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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mila Thapar，Early India：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London，2002），p.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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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sko Parpola，The Roots of Hinduism：The Early Aryans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New York，2015），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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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yaus”一译特尤斯，与宙斯（Zeus）同源；“Pitar”意为“父亲”，梵语以及同属印度伊朗语族的波斯语里“pitar”也是“爸爸”的意思，印地语中的“父亲”（pitashri）可能也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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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参考了《梨俱吠陀》的英文翻译和巫白慧的《＜梨俱吠陀＞神曲选》中的《原人歌》，可见R. T. H. Griffith：Hymns of the Rigveda：Translated with A Popular Commentary，2nd ed.，Vol. 2 of 2，Benares：E. J. Lazarus and Co.，1897及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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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itra”在梵语里的本义之一就是“朋友”，现在印地语中这个词也有“密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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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陀罗在吠陀中多为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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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梨俱吠陀》里的描写是让河流充盈，即打雷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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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处应指婆罗门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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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巫白慧翻译为鲁陀罗，“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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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omas R. Trautmann，India：Brief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New York，2011），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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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hankh”本身是“贝壳”的意思，“Shankhasura”就是名为贝壳的阿修罗。毗湿奴确实曾化身为鱼，杀阿修罗、夺回四吠陀，但那个阿修罗名为马颈（Hayagrīva）。可能是具体故事或版本不同造成了这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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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ouis Renou，Religions of Ancient India（London，1953），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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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严格来讲，《摩诃婆罗多》并没有一个定本，目前可见的数种梵语本长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内容差不多。根据《摩诃婆罗多》中的叙述，学者们普遍认同，这部史诗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和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目前可见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十万颂”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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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ouis Renou，Religions of Ancient India（London，1953），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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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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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即Wendy Doniger O’Flaherty，美国印度学家，主攻梵语和印度写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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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处同时还参考了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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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he Rig Veda，trans. Wendy Doniger O’Flaherty（London，1981），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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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arpola，‘Indus Civilisation’，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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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12章 印度河文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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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饱含怀念地写下他于1931年和1936年亲历印度河文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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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摩亨佐—达罗，这个位于西北印度的印度河谷中的城市；我站在一处圆丘上，环绕在我周围的是这座据称历史超过五千年的古城的房屋与街巷……[我]为自己的这个认识感到惊讶：居然有一个文明，能够像这样延续了五六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且并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因为印度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和进步。在此后的历史中，她与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地中海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尽管她影响了他们，也被他们所影响，她的文化根基却一直有足够的能力存续至今。这种力量的法宝是什么？它来自何方？……令人诧异的是，她的主体是世俗文明，尽管存在宗教元素，但绝非主流……[在]印度历史的黎明时分，她表现得并不像个号啕大哭的婴孩，而已经在许多方面足够成熟。她没有无视生存之道，没有沉溺于浮华而虚幻的超自然世界，而在生活的艺术与便利上有了可观的技术进步，不仅创造出美丽的艺术品，还有实用的、更贴近现代文明典型标志的事物——优良的浴池和排水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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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次年，尼赫鲁当选为印度总理。尽管在政治上，他明显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在理智和情感上，他尊重印度河文明的国际主义、世俗主义、技术和现代性，并被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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