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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整个早期古代世界，几乎所有考古遗址都很难在合理的争议范围内建立地震[模型]。在卡利班甘和多拉维腊发现了地震的一些证据。发掘人员在卡利班甘发现了地质沉积物的错位和围墙的下沉；在多拉维腊则发现了更多明确迹象，证明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地质剖面有滑断层，建筑结构出现位移，居民们后来还对这些位移进行了修复。不过，卡利班甘的这些迹象发生在成熟期之前，而多拉维腊的地震痕迹全都出现在成熟期内，所以它们无法提供印度河文明晚期的信息。目前，也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成熟期末期这里发生了能够影响文明衰落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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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卡利班甘和多拉维腊发生的地震表明，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地震也许频繁出现，这与历史上的地震证据是一致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卡奇在200年内发生了三场大地震，分别在1819年、1956年和2001年，其中1819年和2001年的两场地震都对当地造成了持续性影响。根据一份同时代的殖民回忆录记载，地震夷平了与英政府敌对的建有城墙的城镇，从而巩固了1815年之后英政府在卡奇的统治；不仅如此，大地震还形成了一道被称为“Allah Bund”[14]的天然水坝，使印度河改道，导致卡奇肥沃的土地变得贫瘠。在对2001年地震影响的研究报告中，人类学家爱德华·辛普森（Edward Simpson）写道：“农业用地贫瘠了，为了谋生，卡奇人转而进行商贸活动或国际移民。地震产生了一类新的人群和社会。”[15]他提出，1819年的大地震是形成19世纪古吉拉特流散群体（Gujarati diaspora）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群体树立起今日世界海外古吉拉特人的商业美誉。至于2001年的地震，它摧毁了卡奇一大部分的农村和城市，并导致古吉拉特首席部长[16]辞职。他的继任者是当时还寂寂无名的纳伦德拉·莫迪，后者引领卡奇进行彻底的工业发展。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很大一部分有赖于他在古吉拉特的经济成绩。尽管还没有考古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流域公元前两千纪早期发生过地震，我们也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它仍有可能影响了印度河文明末期势必发生的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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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环境因素放在一边，又有哪些可能的人为因素呢？要生产建造印度河城市所需的烧制砖，必须有大量的燃料供应烧砖窑才行，更别提熔炼铜矿石的熔炉了。我们已经知道，目前还没有出土任何烧砖窑，因此考古学家们不能百分百确定烧砖用的燃料到底是什么。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认为燃料是木材。古印度河谷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得多[植被覆盖率应该很高]，为了获取木材，人们势必对森林进行大面积砍伐，由此导致乱砍滥伐和气候变化。不过现在，地区性气候变化和古代森林存在的观点基本被摒弃了。最近的研究表明，印度河流域自然的灌木植被足以供给烧砖所需燃料，或许还会以燃烧牛粪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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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人为因素是印度河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往来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逐步减少，不过这一贸易可能在之后的一两百年内都没有完全停止。但是，造成贸易减少的原因依旧是未知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索不达比亚政治局势的变化。公元前18世纪前半期，汉谟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帝国崛起，注重与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贸易，在事实上造成了波斯湾贸易网于公元前18世纪的崩溃。另一种可能性是，组织两地间贸易的印度河城市遭到了废弃。换句话说，印度河—美索不达米亚间贸易的衰减可能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但也有可能是印度河文明衰落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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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河地区的移民这一复杂难解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维克多·萨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对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地区进行了深入而引人注目的研究，看上去，解答移民这个问题的关键应当在中亚。这片区域当时属于苏联，现在，它被称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Bactria and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17]，持续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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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明体一定与印度河文明在后者成熟期有过交流，有可能是通过肖尔特尕伊这个印度河文明“前哨站”，因为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的阿尔丁丘（Altyn Depe）遗址发现了两枚印度河印章和其他印度河物品（象牙制的棋子和骰子），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的首都戈努尔（Gonur）[18]还出土了一枚较大的、有大象图案的印度河印章；这两个遗址都在土库曼斯坦境内。但是，直到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末期，都没有证据表明该文明体有移民迁往印度河地区。波赛尔认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的居民有可能感受到大印度河地区的‘真空’状态，于是迁徙过去填补空白”。[19]帕尔波拉认为，“他们把驯化了的马、驴、骆驼以及印度—雅利安语带到了大印度河谷”。[20]他相信，公元前1900年左右，一波早期移民进入俾路支（锡布里[21]）、信德（强胡—达罗）和拉贾斯坦（吉伦德[22]）；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还有其他许多批移民，其中就包括创作了《梨俱吠陀》的民族。在这些民族的迁徙过程中，他们征服了一个颇有敌意的民族，《梨俱吠陀》中将其称为“达萨”[23]，据说他们的住所是99个堡垒。惠勒推断这个神秘的“达萨”族肯定就是印度河城市的居民，但吠陀学者威廉·拉乌（Wilhelm Rau）在1976年提出，“达萨”堡垒的城墙是圆形的，而且往往是多层同心圆结构，与印度河城市的城墙完全不同。帕尔波拉提出，“达萨”与印度河城市没什么关联，正相反，他们是早前来到印度河流域的移民，居住在有同心圆城墙的堡垒化领地中，这种领地继承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古文明体传统并延续到公元前15世纪之后。帕尔波拉这个新奇的理论既与《梨俱吠陀》中对“达萨”城堡的描写吻合，又符合已出土的青铜时代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纳的许多城堡的形制，但仍然没有获得全盘接受。即便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使用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到底有没有在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过程中起作用也仍然是难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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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北部）达什利3号遗址的“庙堡”（temple-fort）的平面图，建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前1700年，有三层同心圆的城墙。其设计符合《梨俱吠陀》中描述的“达萨人”的堡垒，而与印度河文明城市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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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的青铜时代文明（包括克诺索斯、迈锡尼、特洛伊、乌加里特以及埃及新王国的文明）崩盘了[24]。就像这些有更详细资料的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的消失也至今都令人困惑。对于地中海地区的情况，学者们曾认为导致文明陷落的是未知的“海上民族”，但是学界至今都没能成功辨识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因此“海上民族入侵导致地中海东部文明陷落”的解释再也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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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克莱因（Eric Cline）基于现有证据进行了最新研究，他的结论稍欠说服力：“[文明的]结束必然是一系列复杂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在整个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相互联系的王国和帝国中发生连锁反应。”[25]不幸的是，对于公元前1900年之后的印度河流域而言，证据比公元前1200年的地中海东部还要稀少。洪水、疾病、地震、贸易中断、外来移民，可能还有一个已经消失的缺乏军事力量的中央政权，似乎都在文明消失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些喜欢故事的人们或许会认同麦金托什的观点，即说印度—雅利安语的移民们“或许没有导致印度河文明的灭亡，但无疑为其敲响了丧钟”。[26]无论真伪，我个人的推测是，印度河地区河流系统的变化凸显了印度河文明政治结构已有的弱点，并在某个关键时机破坏了其统一性和自信心。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全部真相，下一步进展的最大希望应有赖于将来对印度河文字的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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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指的应该是2001年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里氏7.9级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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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egory L.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Delhi，2003），pp. 24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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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arly Historic cities，指的是公元前6—前2世纪印度次大陆上著名的城市，如象城（Hastinapura）、毗舍离城（Vaiśālī）、憍赏弥城（Kausambi）等，多为佛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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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nathan Mark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Karachi，1998），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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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urizio Tosi，‘The Indus Civilisation beyo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ed. Michael Jansen，Máire Mulloy and Günter Urban（Mainz，1991），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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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ossehl，The Indus Civilization，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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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Daim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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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sko Parpola，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Cambridge，1994），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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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的就是婆罗门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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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enoyer，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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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eorge F. Dales，‘The Phenomenon of the Indus Civilisation’，in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ed. Jansen，Mulloy and Urban，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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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 Flam，‘Fluvial Geomorphology of the Lower Indus Basin（Sindh，Pakistan）and the Indus Civilisation’，in Himalayas to the Sea：Geology，Geomorphology and the Quaternary，ed. J. F. Shroder Jr（New York，1993），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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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ane McIntosh，A Peaceful Real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Boulder，Co.，2002），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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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意译为“真主之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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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dward Simpson，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n Earthquake：Aftermath and Amnesia in Gujarat，India（London，2013），p.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