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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58 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受到如此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但是，事实是这样：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按它的物质力量是不能同大国或同许多武装起来的国家相比的……。它是贫穷的，而且，正在为摆脱贫困而艰苦奋斗……而在最近几年中它在世界上却受到了如此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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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60 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一则是由于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则是由于世界人士仍然怀念甘地的光辉形象，但是更多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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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62 我们一直怀着笃信、热忱和真诚来谈论和平，谈论我们希望和平和……容忍，而当我们谈论和平共处和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挂在口头的现成话——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刻的感情和出于对今日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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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64 这种自我欣赏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历来属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度是属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民族主义一样）的那种独特智慧和道义地位。但是这种自我欣赏是有事实作依据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务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加沙、刚果到朝鲜，被邀去当裁判，当和事佬，或者当仲裁者，人们对它洗耳恭听，求得谅解。作为国际关系动力的不结盟概念的主要定调人，作为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以尼赫鲁为化身的印度，曾经为缓和冷战的冲突多方奔走。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接连访问新德里。从印度为华盛顿及莫斯科双方所接受这一点来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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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66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对“不道德的中立主义”的指责随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诚挚的同情，有时简直接近于求爱者那样的热情——艾森豪威尔对印度议会说，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在中印不和公开化之前，美国就已从印方获悉了有关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访问印度回国后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顾问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忧虑。他说：“从美国的观点看，印度政府对赤色中国在边境的活动”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印度等情况，“感到有些惊慌，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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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68 一九六O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它的共产党大伙伴，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虽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而随着比莱钢铁厂（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苏联对印度经济的援助。可是，到头来印度的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俄国人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他们只不过遗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这次事件“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俄国人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政府所能够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预料之外。尼赫鲁提醒人们注意俄国人的声明。他在人民院讲到：“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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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70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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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72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 [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 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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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74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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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76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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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78 印度不再继续坚持中国后撤作为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显然将加剧印度国内对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自八月以后，尼赫鲁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他采取比较慎重的语调反对批评者中的主战论；他申斥那些要求给中国下最后通牒，并采取迅速军事行动“赶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将致力于“谈判”的态度；这些使得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是想同中国妥协。从坚持中国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撤出的立场后退，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这种怀疑，并招致人们对姑息行为的谴责。由于面临着必须在围攻下改变方针的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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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80 这个烟幕就是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两者之间所定下的意义上的区别。按照尼赫鲁自己所下的定义，既然预定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并不是谈判，那末，即使他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递交，尼赫鲁认为他还可以继续说，现在仍然没有同中国谈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递交的。[注：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决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请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拟的，但为了让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高·帕塔萨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该信，因而耽搁了一些时日。] 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就到达了新德里。尼赫鲁在同赫鲁晓夫会谈了一个上午以后，直接前往议会。他在议会讲话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在目前时刻，我看不出中印双方立场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和沟通的桥梁。就是说，在双方现有立场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余地，因此目前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当时人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将进行劝说，促成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因而尼赫鲁在这个时刻重申印中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似乎使人们听起来觉得更无回旋的余地。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尼赫鲁事实上已经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注：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反映了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到目前高级会谈似乎就要举行，但承认尼赫鲁的声明是个矛盾：“总理发表断然声明似乎使那些确信他同周恩来先生将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会晤的人们出丑，同时，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鲁晓夫充当斡旋者的人们的希望幻灭”。] 在议会内外，尼赫鲁的声明证实了人们认为他无意同周恩来会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递交了邀请信，将其关键性的做法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放出的掩护烟幕就最浓厚，最难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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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82 但在短短四天以后就宣布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难怪这在印度引起了愤怒和震惊。尼赫鲁的邀请信写得诚挚，甚至热情，同六个星期以前发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甚至恢复使用“亲爱的总理”这样的称呼以代替“亲爱的总理先生”这种比较冷淡的称呼，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后，头一次恢复这样的称呼。他写道：“使我深为痛心的是，过去这样友好的、我们曾作了这么多努力去加强的印中关系，竟已迅速恶化，并且引起了恶意和愤恨。”他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前提，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谈判。”他重复说不可能谈判（他的信当然是要发表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仍然认为我们进行会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不可能离开印度，他要求周恩来到新德里来；为了预防中国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众的情绪而提出异议，尼赫鲁保证说，“你来这里，将是我们的上宾。”在递交这封简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冗长的照会，驳斥中国从前的论点并重申了印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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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84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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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86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四月十九日访印，并停留七天——其实如果只停留两天，印度政府也许会更为高兴一些。访问日期商定后，那些怀疑尼赫鲁有意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开始集中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各反对党派宣布将在周恩来访问的同一时间组织“不投降周”，计划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而且还议论如何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一种“使人呆不下去的”气氛。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总算说服了反对党首领们在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不搞游行示威；双方取得了彼此满意的妥协，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来访的前一天为止。作为交换，印度政府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非共产党反对党领导人在一封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件中，自称代表了公众的情绪，再次申述他们的观点说，在“中国人撤除侵略”之前，不应该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不得削弱边界，不得做任何被认为放弃印度领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来到达前两天对这一点叫得更凶。他们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队伍挥动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桔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打倒中国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字句。人群拥到大门口，被大批警察挡住，只让他们的一个头目到里面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亲自作出保证：“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们占有的，还是目前在中国非法占领下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的事”。根据官方的叙述，在尼赫鲁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对话中，印度总理只是告诉对方说，除了他在议会里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别的可讲。但是，人民同盟的头目同印度总理交谈后回来时，叫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说，尼赫鲁已经答应“印度决不会让给中国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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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88 印度政界舆论这个时候找到了另一条拒绝同北京谈判的国际理由。反对同中国解决问题的人们认为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和堡垒，指出同中国妥协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正如人民同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会“挫伤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国家的士气”。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国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所以人们希望日益逼近的会谈以失败告终，认为这才是印度的胜利。在周恩来到达前夕，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述道：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 [注：美国也出现了相同的论调。《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说：“印度方面的坚决抵抗是对其所有邻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对于尼赫鲁在本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亚洲的未来地位都是重要的。”] 如果会谈破裂，“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论都催促政府不要谋求解决，例外的是极少数。印度共产党鼓吹和平解决；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国民先驱报》（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对党的同僚们无权自封代表印度说话。几家穆斯林小型期刊，为了反击他们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这班人采取了最极端的好战方针——的教派敌人的战争叫嚣，建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但是它们的言论是与众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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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90 在周恩来到达前一个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印度政府对北部边界的态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鲁同巴基斯坦就一项虽小但却棘手的边界争端取得妥协，即同意由双方分割一小块介乎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叫做贝鲁巴里地区（Berubari Union）的有争议的领土。这里牵涉到要把几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给巴基斯坦，而法院对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出让领土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异议。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决说，印度政府试图“在特定的基础上就（贝鲁巴里地区）边界争端取得友好解决”，牵涉到割让领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解决付诸实施之前，尼赫鲁同巴基斯坦总理达成的协议必须通过修改印度宪法才能予以批准。[注：印度的宪法中没有赋予政府以割让或获取领土权力的条款。由于宪法中已规定了印度联邦的领土界限，因此，要对印度领土作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修正案。] 印度政府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决书对处理同中国边境争端问题有何影响，就去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说，按照上述判决，如果政府要割让领土，或甚至更改任何边界主张，都需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如果尼赫鲁同周恩来就西段的边界达成协议，就必须使这个协议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当时全国十四个邦的过半数邦立法议会的通过，方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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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92 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困难的。然而，尼赫鲁在国大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还是巩固的。国大党不仅以压倒多数控制印度议会，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议会。那一年贝鲁巴里修正案获得通过。[注：然而，在写此书之时（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执行一九五八年协议中关于贝鲁巴里地区问题的条款。] 在这个阶段，如果尼赫鲁全力支持同中国取得妥协和解决，他是可以使之在宪法上通过的。但事实上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妥协，因而贝鲁巴里案的判决也只是被用来加强这一决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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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94 宪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压力，把尼赫鲁紧紧拴在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上。他对印度的全部边界要求进而采取了不留余地的态度，抛弃了当初谈论西段时使用的那种不肯定、甚至是带有探讨性的口气。他谈到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傲慢和侵略，这样他就亲自帮着在边界问题上去煽动他在几个月前还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种激动情绪。由于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诡辩的玩弄词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对他对待争端的真实态度产生了疑虑，并使他的批评者对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除非中国无条件默认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换句话说，除非中国屈从于印度的要求——他就无法转圜。如果周恩来不准备把他的新德里访问变为卡诺萨（Canossa）[译者注：卡诺萨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纪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该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忏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后卡诺萨就成为世俗力量屈从于罗马天主教会神权的比喻。]之行，那末在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要失败了。这就是尼赫鲁向公众保证他同周恩来的会晤不是谈判所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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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96 在高级会谈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样冗长的篇幅答辩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国主张所作的全面声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场。新德里再次争辩说，中印边界线长期以来就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这条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因此，“不能够在所谓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但是，印度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论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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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498 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结束了这一个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来。中国照会解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照会重申边界从未划定，因此应该举行“全面谈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项新的重要建议：“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不准备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取得全面协议，边界也可以暂不划定，双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鉴于尼赫鲁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不肯通过谈判取得协议，北京似乎在这里指明了一条出路：目前暂且让它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等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火气和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两国之间通常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他们就会冷静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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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500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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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502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 [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 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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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504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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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2506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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