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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照此写了回信。他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他长篇大论地辩解说，印度所要求的边界线“一直是历史形成的边界”，边界的每一段都已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他接着说，“诚然，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划定”——这显然是证实他几天以前在议会里承认西段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说法，但是，接着他又说：“事实上中印边境许多地方的地形使得这样在地面上用实物标界成为不可能。”这就是示意他所说的“划界”就意味着“标界”。这样一来，尼赫鲁实际上勾消了他所承认的西段边界的未确定性，并恢复了他以前的立场——即边界线的全线都已确定；印度说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在国内，尼赫鲁就说人家过去对他的话“断章取义”，从而收回他承认过的话，并宣称“不论是东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边界都不是未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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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给北京的一连串的外交照会中以及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论点。这些论点应用于东段和西段这两个主要的争议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就麦克马洪线而论，印度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个论点：产生这条线的是英国和西藏之间的换文，“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英藏换文必须被认为对中国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印度为了维护这个论点，就干脆把中国并没有参加英藏之间的秘密换文这个中心问题一笔勾销，并且无视中国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后一直明确拒绝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的和所有诸如此类的协议的事实。不但中国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员和历史学家们，无疑还有尼赫鲁本人，都同样清楚，印度的说法歪曲了西姆拉会议的实际情况。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认定，同中国举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会危及印度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印度预料到不管中国事先作出什么样的暗示，在这样一种边界谈判中，中国将提出大幅度的恢复失地的要求；还由于印度认为同中国达成任何边界妥协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将标志着印度不得不从原有立场后退，那样一来，将把印度降到亚洲的二等国地位。但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唯一合理的根据就是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于是印度就据此进行争辩。当然，印度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而是为了争取国际支持，而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印之间争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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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论据的第二道防线是声称麦克马洪线从来不是一条新的边界线，它只不过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按照印度的说法，这条早已存在的边界的确十分古老；他们声称这条线“和它现在的位置大致一样，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印度人为了给他们的主张找根据，就引证《奥义书》（Upanishads）、《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Ramayana）[译者注：《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论丛之一，吠陀圣典的一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和印度文学的典籍。印度对中国说，多少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山的天险就是印度精神的奋斗所向”。这一套论调在印度人听起来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鲁也经常提到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并把它看作边界争端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却不起作用。他们说，“神话故事不能引用来作为印度对于边界要求的根据。” [注：印度从印度经典著作里寻找根据，连篇累牍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们望而生畏，除非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东西也具有渊博的知识。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尔德（A.R.Field）教授在仔细研究了印度这方面的论据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政府坚持主张“为多年传统和习惯所肯定的古老的证据，可以作为边界的基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印度的这种论据似乎同寇松说的下述情况相似，就是“一种所谓天然的疆界……亦即各个国家由于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时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应当是属于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类疆界所作的尝试，“曾经是造成多次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几次最悲剧性的兴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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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为了证明中印边界已经是“确定下来了，没有必要进一步或正式划定”而搜集的大量论点，是以顽固的讼师的手法提出的。印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就象律师在法院为一个案件辩护，也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一样，因为对方对案情的了解大约同律师一样清楚。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给北京的照会刚刚递交后就立即公布，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公开外交，使外交照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宣传手段。正如尼赫鲁后来所说的那样：“我的目的是，或者把对方争取过来，或者削弱对方，使它在本国舆论、世界舆论和我本人的看法里站不住脚”。他说，这是“通常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印度，而只能归咎于了解情况的世界公众；他们好比法庭的陪审员，这些人把印度的论辩看作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学者的探讨，而没有看出它是律师办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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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段，印度的论点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东段，印度的立场就是说麦克马洪线是事实上的边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虑也必须是这样，于是为此目的就拼凑起各种论点。但在阿克赛钦地区，印度深信他们的领土要求比中国的主张具有更加有力的历史根据。这种信念，基本上是建立在戈帕尔博士的报告的基础上的。他一直是负责和提出印度方面的历史论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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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反驳中国关于“传统习惯线”的提法时的论据最为有力。从细节上看，中国为他们在地图上所画的线提出的论据软弱无力；印度却能列举很多证据，指出中国的主张向西面伸得太远。中国反驳说，由于边界从未划定，任何“传统习惯线”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只有在进行了印度认为不需要的划界和标界手续以后，才能求得精确。印度声称，他们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一条已经完全确定的国际边界。如果说中国所提出的传统习惯线的论据不是很有力，那末，印度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所可能提出的论据也是薄弱的。印度虽然可以引证说，在不同时期昆仑山脉就是这一地区中国领土的南部界限，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印度的或是英国的行政管辖曾经达到昆仑山。阿克赛钦实际上是一片无人地带，从来没有谁划过一条穿过它或绕过它的边界线。这样的一条边界线，要留待中国和独立的印度来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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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论中，印度对待一八九九年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态度是很奇怪的。前面讲过，这条线是英国向中国提议过的唯一边界线；根据这条线，中国在五十年代修筑公路所通过的地段，是在中国一面。但是印度坚持对一八九九年线的含义作反面的解释。[注：关于印度方面关于一八九九年方案的错误说法，可参阅：《官员报告》，第55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照会（白皮书II，第25页）；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照会（白皮书II，第87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照会（白皮书II，第22页）；还有尼赫鲁的这封信（白皮书II，第36页）。] 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声称，一八九九年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而事实真相恰恰相反。看来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查抄档案里的英国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注：一八九九年方案所主张的边界线，是“沿着拉宗山脉而行，直到它同从昆仑山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相汇合”。（见历史引言注）可是按照印度的说法，这个方案却变成主张“沿昆仑山脉”画一条线了。] 这可能只不过是个细小的失误，但后果却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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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复信中，在详细反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即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并且拒绝通过谈判来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转而谈到中国提出的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建议。他说，“我们也同意”，但接着又把问题搞混：“同时双方都应该尊重传统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试图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此外，如果任何一方已经越过传统边界侵入另一方的领土时，应当立刻退回到边界的自己一侧”。这样，（当尼赫鲁的信件根据上下文应该使用“但是”字样时，他却用了“此外”）尼赫鲁再一次提出了印度关于恢复原状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要求中国单方面撤退。他声明说，“不存在……撤退任何印度人员的问题”。尼赫鲁接着还明确提出印度方面的一个新条件：“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当时梅农在联合国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坚持要求“在举行任何谈判以前，中国军队必须从现在被中国所控制的地方撤退”。这个主张又变成印度立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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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中国改变态度并屈从于印度的要求，尼赫鲁的这种作法就给达成协议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碍。但在当时，尼赫鲁事实上还是遵循着一条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语调所表达的态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针。印度警告北京，说印度边境部队已奉命使用武力击退“越境者”，乃是虚声恫吓。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鲁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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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除非冲突确实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避免实际冲突。就是说，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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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万一任何中国武装部队进入我方，应当叫他们回去。只有在他们开枪时，我方才可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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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此段对楚舒勒地区作了详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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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在阿克赛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实际上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时联系整个边境的更大问题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且容忍中国对拉达克的东北地区的占领和他们通过这个地区修筑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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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对我方边境人员总的指示是要他们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但是必须坚守边界线的我方一边，不容许被对方轻易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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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我认为中国部队不至对这一段边境采取侵略的方针——即企图进一步深入我国领土。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加以制止，并应立即将情况上报请示。[注：这份纪录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布过。正如本书下文所引用的许多材料一样，作者不便说明其来源。本书凡引用文件而不注明出处时，都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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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口述的指示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数众多的印度巡逻队早已出发。前面讲过，它于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国军队在空喀山口发生冲突，遭到伤亡。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议照会中，把中国军队在边境的行动比作是“印中两国过去进行斗争所反对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活动”，并警告说，印度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这份照会第一次对印度声称是已存在于西段的边界线作了详细而完整的描述。在八、九两个月，尼赫鲁多次在议会中声明在西段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边界，而现在照会中却又精确地描述了一条把整个阿克赛钦划归印度的边界，并告诉中国说：“对过去的历史也有些知识的人，都知道印度这条传统的和历史的边界是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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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久事件以后，印度政府宣布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由印度陆军负责；这时对于西段的边境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注：对印度边境的巡逻任务通常是由内政部负责。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是由阿萨姆步枪队驻防，通过阿萨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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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久事件以后只有两个月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认为是中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进攻——给印度政界的舆论很大震动。当时议会已经休会，尼赫鲁以公开演讲的形式（公开演讲常常占去尼赫鲁许多时间），发表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最初评论。在讲话中，他企图平息（至少抑制）印军在空喀山口阵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愤怒。在冲突发生以后不几天，他在距离新德里不远的密拉特（Meerut）发表演说，企图从中印悠久友谊的远景来看待这一事件，并告诫人们不要采取意气用事的行动。他说，“不论采取什么步骤，我们都要深思熟虑，不能为一时激愤所左右，要有远见，才不致在亚洲和世界上都产生不良后果。”他提到中国人时表现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他是在斥责而不是辱骂；他甚至还再一次承认对于发生冲突的那个地方的所有权问题，可能有两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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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演讲给他自己招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其猛烈程度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一家报纸使用了这样一些形容词来评论他的讲话：“文不对题”，“伪善”，“昏愦糊涂”，“不老实”。该报指责尼赫鲁表现了他“过于谨慎地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而对于印度人民的愤怒和惊惶的反应相对说来则是无动于衷”。另一家报纸评论说，麻烦的是“尼赫鲁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国民当作许多长大了的儿童来对待。他认为印度人民象烦躁不安的少年一样，可以用甜言蜜语哄他们安静下来。他错了”。一个批评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责备尼赫鲁的“领导软弱姑息”，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并重新武装。尼赫鲁驳斥这一类言论是“全然错误的和无用的”，是一些“头脑发热的胆小鬼”的人说的话，并且反复保证说，印度是一个军事上足够强大的国家。他在人民院讲过：“我可以告诉议会，我们的国防力量比我们独立以来，当然也包括独立以前的任何时候的状况都更好，士气更高昂，支援他们的工业生产也更强大。我不是替他们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确信我们的国防力量保卫我国的安全是非常胜任的。”报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评论家更有分寸地发表了同样的论调。一名能够反映高级官员想法的《印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尼赫鲁总理“对于我国防御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国军队竟然愚蠢地进行挑战，他们就会维护我国北部边境的领土完整。这种信心决不是吓人的空话，而是基于对中印边界沿线的军事和后勤情况所作的仔细认真的估计”。这类看法同事实相差多么远，从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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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解释说，他在米拉特演讲的对象是农村的听众，因此他使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概念；而现在他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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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喀山口事件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印度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影响，这可以从尼赫鲁发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纽约时报》，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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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秘密备忘录，尼赫鲁先生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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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尼赫鲁先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他现在深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那里攫取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依据的解决，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国的领土要求有增无已，并含蓄地威胁印度：除非印度在拉达克地区作出领土让步，中国将在东北边境挑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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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开始谈到战争，但也还是表示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同时还提到他对印度和平传统的感想。不过他当时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能斥责他的那些最好战的批评者们所发出的冒险的战争叫嚣；然而，他如果走得太远，排除为边境而战的一切可能性，那就会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评，人家会说他束缚了本国的手脚，俯首贴耳地听任中国对印度进行他所说的侵略。他屡次暗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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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处于招架地位。人们不但责备他为了要维持“印中兄弟友谊”就对边境上的威胁熟视无睹，而且还责备他不让议会和公众知道中印争端的最初情况。他对议会解释说，“我们那时候以为如果不作过多的公开宣传，我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许会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认这种想法是个错误。九月七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从一九五四年起中印双方来往文件的第一册白皮书，其中包括他同周恩来最初的几封来往信件。尼赫鲁许诺说，“如果说过去我拖延了向议会公布这些（关于边界争端）文件的时间是做错了的话，那么，我今后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使全国特别是议会充分了解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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