自然灾害依旧是很有可能的。可能当时喜马拉雅山的地质活动引发了印度河及其支流的变化，造成了娑罗室伐底河的消失和印度河洪水期延长、可耕土地盐碱化，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特别是摩亨佐—达罗周边就发生过。果真如此的话，内河贸易和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海洋贸易就会衰落；除此之外，疟疾、霍乱这类传播途径与水有关的疾病也有可能大规模传播。考虑到在两个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了损毁的痕迹，古吉拉特邦在现代发生过剧烈的地震[1]，当初也有可能发生过大地震。不过，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明环境因素是摧毁印度河文明的唯一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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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理的解释是环境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发生的，因为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结束，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印度河城市的发展程度体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水文环境的改变、洪水、疾病，都可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制砖和炼铜导致的乱砍滥伐也是同理。西北方迁徙进来的外族可能推进了对中央集权的反对，并因此作用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过程。此外，我们可能也需要考虑到固有的文化缺点，因为印度河文明在文化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却明显没有军事强权。波赛尔以一种挑衅的口吻称：“印度河文明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无根之萍，它最终成就了印度河先民，也可能同样导致了他们的毁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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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回顾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迹象，然后分析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这一进程的证据，看看能否得出一个能够全面阐释印度河文明衰落原因的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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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最晚期的地层中，发掘者们发现，房屋、下水道、城市生活的状况都出现了明显的退化。在摩亨佐—达罗，棚屋搭建得十分潦草，建筑材料用的是使用过的、常常是破损了的砖头；街道当中建起窑炉；还有一些遗体暴露在外未曾掩埋，惠勒宣称这是入侵者“大屠杀”的受害者遗体，这个观点一度很著名。此外，彩陶基本让位给朴素简单的陶器，经过雕刻的印章也不再使用。发掘者们认为，这些城市被放弃了，而且印度河地区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掘了其他很多遗址，也对哈拉帕进行了进一步发掘，结果证实，“印度河文明城市广泛被遗弃”纯属幻想。毫无疑问，在主要的城市中，文明确实衰退了，但即便在这些城市中，文明衰退也既非突发、亦不统一：直到公元前1300年，哈拉帕一直有人定居；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有证据显示经济活动还增加了。克诺耶这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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