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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解释说，他在米拉特演讲的对象是农村的听众，因此他使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概念；而现在他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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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喀山口事件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印度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影响，这可以从尼赫鲁发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纽约时报》，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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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秘密备忘录，尼赫鲁先生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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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尼赫鲁先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他现在深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那里攫取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依据的解决，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国的领土要求有增无已，并含蓄地威胁印度：除非印度在拉达克地区作出领土让步，中国将在东北边境挑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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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开始谈到战争，但也还是表示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同时还提到他对印度和平传统的感想。不过他当时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能斥责他的那些最好战的批评者们所发出的冒险的战争叫嚣；然而，他如果走得太远，排除为边境而战的一切可能性，那就会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评，人家会说他束缚了本国的手脚，俯首贴耳地听任中国对印度进行他所说的侵略。他屡次暗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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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处于招架地位。人们不但责备他为了要维持“印中兄弟友谊”就对边境上的威胁熟视无睹，而且还责备他不让议会和公众知道中印争端的最初情况。他对议会解释说，“我们那时候以为如果不作过多的公开宣传，我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许会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认这种想法是个错误。九月七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从一九五四年起中印双方来往文件的第一册白皮书，其中包括他同周恩来最初的几封来往信件。尼赫鲁许诺说，“如果说过去我拖延了向议会公布这些（关于边界争端）文件的时间是做错了的话，那么，我今后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使全国特别是议会充分了解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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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同中国的一切外交文件来往都马上在议会公布；议会不开会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到一定时候又编成新的白皮书印发。这样，尼赫鲁就把行政当局处理印度对外关系的权力和责任实际上移交给立法机关，以此证明政府有义务充分信任议会。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尼赫鲁对边界问题的方针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国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论点加以宣扬。[注：为什么尼赫鲁要公布白皮书呢？瓦尔特·克罗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写的这位已故的总理的传记中写道，“白皮书必然会煽起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会最后使他失去任何进行谈判的余地。由于感情用事吗？由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吗？还是由于打算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制止印度国内对他的边境政策的批评？也许他的动机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由于……一九五九年在议会内部屡遭揭露以后，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有关情况和盘托出。”] 但是这样做也就把统治权力搞乱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说的，“行政当局由于代表制议会和群众舆论的压力变得软弱无力，时常陷于瘫痪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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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接着说，这就会“迫使民主国家犯下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把这个论断应用到印度政府处理它同中国的争端以前，必须牢记，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早在他们还没有受到重大的公众压力前就已制定了对撞的方针。再者，虽然尼赫鲁在立法机构监督政策的问题上几乎作了全面的退让，但这种监督也只是起了推动他沿着他早已自行选定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作用。公众和议会的压力并没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愿作的事，也没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愿作的事。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舆论已很激昂，显然任何同中国妥协的企图都会被斥责为姑息，胆小，甚至更坏些。就这样，好象是一部车子的操纵装置都已按照尼赫鲁所决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鲁此后也一直没有想改变这个既定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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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二、躲躲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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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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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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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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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偷了”；话里还含有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印度坚持要夺回失去的西边的领土，那么，中国就要吞并东北边境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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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发生了下面的情况，那么，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发现中国军队在一次突然的偷袭中侵入没有设防的边境山口，涌进旁遮普邦，占领了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开始横贯旁遮普邦筑路行车。假定中国军队还在公路干线上设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赶回去；在一次伏击中，又打死了好几名巡逻警察。新德里指责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国却和气地回答说，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过去一直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并且表示愿意，甚至热切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整个边界问题，但首先双方要约定遵守现状。新德里当然会立即拒绝进行谈判的意见，甚至会斥责那种认为可以拿现状作基础作出即便是临时安排的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自动撤走，印度就决心使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那种虚构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样的反应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所作出的反应却恰恰如上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中国在阿克赛钦攫取的领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样，在道义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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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尼赫鲁在议会里承认过，西段的边界还没有划定，阿克赛钦地区比麦克马洪线更加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推断，尼赫鲁自己最初并没有采取上述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对印度公众激忿情绪的共鸣，他对自己认为是中国的背信弃义、以势压人的态度感到愤慨，也许还有戈帕尔报告的影响，促使他转到这种观点上来了。由于印度的论点（即印度主张的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是精心制造出来的，所以尼赫鲁象印度或国际上的许多人一样，就相信了这种观点，从而也必然认为中国留在阿克赛钦是一种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绝默认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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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于一个公开拒绝谈判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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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会拒绝周恩来的两个建议，这本来早已成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绝接受沿着全部边界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一项反建议。尼赫鲁在复信中，首先把东段、中段同西段区别开来；他说只要双方在东、中两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逻队（他说印度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关于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张，说印度已经通过定期派遣巡逻队对阿克赛钦实行管辖。他排除维持现状的协议，他说，“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争论。”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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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建议在拉达克地区，我们两国应就下述事项达成协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印度政府应将其所有的人员撤退到据我们了解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西。同样，中国政府应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会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东。由于这两条线相隔很远，两方面的部队之间就不会有发生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这个地区几乎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因此，无须在这一由东面和西面两条线为界的地区内保持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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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设想的这一套不过是一场外交把戏，并不是指望能为对方接受的建议。中国提出双方共同撤出军事力量的建议，使印度在外交上处于守势。现在尼赫鲁巧妙地进行回击，灵活地使用了双方共同撤退等一类词藻，提出了其实就是印度过去提出过的要中国全部、并且实际上是单方面撤出西段争议地区的要求。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从新疆到西藏的陆路交通线就不复存在，只不过印度还准备让中国的民用车辆使用阿克赛钦公路而已（对于原来建议的这项修改是尼赫鲁在一次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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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的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实际的”，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而政界人士却并不那么赞成。在议会休息室里，议员们责备政府放弃原则，纵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说，“政府为了急于谈判解决，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愿意从那些从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来。”他的话反映了议会两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阿索卡·梅达指责政府由于急于谈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个人民同盟的议员说，把印度的一角划出去作为无人地带，这等于是“鼓励侵略”。于是政府发言人和官员便通过报纸宣传和直接的办法，设法减少人们的疑虑，强调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块地方，而且如果总理的建议能为对方接受，那么，就可以实现把中国人从阿克赛钦地区赶出去的主要目的。他们还指出，即使中国答应完全照办，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的主张是可以谈判的。中国实施尼赫鲁建议而撤退后可能进行的谈判，只涉及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而不会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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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尼赫鲁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总理立即举行会谈的建议，在印度几乎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在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以前，决不应当同北京进行讨论。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这种论点：“我们应该讲明白，只要中国的挑衅存在一天，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决不会姑息有扩张野心的邻邦。他们决不会赞助任何侵蚀印度国家领土的妥协。……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印度愿意谈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只有当中国撤出侵略地区，从而表示对和平友好谈判的绝对尊重时，才能进行谈判。[新德里必须]寸步不让，应该首先坚持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作为进行谈判的条件”。反对党议员，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说，“只有在中国首先接受我们的边界线并立即撤出他们强行占领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谈判。”国大党议员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国大党头目阿图利亚·高希（Atulya Ghosh），从道义观点提出：“在中国继续其侵略活动的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考虑印中两国总理进行会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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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并不感谢人们对他拒绝同周恩来会晤所作的赞扬；的确，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他坚持不懈地表示不但准备而且渴望同中国人会晤，并且决心继续争取谈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说，“就我个人来说，就我国政府来说，我们愿意谈判、谈判、再谈判，一直谈判到底。我坚决反对那种在任何阶段都停止谈判的主张。我认为这不仅是根本错误的主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甘地主义的主张。……只要这个政府存在一天，谈判就将一直继续下去。”他总是同反对党辩论说，不谈判，就只有选择战争；虽然他决不排除有可能为边界而战，他仍然坚持有必要进行会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尼赫鲁总是拒绝那种认为他不应同周恩来会晤的主张。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准备同这个广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会晤。”“没有什么人是我不愿意会晤的……[但是]不能因为谈到会晤就匆忙去会晤，这样去会晤就可能因时机不合或判断错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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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个人坚决主张谈判的态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因此，他的立场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不解。当时，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件上似乎已经完全拒绝高级会谈，但是就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新闻记者就印度总理关于他愿意谈判的那一番话追问他：“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尼赫鲁回答说，“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发现自己讲了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于是他就解释道：“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宜，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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