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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设立我们的哨所，以阻止中国继续向前推进，并制止中国利用他们已在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哨所来进行控制。在这样做的时候，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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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区，没有象在拉达克那样的困难。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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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开赴边界以恢复那里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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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话的措辞和先后次序，反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执情况，表明意见分歧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能在两种相反的行动方针中作出选择：不做好准备就立即向前推进呢？还是先集结兵力（这必然是迟缓的），然后再大大向前推进呢？在指令中，这两种行动方针都有所反映，但立即采取行动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反映得较强烈些：“关于拉达克，我们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然后又照顾到军人们提出的“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接着表示让步说，“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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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处理问题要有轻重缓急的正确原则，一个谨慎的指挥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讲的几件事情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暂不在拉达克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这种向前推进的行动。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正是一位这样谨慎的指挥官，这可从他过去所提出的推行前进政策的必要条件的意见中看出来。但他没有机会选择那条比较正确的方针。在发给有关的两个军区指挥官的命令中，关于集结手中兵力的字样全部被删掉。塔帕尔将军十二月五日发给西部和东部军区的信件中说，政府最近审查了在边境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的政策，并作出以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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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我们所承认的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应能阻止中国人继续前进， 并能控制中国人已在我国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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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里加着重点的那句话和原来的指令第一段对比，就可以看出原来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经去掉，概念更强化了。塔帕尔在信件中继续写道，“执行这一‘前进政策’时，除非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与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下一段讲到中段和东段，是重复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但这封信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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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到在拉达克和边境其他地段实行这项新政策，将需要进行大量的军队调动，随之而来的还有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我要求你们根据政府的新指令精神重新估计你们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增加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你们在这一方面的建议要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送交给我。与此同时，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上面所说的行动。[注：政府指令的原文以及塔帕尔致各军区传达上述指令的信件都没有发表过，但本书作者都看到了。从这里开始，我在叙述中，将大量引用未经发表的材料。参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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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政策于是就成为陆军总部颁布的绝对命令，要下面立即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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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项极端重要的政府指令为什么要进行有意的窜改，其解释只能得自推论。很显然，从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的解释。可以注意到的第一个线索是，根据尼赫鲁对前进政策的设想，集结兵力以支持这一政策的执行，是整个计划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一月底他在人民院中讲到，“问题在于组织强有力的武装小队，每队人数比较少，派去占领一个地方，或把对方从该地赶走……后面要有强大的基地去支持他们。”另一次，在十二月初，当尼赫鲁在议会中拒绝了有人提出要他采取他认为是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他给这种行动所下的定义是，“采取某些行动而没有支持这种行动的基地。”他接着说，“这对我们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他们都很勇敢、优秀，使他们处于那种境地是不公平的；而且，采取某种行动，而又不能予以支持，结果是半途而废，这对国家也是不公平的。”看来可以肯定，对于前进政策指令的窜改，并不是出于尼赫鲁的命令，大概还是背着他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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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陆军总部已换了全套班子。考尔自三月以来就署理参谋局长的职务，到了仲夏，塔帕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接着参谋局人事上也有了不少更动，考尔亲自选拔了一批人员和他共事。陆军后来对参谋局这一时期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一时期内参谋局越来越忽视系统的规划和协调工作，而这些正是参谋局的职责所在，又是“适当的军事行动、态势和布置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凭灵机一动和假想推断办事因而漏洞百出的情况，而不是先进行细致的军事考虑，然后采取有计划的行动”。参谋局玩忽本职，又不断干预下属单位的军事行动，它的这种做法也影响到整个军事系统。从一九六一年年中起，参谋局的工作方向和质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只能以考尔出任新参谋局长和任用了他所挑选的一批军官的人事变动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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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也赞成对中国采取进攻姿态，这从前进政策指示拟定以前，他署理参谋局长时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议：“中国采取了一步步西进侵入拉达克边境的政策。制止中国这种政策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时地给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出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考尔的进攻思想，看来是从前进政策指令中删去集结兵力阶段的最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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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农在这个时候（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也主张要陆军采取更积极的对付中国的方针。这时印度即将举行大选，印度政治舞台上的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对政府的指责就格外尖锐、格外响亮，而政府也更加敏感。文职官员同陆军勾心斗角已进行了一年半之久，这些因素的出现，使他们更感到有燃眉之急。文职人员深信，中国军队在遇到人数很少而且只携带轻武器的印度军队的前进侦察时，也是会退让的。因此他们就不理采军人们从战术方面提出的反对意见。陆军根据自己的情报所做出的估计，认为印度如采取任何行动侵犯中国所占有的有争议的西部地区，中国军队必会做出强烈的反应；此外，也不能根据敌人不会做出反应的假定来制定军事计划，这是一条战争的根本原则——也是常识的根本原则。当蒂迈雅还是陆军参谋长时，军人们的抵抗是不能压服的，因为如果迫他过甚，他就可能直接找到总理甚或提出辞职。但从一九六一年年中开始，陆军总部中同文职官员打交道的那班人，要末就是赞成政治的因素将阻止中国作出强烈反应的那种假定，要末就是随大流的。塔帕尔本人并不抱上述见解，然而他多次提出的不能排除中国会采取报复行动的警告，只是为了备案，而从来没有真正坚持过。说话算数的人是考尔。一九六一年中，抱有同文职官员相同想法和态度的军人担任了关键职位。文职人员同军人之间的有关政策的直接斗争，就以前进政策占上风而告终。代之而起的是陆军总部与下属各单位之间的斗争，但军事纪律使得在这场斗争中赢得胜利的只能是陆军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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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政府草拟其前进政策指令的同一天，中国对印军从碟穆绰克向前推进一事提出了抗议。中国照会说：“中国政府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地区的节节进逼。并且不能不感到印度方面的这种行动，是要制造新的纠纷，并且要以武力来实现其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扩张。”如果中国边防部队没有奉命避免冲突，印度的“粗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可能已经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中国政府有必要指出，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新德里在答复中，坚持说印度哨兵是在本国领土内巡逻，并拒绝了中国的抗议，说它是对印度内政的无端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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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认为它所主张的一切领土，事实上都是印度的领土，中国对印军在那里所采取的行动无权指责。北京在另一件照会中，指出了印度这种说法的含义。中国说，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应用到边界的东段（中国认为该段的真正边界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而所谓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驻到从喜马拉雅山脊一直到在南麓的广大地区”。客观地说，这个论点是公平合理的。全部中印边界都是有争议的。既然印度拒绝中国屡次提出的双方维持原状的建议，而又在有争议的地区的一段继续不断地向中国占有的领土推进，那么，如果中国在另一段也同样向印度占有的领土开始巡逻和设立哨所，印度也就没有提出指责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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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早已失去了客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论点不是合乎逻辑的论点，而是进行不断侵略的威胁。在印度看来，根本不存在边界争执。尼赫鲁在几个月以前对议会解释说：“照我们的想法，边境上的纠纷完全不是一场争执，也许这是用词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争执。当我们为某桩事争论时，这是一场争执。但是我的论点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就不是一场争执。就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正常的争执，而是对我国的领土提出的一种要求——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深信它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对中国关于形势发展的逻辑的见解，可以置若罔闻，对中国多次的警告，可以斥为侵略者的威胁而不予理睬——由于印度深信中国的警告是虚声恫吓，就更可以轻易抹杀中国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谈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国发生对撞的道路。随着前进政策的执行，总要碰到相撞点。但印度仍然深信在这场巨大的“胆量比赛”（Game of Chicken）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将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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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末的前进政策指令，并不是印度当时在领土问题上准备采取单方面有力行动的唯一表现。此外还有一个果阿问题。一九四七年英国离开了次大陆。法国在一九五四年交出了它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一小块殖民地。但葡萄牙仍留在果阿及各葡属飞地（enclaves）——这些领土都在西海岸，从十六世纪初叶起就属于葡萄牙。印度的外交压力未能使葡萄牙放弃果阿，葡萄牙当然也从来没有想让果阿人独立。一九五五年，印度企图以他们对英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强行解决。一批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越过边界进入果阿；但当葡萄牙警察看到人数太多，捕不胜捕的时候，他们就开了枪，打死了几个人，打伤了许多人。之后，印度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但葡萄牙还是留在果阿。一九五五年的开枪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众愤慨逐渐平息下去，到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仍留在果阿的事实，虽然令人感到痛心，但并不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印度政府说过要把果阿并入印度，但好象同时也说过不使用武力实现上述目的，而且在这方面，印度政府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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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选前夕，印度政府由于被人指责为屈从于中国而感到恼火，很想采取军事行动以表示其决心。前进政策还造不成戏剧性的结果（总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从各方面因素来考虑，在果阿这个行动舞台上收效会更大。十月，亚非国家讨论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的座谈会在新德里召开，代表们向参加座谈会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人宣称非暴力是更为崇高的事业。这就引起别人的反驳。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回忆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遭到屠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讲到，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想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座谈会结束后，他就马上在孟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说：“重新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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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进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鲁宣称印度已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报刊——它们在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讲什么葡萄牙正在屠杀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要来得紧迫”。接着果阿边境事件就开始发生了；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军队开往果阿边境，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印度把大约一个师的兵力摆在果阿周围，待命进攻，接着更严重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直到葡萄牙当局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将其边境哨所后撤，情况才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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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尼赫鲁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入侵果阿，他当时的确还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尼赫鲁感到十分苦恼，再度陷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在他的性格中是极为突出的。他听任那些比他果断坚定的人推动事态向前发展，直到势不可挡的地步。这样，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个本来可以不那么糟糕的角色。当侵入果阿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尼赫鲁还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对使用武力，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法，并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进果阿。关于这块殖民地情况的宣传令人刺耳，而且是无奇不有的。外国记者们在潘吉姆（Panjim[译者注：果阿首府。]）的幽静的路旁咖啡馆里，一面喝着冷饮，一面听着全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该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总督在逃，从印度去的“果阿突击队”正在进行巷战。尼赫鲁的迟疑不决持续了二十五个小时。好多天以来，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图使尼赫鲁打消入侵念头。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见到总理时，把他的论点讲得很有力，终于把这位总理阻止住了。加尔布雷思离开后，尼赫鲁告诉梅农说，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应再度暂停执行——在此以前已经两次改变了进攻日期。梅农回答说，要收回成命已为时过晚，军队已开始前进了——虽然事实上当时军队尚未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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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是参谋局长，实际上等于总理的私人军事顾问。他在计划果阿军事行动以及帮助尼赫鲁克服其惶惑不安的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尼赫鲁对国外不利的评论感到很烦恼，在最后的时刻把考尔叫去，问他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印度将会有什么反响。考尔回答说，这对文武官员的士气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不要理睬外国的意见。他说，尼赫鲁“勉强地同意了”。考尔的评语倒还恰当。“尼赫鲁最后之所以被说服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认为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梅农虽然对尼赫鲁很爱戴，但他后来对尼赫鲁在果阿军事行动上的动摇，却作出一个更难堪的解释。他说：“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对尼赫鲁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厚道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判断是说：尼赫鲁“老病交加，精疲力尽，就听凭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难摆脱的境地。你可以说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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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来谴责，人家就会提醒他们自己也干过同样的勾当。正如肯尼迪总统致尼赫鲁信中所说的：“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很大的本领使自己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某一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议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国内批评他们政府的行动的人确实很少，印度报纸和广大政界舆论是热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鲁向肯尼迪哀诉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最难听的语言去谴责使我国人民欢喜若狂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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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政府处理同中国的争端来说，果阿行动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含义。它表明尼赫鲁会被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同时表明他对激昂慷慨的政界舆论会如何地迁就，即使这种舆论所提出的主张与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它也表明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何等的混乱和主观，占领果阿的决定，象前进政策一样，并不是由内阁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部分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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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显然也使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在果阿军事行动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尼赫鲁，印度现在是否打算对中国采用武力。他回答说：“当然，我们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们应该在适宜时机加以使用。”内政部长夏斯特里也明确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在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有些政客为果阿事件所陶醉，开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赶走。当时的国大党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说：“印度决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领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尔的停火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必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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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方面看，果阿战役用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加上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战役暴露出陆军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于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果阿战役并没有考验印度军队和他们指挥官的能力。印度部队有的缺少步枪和轻机关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或无线电台所需的电池及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有一个营半数士兵在整个战役中是穿着帆布球鞋的。这些情况在陆军内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有关情况在印度却很少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周刊（Blitz）还称它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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