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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就在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混乱状态中收场了，本来要开成三方会议的两个参加者公然签订了一个秘密宣言；条约草案的一个文本由三方草签，后来的一个文本由两方草签，还有一张地图由三方草签。所有这一切都为各国的法学家们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而在半世纪后的中印辩论中又反复加以推敲。但是中心的结论仍然十分消楚，而且当时英国政府也承认：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麦克马洪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写道：“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英国一九一五年承认“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举行的谈判垮了”，接着解释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印度政府“过于起劲地为西藏争取最有利条款”。）其次，中国否认西藏享有主权，从而否认西藏享有条约缔结权。中国当时正式地、着重地、一再地声明它决不承认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双边协定。[注：中国代表陈贻范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的会议上作此声明。中国驻伦敦的公使也向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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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双边协定，作为西姆拉会议的秘密副产品，事实上是存在的。一九一四年二、三月间，英国和西藏在德里讨论西藏-阿萨姆边界问题，结果双方同意了一条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中国没有被邀参加，也没有将这次讨论内容通知中国。事实上，在当时以及在以后的二十年中，英国都竭力对英藏换文保持秘密。这些换文，不仅破坏了一九O六年的英中条约（英国在条约中曾“保证不兼并西藏领土”），而且也破坏了一九O七年的英俄条约（英在条约中曾保证“除由中国政府介绍外，皆不得直与西藏实行交涉”）。尽管英国多方防范，中国代表团或者驻加尔各答消息灵通的陆兴棋，多半还是听到了英国同西藏在德里进行秘密讨论的风声。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没有表示确已知情；只有从中国一再声明决不承认英国和西藏间当时或以后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这个事实来推测，他们是了解这种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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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姆拉会议时期，英国对于最有利的边界走向的想法有所改变，他们想把边界逐步向北推移。在一九一三年十月的一个备忘录中，麦克马洪表示英国还得承认西藏占有全部达旺地区。接着在十一月间，他决定边界应通过距达旺东南将近二十英里的色拉（Se La）山口，这就割去了西藏的突出地带的大部分，但达旺寺还留给西藏。到了次年二月间英国又提出进一步要求，结果在麦克马洪的地图上，又把边界线划到达旺以北二十英里的地方。这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位参谋总长提出的要求，然而这样的划法就并吞了大约二千平方英里的西藏领土，并从而砍掉了一向使军人们担忧的达旺地区的“危险楔形地带”。麦克马洪向伦敦解释说，他的目标是要取得一条有战略价值的以分水岭为界的边界线，从而掌握通往西藏的最短商路；而控制达旺寺就可使这条商道不受西藏当局的勒索和压迫。边境谈判的细节无案可查（看来麦克马洪并没有把全部细节向伦敦报告），所以他究竟怎样使西藏同意割让达旺地带，也无法了解。但从以后的事件看来，西藏人当时是认为英国正为他们争取西藏所要求的中藏边界并改变西藏同中国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把达旺当作付给英国的代价——西藏人的理解是：如果英国没有把这桩事搞成，这笔交易就算吹了。但不管怎样，西藏代表因“出让达旺地区”而受到他的政府的“严厉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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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两年曾在部落地区进行了测绘工作，麦克马洪能够比较精确地把他的边界线画出来。临开会前，他还在他的地图上补充了一些细节。西姆拉会议开幕后，贝利（F.M.Bailey）上尉完成了一次进入西藏的冒险旅行。他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往西走，然后又往南，通过一条艰险但是直达的羊肠小道，进入部落地区，回到达旺。半个世纪后，这条羊肠小道在中印边境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贝利回到加尔各答时，麦克马洪拍电要他去西姆拉。他到西姆拉后提供了达旺一段的详细地形，使麦克马洪画这条线的西端时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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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边界线是画在两张比例为一英寸等于八英里的地图上。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麦克马洪和西藏全权代表的换文中，西藏接受了这条线。换文中并没有关于这条新边界的文字描述，也没有提到根据什么原则画出这条线的。所以，麦克马洪线的走向的唯一权威性根据是最初的地图，在拉萨和英国都保存有该图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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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线的实质就是把边界向北推进大约六十英里，把边界从战略上暴露的山麓提升到阿萨姆邦的喜马拉雅山山顶上。印度后来争辩说这是以分水岭为界的边界线，其实并不真正是这样。因为它切断几条向南流的河流，包括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画着这条边界线的地图清楚地表明，这条线绝大部分沿着西藏大高原的边缘走，到了一个地方，地势陡然变为岗峦起伏的地带，逐渐向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倾斜。根据地形特点划的这条边界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条种族分界线，因为西藏人一般地觉得他们的高原下面的潮湿河谷并不吸引人，就没有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特点的显而易见的例外是在边界线的西端，它将达旺地带切去了，而达旺地带一向深受西藏文化的影响，不论从哪个意义讲，都无疑地是属于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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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画这条线的目的，就是要在英属印度的东北部办一桩杜兰二十年前在阿富汗边境上办过的同样的事情，即把绝大部分都是渺无人烟的部落地带，名义上划归英国统治。正如阿富汗对待杜兰线的态度一样，西藏人似乎也认为麦克马洪线对于英国人要比对于他们自己所起的作用更大些。麦克马洪曾向他们表示过，他们有权在达旺地区继续征收赋税（或“差税”）；而且，从他写给伦敦的报告来看，他还曾向西藏人保证“根据将来（可以获得的）更为详细的情况”，这条线可以作对他们有利的修改。一位最近研究了西姆拉会议的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麦克马洪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临时性的和试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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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后来说，他们把麦克马洪线视为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在这场交易中，他们割让一些领土给英国；作为交换，英国则要帮助西藏取得一条为他们所满意的同中国的边界，并从中国取得很大程度的独立。西藏人争辩说，既然英国对这种补偿不能兑现，他们对麦克马洪线的同意也就不再算数。无论如何，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线，有好多年并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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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九一四年后麦克马洪线的情况，还需要再回顾一下流产的西姆拉会议。虽然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根本没有包括在三边讨论之内，也没有向中国人提起过，但英国人却在最后时刻用一种画图上的欺骗手段，间接把这个问题塞进会议。条约草案所附的那张地图，画出拟议中把西藏分割为两部分（内藏和外藏）的分界线，用红线标志西藏的边界，用蓝线标志拟议的西藏两个部分之间的分界线。红线的大部分是西藏同中国的分界线，但其南端却延伸成弧形以代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这一段是根据麦克马洪同西藏人商定的走向画的。因此，如果中国当时接受了将西藏划分为两部分的建议，并在条约上签了字，英国就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中国也接受了麦克马洪线。既然在事实上中国既没有接受西藏划区的建议，也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而是强烈反对这个条约及其附图，这个问题就只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了。但是后来却有人把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所玩弄的外交手法作为根据，争辩说中国确实接受了麦克马洪线。[注：蓝姆教授指出，西姆拉条约地图上的红线，在它的西北端成为弧形的地方，如果加以标明的话，恰好是阿克赛钦所在的地方。从这种画法可以推断，英国当时仍然希望把阿克赛钦作为西藏的一部分以便把中国和俄国排除在外。因此他认为：假使有人争辩说西姆拉的地图对印度所主张的麦克马洪线赋予法律上的根据，那么，这一地图对否定印度的西北边界线应把阿克赛钦划入印度的主张，也有同样的法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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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闭会后几个星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伦敦和德里的政府对印度的东北边境政策的问题已不大关心。一九一四年有一位英国军官去过达旺，他建议在那里和部落地带的某些地方设立永久性的英国哨所，指出“中国一旦安定下来，这一段的西藏边境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的上级甚至没有将该建议转呈德里，因为他们知道印度政府“目前反对在边境上采取任何推进行动”。麦克马洪本人这时已经回国休假，接着就出任英国驻埃及的专员。他觉得伦敦政府在这场他称之为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使用几种语言的谈判”中，并没有给他以适当的支持。一位同僚这时在伦敦碰见他，这个人后来说，“要使从印度来的人相信中国的观点也值得考虑，那无疑是困难的”。[注：鲁宾博士讲到西姆拉会议时说，会议记录表明“英属印度的负责官员故意违背给予他们的指示，损害了中国；有意不把他们的做法如实向伦敦的上级报告；篡改议会下令公布的文件，在国际会议的会议桌上撒谎；蓄意破坏了英俄之间签订的条约”。他的结论是：麦克马洪以及“其他有权的、体面的人物受到地方势力的腐蚀，因而欺骗了他们的上司，对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代表进行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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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英国人企图诱迫中国恢复三边谈判，威胁说，中国如果拒绝，英国就要承认西藏是“一个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并且……以后就据此同西藏打交道”。中国方面没有断然予以拒绝，但是也没有同意。英国就开始对西藏提供军事援助——武器、弹药以及使用武器的训练。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提出疑问，这个宗主权是英国同俄国、中国以及西藏签订的条约中明白地承认过的。他们也没有公布西姆拉会议的任何外交成果：条约草案、承认这个草案有约束力的秘密的英藏宣言，以及英国和西藏有关阿萨姆-西藏边界的秘密换文。《艾奇逊条约集》（Aitchison’s Treaties）一九二九年初版是一本权威性的记录，它关于西姆拉会议只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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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西藏、中国以及英国的全权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议，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起草了三边条约，并于一九一四年草签。然而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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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英印政府的外事秘书解释为什么即将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里没有包括西姆拉文件和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贸易协定。他写道：如果文件发表了，“就不得不对三边条约及其秘密历史作简单的叙述。现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全部事实（虽然中国不大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有这个宣言存在），就可能迫使中国公开表态，从而给反英宣传提供新把柄”。因而，不刊载这些文件，“总的来说是万全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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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线看来已成为一纸空文。英国政府曾把英藏边境协定通知在缅甸的英国当局（这个协定同他们也有关系），但没有通知在阿萨姆的英国当局，因而后者仍然认为它的边界是在山麓下面。达旺地区仍旧是西藏的一部分。西姆拉会议以后二十年中，英国偶尔侵入部落地带，一般是讨伐性的，并没有企图把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作为有效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已被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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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这条线才“几乎是偶然地”被记起来。新德里政府的一名副秘书欧拉夫·卡罗（Olaf Caroe）先生说道，东北边境问题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一个枝节问题”， [注：这是指英国的植物学家和有名的旅行家金敦·华德（F.Kingdon Ward）未经许可而访问西藏所引起的争执。西藏当局以前曾几次准许华德进入西藏。但他在一九三五年没有得到许可又进入西藏时，西藏当局感到十分不快，并且向英国表示不满。华德的兴趣已超出植物的范围。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上极力主张英国占领达旺，就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我们经过很大困难而且几乎是偶然的机会，才查明真正位置”。卡罗立刻主张至少要在书面上推行前进政策。他建议英藏协定应该发表，不能再拖。因为《艾奇逊条约集》里没有把这些协定包括进去，如果中国政府注意到这点，就“很可能用来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印藏之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他还建议应该立刻采取步骤在官方地图上把麦克马洪线画成边界线。他指出诸如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这样权威性的地图集，仍旧以官方的印度测量局为依据，把边界画成沿着山麓走，同中国出版的地图案所画的一样。伦敦政府于是同意在《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里发表西姆拉文件，并解释说：“出版这个新版本的理由是我们要不引人注目地发表一九一四年的西藏条约（从来没有被中国批淮）”。为了“不引人注目地”——的确是“尽量不事宣扬地”——更改记录，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实际上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却冒充是一九二九年的版本，还命令把初版全部收回销毁。在这次销毁命令下幸存的仅有一部原版本，现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政府伪造证据，是为了有朝一日它可以争辩说，它自一九一四年以来就已认为西姆拉条约是有效的，所以，按照正常的方式，会议后就把这些文件在《艾奇逊条约集》的初版中公开发表了（独立后的印度在一九六O年事实上就提出了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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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一九三七年，印度测量局开始标出麦克马洪线作为东北边界，仅仅注明“未经标界”。显然并不是所有部门都接到了关于上述更动的通知。一九三八年测量局发表的一张西藏地图，标明达旺地区是属于西藏的，其南端——那里的边界在一八七二至七三年间就已标定 [注：见下文] ——标明是一条正式的国际边界。商业性出版机构的地图集也跟着这样画。第一本明显反映这种更动的是一九四O年出版的《泰晤士报》袖珍地图集，但并不是所有制图者都反应得那么快、那么机警。多年以后，有些地图案有时还标明印度的东北边界沿着山麓走。（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尼赫鲁写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第一版中就有一张这样标明边界的地图。甚至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的一部新的甘地传记中也有一张附图标明印度的边界在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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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偷天换日的艾奇逊的新版本和官方地图对东北边界画法的改动，显示印度政府已经采取它在一九一四年不准备采取的步骤，并决定以麦克马洪线为合法的边界线。阿萨姆政府提出，“西藏在达旺继续行使管辖权可能使中国——而且更坏的，可能使将来在西藏行使权力的任何其他国家——对一九一四年条约已承认属于印度的那一部分领土，提出享有时效权的要求”（俄国的魔影总难消失）。但人们认识到：地图以及偷偷模摸地发表文件的作法，总抵不过西藏在达旺的有效的、长期确立而且的确也从未受到非难的管辖权。新德里就指示阿萨姆政府“通过实地巡回或者我们自己也征收赋税的办法来强调英属印度在达旺地区的利益”。阿萨姆省督回答说：“如果要有效地占领达旺和预先阻止中国对那个地区的可能入侵，就需要采取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和更为永久性的行动。”他建议派一名英国军官带着相当数目的武装警卫人员每年夏天进驻达旺。然而印度政府审慎行事，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只同意派遣一个小队到达旺去作初步侦察，“考查这个地带，同居民联系，并对税收的多少作些估计”。按照一般的规律，地方当局极力主张推行前进政策时，德里政府总是踟蹰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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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远征队在印度陆军的莱特富特（Lightfoot）上尉率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到达达旺。阿萨姆政府告诉他“毫无疑义，印藏边界已经[根据麦克马洪线]划定了”，指示他要“认真注意不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件事还可以重新拿出来讨论”。还要他确信，他同警卫队在达旺出现，本身就是行使英国的权力；“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以使西藏人的感情受到最小的震动为原则”。莱特富特到达旺后，西藏政府就马上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英方人员撤走。在达旺，西藏官员当着他的面征收赋税，借此炫耀他们的权力。莱特富特曾请求上级批准他向西藏提出要他们撤离达旺的要求。这个意见遭到了拒绝，但得到指示说，他可以把“达旺根据条约是印度的而不是西藏的领土这件事通知一切有关人员，而且如果遇见西藏官员，应该使他们对这一点产生深刻的印象”。然而又警告他不要向当地居民作任何保证，只说他是为了调查的任务而来的，“在他回去之后，政府会决定是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政府方面倒是爽快地承认了这些指示可能会“给莱特富特造成困难”，但是最后说：在将来的政策还没有决定之前，照这些指示行事是唯一可能的做法。不管怎样，他们“反对任何要承担永久占领的义务和付出更多开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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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富特回去后，在阿萨姆省督的大力支持下，极力主张要求西藏官员和寺院的喇嘛头目从达旺撤走。他写道：“西藏政教合一难以分割，在西藏僧侣官员撤走以前，西藏的势力和阴谋必然会在达旺周围地区继续存在。”他认为应当鼓励信奉佛教的当地部族门巴人（Monpas）去接管寺院；既然门巴族不喜欢西藏人，这件事就不难办到。此外，还应当委派两名英国政府的代理人，“有良好社会地位而又能讲藏语的人”，去达旺地区接替被撵走的西藏人。阿萨姆政府在他们试图兜售的政策上面满怀希望地贴上低价标签：一次付清的代价是四万一千六百十七卢比，定期支付的代价是三万七千八百九十六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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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姆省督罗伯特·里德（Robert Reid）爵士有力地提出采取前进政策的论点。[注：他所写的《毗邻阿萨姆的边境地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阿萨姆政府出版局一九四二年出版）是很明确的。里德写这本书是供与边界政策有关的行政官员阅读的。他从官方档案中引用了大量材料。中国政府从一九五九年起在申明其立场时，看来也象许多人一样，并不知道有里德这么一本书。] 然而，在有关边境政策的讨论中，温和派也总有自己的发言权。一九三九年初，阿萨姆代理省督特怀南（H.J.Twynam）从实际和法律的立场出发，对于兼并达旺的建议提出异议。他提醒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说，政府已承认在东北边界上来自中国的危险已大大减少了。他接着问道：“我们根据一九一四年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在法理上绝对站得住吗？……如果参与三边条约三方中有一方不批难条约，那么另一方能够说这个条约在它自己和第三方之间具有约束力吗？”他指出一九一四年麦克马洪和西藏代麦之间的换文“缺少同签订条约有关的正式手续”，并且指出：政府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八年都没有采取步骤来实施麦克马洪线，这个事实在道义上和国际法上，对政府所持的立场一定有不利的影响。英国的政策是要同西藏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在政府占领“一个在种族上、政治上、宗教上一直倾向于西藏的”而且又在西藏行政管辖之下的地区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其他方案。特怀南所建议的方案之一，就是将麦克马洪线加以修改，使之通过距达旺东南几英里的大山口色拉，这样就把达旺寺留给西藏。[注：作者要向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致谢，是他提醒作者注意特怀南写的这封信的。这封信保存在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里。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编号是政治（对外）司，档案第23卷，档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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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论据有力，或由于欧洲战争的阴影改变了人们对于东北边境的战略考虑，或者仅仅是由于财政拮据，温和派这次取得了胜利。新德里不仅拒绝了永久占领达旺的建议，而且拒不批准莱特富特再次前往达旺，担心那样就会由于要“履行对门巴人的义务”而不得不永久占领达旺。他们注意到在以往两年中使拉萨承认英国人在达旺地区享有权利的企图都已失败。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占领达旺“一定会引起西藏政府强烈的不满，并且会危害经过很大努力才培植起来的友好关系……。”不管怎样，印度政府抛弃了坐在办公室里的战略家的理论，这时已经得出结论：“麦克马洪线由于一年有大半时间难于进入，[作为]一道防线是根本不会令人满意的。”于是，他们就报告伦敦方面说，他们已经“决定不再推行在达旺建立控制的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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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西藏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示它不接受对达旺地位的任何变动。那年秋天，英国驻锡金的政务官访问拉萨，同西藏官员讨论达旺问题。他汇报说，西藏方面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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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直到一九一四年，达旺毫无疑义地是属于西藏的；（2）他们认为藏印边界的调整是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条约所设想的对边界进行全面确定和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取得一条明确的中藏边界，他们当然很乐意遵守一九一四年制定的印藏边界；（3）他们认为英皇陛下政府是同情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的，根据是自一九一四年签订了条约和宣言后，印度政府从未采取任何步骤对西藏在达旺地区的权力表示异议，或在该地区行使英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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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西藏人认为他们同意麦克马洪线是以得到补偿为条件的，即要英国为西藏取一九一四年所要求的在同中国的关系上所享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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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最初使英国对于印度东北边界有所分心。然而日本的参战，以及随后对印度所造成的威胁，使前进政策复活起来并推动了一些人决心要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一条有效的边界线。一名有关官员这样说：“政府突然意识到印度东部边境是有弱点的，因此深信有必要填补自英国统治以来阿萨姆和西藏之间一直听任其存在的政治上和行政管辖上的真空。”于是便将实施麦克马洪线的任务交给了政府的部落问题顾问米尔斯（J.P.Mills）去执行。而米尔斯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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