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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字符对频率可知，两个频率最低的字符对（1次和17次）中可能存在词界，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个文本按以下方式拆分（这里双短线符号虽然出现在词界旁，但并不看作单词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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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基本上所有长文本都可以拆分出构成文本的短语和单词”，马哈德万这样写到。[22]不过，当一个文本中的字符对频率相差不太大时，结果还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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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到这里已向大家介绍了学界在印度河文字上的共识，也列举了少数派观点。接下来的内容更多是推论，但其中的一些猜想相对更有依据。为了避免混乱——印度河文字解读中已经有太多此类风险了，我们会关注那些至少被一位权威学者认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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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印度河文字对应的语言。哪怕是提出一个猜想，也必须忽略印度河语言业已消亡的可能性。做出这种忽略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印度文明具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延续性，比如在现在的印度教中，四吠陀依然占有核心地位。那么，学者必须研究《梨俱吠陀》这一现存最早的印度文本，看看它能为印度次大陆上现行语言的起源提供什么信息。这些语言属于不同语言系属[23]：印度—雅利安语支[24]（北部）、达罗毗荼语系[25]（主要在南部，中部也有）、蒙达语族[26]（主要在东部）和藏缅语族[27]（喜马拉雅山麓），或许还要加上一两种其他语言，比如著名的布鲁夏斯基语（Burushaski），其使用范围仅限巴基斯坦北端、靠近中巴边境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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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使用的梵语无疑属于印度—雅利安语支，但其中包含380个从上述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外来词，说明这些语言在吠陀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毫无疑问，梵语最大的基语言[28]就是达罗毗荼语，侧面印证了公元前两千纪印度—雅利安语使用者和达罗毗荼语使用者之间的互动相当频繁。因此，学者们声称，吠陀时代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语言要么是印度—雅利安语，要么是达罗毗荼语，不过也没有完全否定蒙达语的可能性，威策尔和其他一些学者就支持蒙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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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同印度—雅利安语是在印度河文明成熟期之后才（从中亚）来到印度河流域的，那么印度河语言是印度—雅利安语的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而且，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发掘出的城市文明与《梨俱吠陀》中描述的游牧生活几乎完全不搭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之后会再探讨。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这类按照时间先后的、采用比较方法的观点，并坚信印度河文字对应的语言与吠陀梵语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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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看上去，达罗毗荼语的假设也不太可能，毕竟现在达罗毗荼语的使用区基本仅限印度南部，与印度河地区相去甚远。但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印度次大陆北部现在还有些地区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例如库鲁克语（Kurukh）、马尔托语（Malto）和布拉灰语（Brahui）。说布拉灰语的人大约有30万，生活在俾路支省，营游牧生活。这个地区距离印度河谷相当近。布拉灰语使用者可能就是曾广泛生活于次大陆北部的达罗毗荼语文明的后裔，这个文明在公元前两千纪被印度—雅利安语使用者蚕食，终至消亡。马歇尔将其称为“达罗毗荼语的孤岛，也许是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之前的遗产”。[29]从相反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布拉灰人是从印度南部迁徙到北部的；但一个民族会从相对温和宜人的印度平原移居到俾路支地区崎岖的山区，看上去不太可能。帕尔波拉的疑问就很有道理：“如果布拉灰人不是俾路支的原住民，谁是呢？肯定不是现在的俾路支人，因为他们公元10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才从伊朗北部来到这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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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相比印度—雅利安语假设，“印度河文明的语言是达罗毗荼语”的假设虽然未经证实，但看上去还是相当可信的。假设这一猜想是正确的，那么研究者应当能够借助达罗毗荼语文化和宗教以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证据，从该语系中产生较早的语言，如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坎纳达语中，找出能与印度河印章及其他有刻印的物品上的图形和图像有联系的词语含义。这恰恰就是包括费尔瑟韦斯、马哈德万和帕尔波拉在内的许多学者进行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得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成果。但问题是，没人能确定他们的解读是正确的，还是仅仅是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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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印度的耶稣会教父亨利·埃拉（Henry Heras）首次依据这个思路给出了最简单的例子。尽管他的部分猜想是很荒谬的，但依旧颇有影响力。他提出，在几乎所有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中，代表“鱼”的单词发音都是“mīn”；而在许多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中，“mīn”这个词同时也有“星星”的意思。那么，印度河印章上十分常见的“鱼”符号有没有可能发音就是“mīn”，同时拥有“鱼”和“星星”两个含义，并且像帕尔波拉论证的那样，是神性的象征符号并因此代表“神明”？这样，“鱼”符号就可能作为一个象声或象形的组成部分，出现在某个由神名复制或衍生而来的名字中。这种现象在印度文化中相当常见，印度人名常常来自男神或女神的名字，例如罗摩（Rama）[31]、克里希那（Krishna）[32]、加内什（Ganesh）[33]、英迪拉（Indira）[34]、拉克希米（Lakshmi）[35]、阿兰达蒂（Arundhati）[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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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为什么星星不像鱼那样，也有某个象形符号来表示呢？说英语的人常常用几根交叉于一点的短线表示星星（或者说“闪烁”），但这也只是我们表示太阳以外的星星的特别符号；当我们想要表示太阳的时候，通常会画一个圈，再以这个圈为中心划上发散的“射线”。或许可以推测，印度河书写员们可能是根据自己语言中“太阳”和“鱼”的同音异义的状况，选择了一种更加微妙的、有别于我们的习惯的表达方式，而在英语中，“太阳”和“鱼”这两个单词间并不存在这种同音异义。（英语中较为合适的类比应当是“son”和“sun”这两个单词。）19世纪50年代，南印度主教罗伯特·嘉威尔（Robert Caldwell）识别出了达罗毗荼语系；他以优美的笔触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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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会在看到热带海洋或泻湖中随着鱼儿的每个动作带起的粼粼波光之后，还要怀疑，用如上这个表示闪光（glow）和闪耀（sparkle）的词，去代表水体中穿梭闪烁的鱼儿和夜空中明灭闪烁的星星，是不合适的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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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拉的“解读”的基础上，帕尔波拉做了进一步延伸，并对一系列引人注意的印度河印章符号做出了解释。这些符号都由一个“鱼”符号和看上去代表数字的数根线条组成。帕尔波拉将“鱼和三根线”的符号翻译为“mum mīn”，在古泰米尔语（Old Tamil）中意为“三星”，指的是鹿首[38]星群[39]；“鱼和六根线”是“aru mīn”，“六星”，指昴星团；“鱼和七根线”则是“elu mīn”，“七星”，指的就是大熊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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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马哈德万表现得相当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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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泰米尔语中就有对这三个星座的记载，而且以星星的数量命名，这很有意思。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种解读就是唯一正确的。在印度河文献中，有数种“数词+符号”的组合序列，而把“数词+鱼”的序列解读为星座，无疑是将其特殊化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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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波拉还解读了另一个常见的印度河符号。这个符号由两个相交的圆圈组成，他认为它代表“耳/鼻环”或者“手镯”。（费尔瑟韦斯可是把这个当作数字8！）印度河遗址中出土了相当多精美的石制手镯，其中许多雕刻了符号；帕尔波拉指出，“交叉环”符号在手镯上出现的频率与在非手镯铭文中出现的频率有天壤之别，说明这个符号的含义可能与手镯有关。尽管情况更复杂也更有争议，但基于这个符号在其他各种铭文中出现的状况推断，这个符号有可能是一位神灵的名字。达罗毗荼语中，“手镯”对应的词汇之一是“muruku”，与早期泰米尔语中代表战争和爱情的年轻主神穆鲁坎（Murukan）几乎算得上同音异义。因此帕尔波拉认为，“交叉环”符号可能代表穆鲁坎；他还援引了大量印度宗教和民间传统中的耳环和手镯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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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德万认为，帕尔波拉有些过于青睐对印度河符号进行宗教上的解释。他觉得帕尔波拉的论断很有吸引力，但同时依旧保持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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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圆圈的符号确实很有可能以图像形式代表一对耳环，但要赋予它语音上的含义，其实非常困难。帕尔波拉选择的词汇代表了用金属丝扭转形成的手镯、护身符、耳环或鼻环，其核心词是“扭转”，词根则是“murugu”，在古达罗毗荼语中意思就是“扭转”。但是，那些经打磨的、玻璃化的石制手镯并没有任何扭转的痕迹，因此这个解释看上去不太可行。还有很多其他的词汇也表示手镯，但[帕尔波拉]并没有选择它们，因为这些词汇无法与他目标中的“穆鲁坎”这个词构成同音异形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如果印度河谷的先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信奉的神灵中一定有一个叫作穆鲁坎，但他的名号却藏身在其他印度河符号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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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印度河语言产生出什么样的大小差别，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对印度河字符的解释天然地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以一个警示性的例子来结束这一部分。上文已经提到，除费尔瑟韦斯外，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描绘的是鱼；但现在来看看印度河字符中最常见的符号。帕尔波拉认为这是一个长角的奶牛头的正面像；费尔瑟韦斯认为这是个有提手的罐子；而在另一个学者尤里·克诺罗佐夫（Yuri Knorozov）看来，这是一棵菩提树。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理由。在他自己那本对印度河字符进行了十分广博的研究的书中，帕尔波拉也不得不在后记中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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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符号……实在太简化、太概要，要准确、无歧义地理解它们的图像含义是十分困难的。另一个劣势则是材料的稀缺性……除非获得其他有根本性不同的原始资料，否则印度河文字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全部得到解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原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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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波拉的分析诚实、科学且真实，甚至有些令人不那么激动。毕竟，解读玛雅文字也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期间还有数次错误的开端及停滞，而印度河字符的解读者们能利用的材料更少，研究对象更古老，研究的时间也尚不足百年。我认为，如果未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考古发掘能够继续下去，而且出土了大量新的铭文，特别是长度更可观的文本，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不免有限、但受到广泛接受的对印度河文字的合理解读。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印度河文字将始终是世界上被解读得最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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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DeFrancis，Visible Speech：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Honolulu，1989），p.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