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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方面，英国在一八九九年同北京的接触流产后，再没有就边界走向采取任何正式步骤。这段边界从未划定。这个任务留给了它的继承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去完成。在东北方面，麦克马洪线曾秘密地得到西藏的同意；但是它一开头就遭到中国的拒绝，在实践上西藏也没有理睬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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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过去具有它的继承国所缺乏的很大的有利条件：第一，它的力量就其范围和规模来说，可以在远远超过喜马拉雅山的地方发生作用；第二，当时不管在英国还是在印度，印度帝国的边界问题没有成为人民施加政治压力的目标。领土至上的原则从来没有涉及过。因此，英国的政治家和官员们不需要考虑土地与主权在人们感情上所起的作用，他们能够“记住我们所要的不是多一块或者少一块荒瘠的或甚至是富饶的领土，而是一条清楚的、明确规定的边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英国还是把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留给了它在次大陆权力的继承者。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它使得印度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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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段边界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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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第一章 对撞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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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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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一九五O年于人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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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用语言、文字、符号、标志或其他方式，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提出异议，足以或可能危害印度的利益，治安或安全者，将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判刑并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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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刑法修正法案（一九六一年）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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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英国官员们所画的边界线，居然被英属印度帝国的非英籍继承国尊奉为宝贵的国家产业。英国当初画出这些边界，并没有在英王的印度臣民中引起风波。假如那时印度有人注意到杜兰和麦克马洪所干的事情，他们必定会认为这是英帝国主义者用印度纳税人的钱，又一次玩弄强权政治的缺德把戏，而把它一笔勾消。现在，继承国把这些英国制造的边界线奉若神明，当作民族遗产中的传家宝，这是历史上没有预料到的、不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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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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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新生的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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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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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针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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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午夜，当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应运而生的时刻，印度的边界也经历了看不见的，但却是深刻的变化。在印度独立前，边界是英国所关切的事情：英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是根据英国的利害得失来看待印度次大陆的利益的。他们只关心来自俄国或中国的威胁对英国投资产生的影响，或在伦敦议会里引起的反应。印度的民族利益并不是英国要考虑的因素，英国人只是有时想起，不能让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同边界那边的俄国人或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免产生动荡不定的局面。“英国要统治印度就必须有威望。为此目的，就必须设法不使印度臣民在视野中看到任何强国的出现，即使这个国家远远比不上英帝国强大。”当印度人终于发觉英国为巩固印度边界所作的努力只不过是确定印度从属于英国的一种手段时，他们就对英国政府的边界政策表示遗憾。[注：一九二一年国大党决议称，英国政府的政策“传统的指导思想，更多地是保持印度的从属地位，而不是保护印度的边境地区。……印度作为自治的国家对它的邻国用不着害怕……”因此敦促那些“对印度人民并无恶意的国家……不要同英帝国签订任何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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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度的独立，一切都变了。印度的边界不再是英国同其他帝国进行大争夺的筹码，而成为保护新国家的外壁。那些只关心战略利益而不关心领土的人们，已经不能够任意制定或变更边界了。从此以后，边界成为祖国的神圣领土的围墙，政客们如果任意改动边界，只会自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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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政府对北部边境的政策，同过去英国政府的政策丝毫没有不同。印度在一九四九年利用了锡金一个地方起义反抗大君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在形式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新德里在尼泊尔的势力依然凌驾一切。一九五O年，印度政府协助尼泊尔国王结束了拉纳（Rana）家族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后，印度的势力更加强了。印度新政府就这样接管了并巩固了寇松称之为“保护国链条”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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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独立就继承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保留原职代表印度，这就象征着——无疑也加强了——这种连续性。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变成印度代表机构。理查逊后来写道：“这次转变几乎觉察不出来。……原有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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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藏政府正设法为它从一九一一年起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取得合法地位和国际承认，快要完蛋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无法打消西藏这种念头。一九四九年年中，西藏人把国民党政府人员从拉萨赶走，借口是怕那些人可能是、或已变成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方面怀疑理查逊和印度在这出戏里插了一手。西藏当局因拉萨贴金的木龙嘴里滴水等不祥之兆感到惊慌，可能也对北京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前景感到惶恐，因而开始建立军队。西藏请求印度提供武器弹药，印度表示同意，并派遣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赴藏，办理军事援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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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的观点看，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的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长期的先例所制约，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订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旧依靠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旧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在原部门留用并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因此理查逊从拉萨发回的报告和建议必定很受重视。他所写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一书，清楚地表明他如何为西藏的独立事业而效劳。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西藏排斥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中国也自然把印度的这种政策看作是敌对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他们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西藏的帝国主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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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不久认识到，它所继承的遗产中，也包括了北部边境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一九四五年以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系列照会中不断指责英国侵入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中国向印度最早提出的一次交涉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当时他们向刚刚设立的印度驻华使馆提出上述指责。但印度方面予以驳回，声称东北地区的部落地带是印度的领土。驻新德里的中国国民党大使在撤馆时采取的最后的行动是提醒印度政府注意：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认为西姆拉条约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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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方面希望乘英国将政权交给印度的机会，收复过去一世纪左右被英国夺走的一切领土。一九四七年十月，他们正式要求印度归还从拉达克到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的一大片西藏领土。[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发现锡金道吉岭（Dorji-ling）的山村风景优美，认定可以把它当作个躲避印度平原酷暑的胜地。当时还有个政治考虑：英国认为，“在锡金腐败统治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有一个治理良好的归属英国的孤岛”，将促进英国在喜马拉雅山这一边的地区的利益。一八三五年锡金大君无可奈何地同意把这块地区割让给英国，后称大吉岭。] 印度在答复中却要求西藏保证同意维持它从前同英国政府所保持的那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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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力图继续推行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及其以北地区的政策，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却难以成功。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占压倒优势的是英国统治者。英国不仅在当地拥有巨大的权势，它还能在必要时纠集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影响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事实上也曾多次使用上述力量对付中国。一九四七年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从而使喜马拉雅山两面的力量对比颠倒过来。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这就确定了上述变化。从此以后，优势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北面，而不是它的南面。中国重新在西藏行使权力，就显示出并证实了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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