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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国在阿克赛钦的活动之所以没有惊动印度政府,真正的理由是印度对此毫无所知。[注:有人认为印度政府是知道中国修筑了公路的,但是有“一些比尼赫鲁更加强烈地、更加不顾一切地主张争取中国好感的高级人士”,没有把这项情报告知尼赫鲁。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种推测,看来是由于他们没有在地图上查找一下印度所说的巡逻队走过的路线;如果他们查了的话,就会看到,正如印度方面后来承认的那样,“根本没有派遣印度侦察人员去过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新公路的阿克赛钦的那个地区”。(见赫德森(G.F.Hudson)在圣安东尼学报(St.Anthony’s Papers)第十四期的文章,伦敦Chatto&Windus一九六三年出版。)] 从列城向东北方向派出的几支巡逻队都没有穿越阿克赛钦——有两支巡逻队可能曾抵达阿克赛钦最西部的边缘,但没有到达接近这条公路的地方。由于中国报刊兴高采烈地报道了这条重要公路业已竣工的消息,印度政府这才第一次听说有这条公路。印度驻北京大使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向新德里报告了这些情况。印度大使提到的是刊登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个小比例的简图,印度政府只从这张图上也弄不清究竟这条公路经过些什么地方。直接向中国查询,又同印度的立场不相称,因此就决定派出两支巡逻队调查公路的位置。[注:为什么没有采用空中侦察的手段,这很难说;也许是因为空中侦察容易招致中国的抗议,而地面巡逻则可能不会被察觉?] 由于酷寒,巡逻队又不能在冬季派出。所以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这两支巡逻队方从印度的基地列城出发。到十月,一支巡逻队从公路南段打回报告,说这条公路确实穿过了印度所主张的领土;奉令前往公路北段的另一支巡逻队却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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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五八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中印边境两端的无人地带就是这样被占领了,中印双方各自抢先占领了各自认为在战略上和实际考虑上对自己十分重要的地区。在东段,印度完成了英国人的未竟事业,贯彻了麦克马洪线,不仅确立了对部落地区的行政管辖,而且把西藏的(潜在地是中国的)行政当局撵出达旺,把这个地区更名为东北边境特区,并在一九五O年宪法中将它列为印度领土,由新成立的印度边境局的官员管辖。印度还开始修筑通向部落地区的公路,主要的一条是通向达旺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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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西段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而印度人却蒙在鼓里。中国先是利用、后则翻修了那条穿越阿克赛钦的商路,并把它变成一条为中国行政管辖所必需的公路,他们称这条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间主要交通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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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双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辖扩展到这些新地区的时候,都知道对方在地图上对这些地区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人们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国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双方各由于自己的原因,都宁愿不把问题提出来。回顾起来,也可以说中印两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开端建交之初,没有把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列为首项议程,是一个失策。正如缅甸的吴努所说,“即使邻国间关系再好,双方也应当知道什么地方是一国领土的终点和另一国领土的开端。只有这样才能忠实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边界问题本来是满可以解决的,当时中印两国国家关系很好,两国也各自占据了它们认为对自己是重要的无人地带;因此,只需要签订一项协议,用外交形式把看来双方都满意的边界现状固定下来就行了。如果双方真的都满意,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了;但如果双方——或者一方——坚持其地图上对某些领土的要求,而这些领土又已为对方所占据,那么,边界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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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O年萨达尔·帕特尔死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人物,此后十年他驰骋于印度政坛,大权独揽。他是总理,在不同时期兼任国防部长,有时担任国大党主席,他还兼任计划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长。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唯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说,一九四七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的政府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内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门的权势大,所以这班人,由于个人利益和野心的驱使,都从事于对内政部门职务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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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制度在印度从来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鲁甚至不屑于把内阁装点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人们有时会表示不满尼赫鲁总理的“傲慢的、不顾宪法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一位财政部长因此而辞职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一般说来,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着这么干。一名高级文官说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部长们满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没有事先取得内阁的同意就公开宣布政策决定。”尼赫鲁独断专行的作风,在他处理外交政策时比处理内政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内阁中有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但是对这个机构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多次制订、宣布、甚至执行事关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而该委员会和内阁却毫无所知。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就是这样,不但内阁和内阁所属的外交和国防两个委员会不知道,直到发生武装冲突使这个问题再也隐瞒不住时,议会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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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鲁个人制订的;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也仅由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几名高级官员负责。最初几年尼赫鲁领导外交部部务,也是事必躬亲,好象他管的只有一个外交部,甚至连一些简单的电报,也时常要亲自起草,不同官员们商量。有一个看问题比较尖锐的观察家,批评尼赫鲁在世时的印度外交人员,他写道:“他们工作效率不高——对于印度这样重要的大国来说,很不相称。他们训练不够,业务能力不行,整体观念不强,过分热中于讨好上级。尼赫鲁过于忙碌,过于偏执,以致没有去了解必要的细节和下级官员的情况,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级官员和少数几个偏爱的部下。这样就助长了阿谀奉承,走私人路线,以及肤浅和主观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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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鲁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的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度过十二天,回去后他确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兴起,它扎根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摆脱了多年来的懵憧软弱状态,变得强壮而团结”。一九五四年他再度来到中国,在回印度以后,对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纪律,印象很深,他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了不起的力量”。这次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中印双方对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这种以老大自居的矛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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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尼赫鲁在印度内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总是力图把它同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是亚洲政治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他相信到头来中国文明将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度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必然会在亚洲和世界上成为竞争对手。可是他认为中印竞争不一定会搞坏两国关系。尼赫鲁对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主张,使他在国内以至在国际上挨了不少责骂。从一九五O年起,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抨击他的对华政策是姑息政策,并且争论说,既然认为中国是入侵西藏,就不应该加以默许。他们警告尼赫鲁说,中国出现在北部边境,不可避免地会把印度暴露于中国扩张主义的威胁面前——后来,他们自然相信这些预言都已得到证实。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使权力所引起的惊惶和愤恨业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印度又风行一时。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访尼赫鲁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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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乘此机会提出了麦克马洪线 [注: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是尼赫鲁先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这种看法对于印度对中印边境争端发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尼赫鲁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是周恩来主动提出来的。] 的问题。当两年前两人在中国会谈时,尼赫鲁曾顺便提到中国地图标出了“一条错误的边界线”。按照尼赫鲁本人的说法,中国当时告诉他这些中国地图是老地图的再版,还没有来得及加以修改。[注:“印度总理却没有想到,中国有同样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图的问题向他提出责问,这些地图也是把从前的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土要求照原样画上,而没有同有关邻国事先商量。”(见狄克·威尔逊(Dick Wilson)所著《亚洲觉醒了》(Asia Awakes)第83页,伦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后来,尼赫鲁说,他“凭着印度对中国友好关系”,曾就当时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缅边界谈判问题写信给周恩来。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缅甸对它的两大邻国都有所疑虑。他提议中国采取步骤以消除缅甸的不安,并建议可以邀请吴努到北京来讨论边界问题——后来中国也这样办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是在尼赫鲁上述信件发出后几个月内举行的。在谈到中缅边界谈判时,周恩来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根据尼赫鲁的说法,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告诉他说,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国同缅甸的边界线,尽管“这条线是英帝国主义者确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即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它应该承认这条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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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采取了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来对待麦克马洪线。中国对过去由其帝国主义邻邦所划的界线一旦变成有效控制线时,都采取同一方针。诸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中俄边界,有效控制线几乎建立了有一个世纪之久。印度仅仅是在五年前才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可是中国人的态度还是一样:接受“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这的确是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现实的方针。如果拒绝承认“既成事实”,并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将会同所有邻国都发生难以解决的毒害国家关系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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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恩来对尼赫鲁所作的保证,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推论,但看来周恩来没有把这点讲清楚。中国虽然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但中国不愿简单确认麦克马洪线。北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只要存在着边界条约,中国都是遵守这个条约的。但如需要进一步举行谈判以便划定走向和解决争端时,中国就会坚持必须缔结新约。新条约一般会肯定旧的边界走向;但是在中国看来,新条约既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协商的结果,那就消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污点。中国对中苏边界条约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并没有条约依据;因此,划定边界只能是以现状为基础。从实际的和政治的考虑出发,即使批准一条象麦克马洪线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虽然不是明确划定了的——边界,也需要经过谈判协商。周恩来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为他当时是联系到中缅谈判的问题讲了上面那番话,而且他接着还讲到,他相信印度将和中国一样,都不会认可旧时的帝国主义的条约。此外,前不久他还向尼赫鲁保证过,中国不会利用谈判来试图变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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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面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周恩来这时候没有提出中印边界西段的问题呢?当时尼赫鲁似乎还没有察觉: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地图上对阿克赛钦这块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国认为属于自己并作为自己的领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图上曾明确地对阿克赛钦提出了要求。中国当时正在毗邻的中段地区处理边界争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会向周恩来汇报西段地区也有可能发生争执。如上所述,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如果让中国方面根据它自己的地图对被印度占领的领土(麦克马洪线南面的地区)提出要求,对印度最为有利;也许中国对于印度对阿克赛钦(中国认为是中国领土)在地图上提出的领土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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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鲁讨论东段边界时没有提出西段边界问题,不管这样作的理由是什么,这件事带来了深远影响和不良后果。当时周恩来肯定认为中国方面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是作出了让步,而尼赫鲁大概也同意这种看法。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当时进而指出印度地图在西段标出的边界线是错误的,很可能这场中印边界争执就可以避免了。当时印中兄弟友谊正处于极盛时代,尼赫鲁肯定会把对印度地图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现实情况),看作是为了继续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的确,他也许会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使他能够作出一些姿态,来与周恩来对麦克马洪线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媲美。不过这个机会一下子错过了。两年后局势完全改观。彬彬有礼地指出你方的地图与实际情况不符是一回事;发现了你的邻国(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已经修筑了一条公路通过你的地图标明是你国的领土,这又是另一回事。客观现实也许是同样的,但是感觉却不一样,而在这件事情上感觉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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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给北京一份备忘录,就印度发现中国修筑阿克赛钦公路作出反应。这份备忘录声称:这条公路所通过的领土“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还说,“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备忘录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收到关于那个失踪的巡逻队的消息。中国在复照中进行了不礼貌的反指责。复照说,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已被扣留。“本中印友好的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 [注:就是说,把他们放在高达一万八千英尺的喀喇昆仑山口外边。印度军队当时在附近并无哨所,但这一小队印军总算幸运,终于被发现并脱险。] 但是北京形容他们的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符合的,并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一次外交交涉,围绕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复照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唯一的一次承认了存在着争执,而在几个星期之后,印度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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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一方面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以便弄清阿克赛钦公路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式地提出了中国地图的问题,在给北京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在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国杂志中有一张简图,把印度认为是印度领土的几块地方标成中国领土。在东段,中国地图继续不理睬麦克马洪线,而沿着山麓标出中印边界走向。尼赫鲁在一九五O年曾经暗示了这一点,当时他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把现在属于印度的东北边境的一部分领土,标成不属于印度”。在西段,中国的地图把边界线标为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方走,直到羌臣摩河谷。如上所述,这种标法和十九世纪英国当局对边界的观点正相吻合,只是后来英国对于俄国势力向印度的挺进感到震惊,才开始对他们的边界想法作出相应的修改。[注:见历史引言] 上述标法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入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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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备忘录追溯道,一九五四年尼赫鲁曾经向周恩来提出过地图的问题,并说周恩来的答复是这样的:现行出版的中国地图是以老地图为根据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印度建议说,现在正是作出改正的时候了。中国的答复又一次使印度感到仓惶失措。复文证实了周恩来在一九五四年曾说过,现在发行的中国地图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图为根据画的,但又说周恩来曾解释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边界还没有进行勘察,也还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到适当时候,通过这些协商将产生对中国边界的新画法,与此同时,中国将不会自行修改边界。这份备忘录在中国指责印度巡逻队的同一天递交给印方。它透露了中印双方不仅在领土主张上有冲突,在对待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至少从一九五O年开始,印度的政策一直是说北部边境不容谈判。这项政策在最初主要是指麦克马洪线,但在一九五四年,却扩大到中印边境全线。现在很明显,北京对这个问题的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期望先讨论边界走向,然后再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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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看,中国的态度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新德里却认为中国的态度含有令人震惊的意图,说明中国要在它所选定的时刻提出领土要求。“巴依、巴依”的气氛已烟消云散,说到底它不过是印度的和亚洲的民族主义的漂亮词藻和表情而已。也许印度对中国的感情在骨子里总是带有几分不信任。当中国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楚的时候,这种不信任就发展成为公然的猜疑,随即又变成愤懑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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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开始了两国总理间的信件来往。这种信件来往成为贯串这场整个外交争论的一根连结线。尼赫鲁来信语调友好,一开始先赞扬中国的进步,然后转入边界问题。尼赫鲁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他同周恩来讨论麦克马洪线的情况,他说当时周恩来曾经告诉他中国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印度的“印象是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因此,中国政府最近的声明,提到有必要进行勘测和谈判的说法,使他迷惑不解。尼赫鲁接着声明了印度的立场,从此以后他就坚持这一立场,寸步不让:“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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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复信也同样是热诚的。他感谢尼赫鲁来信中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赞誉,他也向尼赫鲁致敬,并且感谢印度政府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谈到边界问题时,周恩来声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对此立场,中国此后也不肯退让。他写道:“首先,我想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所以,印度和中国出版的地图就有了出入,而且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争端。中国地图对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虽则“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没有进行实地勘察,也没有同有关邻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为了使已经发生过的此类细小的边界事件得以避免,周恩来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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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立场是: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过,中印双方存在争端,只有通过共同协商和联合勘察,才能解决争端。周恩来说“边界问题的存在,绝对不应该影响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定可以通过友好商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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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具体的争执问题时,周恩来对阿克赛钦的态度斩钉截铁。正如同尼赫鲁对整个边界所采取的态度一样。周恩来说,位于新疆南部的这片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新藏公路也通过这个地区。周恩来对于东段边界却不那么肯定,他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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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它从未为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当时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虽然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对这条片面划定的界线实际上是不满的,他们的这种不满,我也正式地告诉过你。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变化: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说过了的。但是我们相信,基于中印友好关系,对这段边界总可以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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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在以后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文件来往中又多次重复过,它是很关键的。印度方面把这一段话理解为中国拐弯抹角地拒绝了麦克马洪线。后来,中国把阿克赛钦的那片有争议的地区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那片地区相提并论,印度认为这就证实了他们的上述理解。但是,这一段话想表达的意思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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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他在一九五六年曾经讲过,他将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国同印度之间的边界,周恩来的答复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他也许有意用“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说过了的”这句话,示意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把产生麦克马洪线的协定的合法性(他否定了这个协定有任何合法性)和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对这条线本身,他说,考虑到中国同印度存在着同缅甸一样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从上下文来看,下面的假定是站得住脚的:周恩来是在暗示,中国和印度一旦坐下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会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作为那一段的边界线。把产生这条线的协定的合法性同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改变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立场,承认英藏协定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西藏当时是个主权国家,从而也等于是承认一九五O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侵略行动,而不是重新树立一度丧失的中央政府的权力。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后,自己也从反面说出这个论点:他曾对新德里的听众说,“如果你否认西藏享有主权国家地位,你就否认了西姆拉条约的有效,因而也就否认了麦克马洪线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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