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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选前夕,印度政府由于被人指责为屈从于中国而感到恼火,很想采取军事行动以表示其决心。前进政策还造不成戏剧性的结果(总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从各方面因素来考虑,在果阿这个行动舞台上收效会更大。十月,亚非国家讨论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的座谈会在新德里召开,代表们向参加座谈会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人宣称非暴力是更为崇高的事业。这就引起别人的反驳。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回忆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遭到屠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讲到,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想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座谈会结束后,他就马上在孟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说:“重新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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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进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鲁宣称印度已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报刊——它们在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讲什么葡萄牙正在屠杀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要来得紧迫”。接着果阿边境事件就开始发生了;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军队开往果阿边境,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印度把大约一个师的兵力摆在果阿周围,待命进攻,接着更严重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直到葡萄牙当局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将其边境哨所后撤,情况才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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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尼赫鲁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入侵果阿,他当时的确还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尼赫鲁感到十分苦恼,再度陷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在他的性格中是极为突出的。他听任那些比他果断坚定的人推动事态向前发展,直到势不可挡的地步。这样,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个本来可以不那么糟糕的角色。当侵入果阿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尼赫鲁还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对使用武力,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法,并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进果阿。关于这块殖民地情况的宣传令人刺耳,而且是无奇不有的。外国记者们在潘吉姆(Panjim[译者注:果阿首府。])的幽静的路旁咖啡馆里,一面喝着冷饮,一面听着全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该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总督在逃,从印度去的“果阿突击队”正在进行巷战。尼赫鲁的迟疑不决持续了二十五个小时。好多天以来,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图使尼赫鲁打消入侵念头。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见到总理时,把他的论点讲得很有力,终于把这位总理阻止住了。加尔布雷思离开后,尼赫鲁告诉梅农说,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应再度暂停执行——在此以前已经两次改变了进攻日期。梅农回答说,要收回成命已为时过晚,军队已开始前进了——虽然事实上当时军队尚未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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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是参谋局长,实际上等于总理的私人军事顾问。他在计划果阿军事行动以及帮助尼赫鲁克服其惶惑不安的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尼赫鲁对国外不利的评论感到很烦恼,在最后的时刻把考尔叫去,问他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印度将会有什么反响。考尔回答说,这对文武官员的士气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不要理睬外国的意见。他说,尼赫鲁“勉强地同意了”。考尔的评语倒还恰当。“尼赫鲁最后之所以被说服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认为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梅农虽然对尼赫鲁很爱戴,但他后来对尼赫鲁在果阿军事行动上的动摇,却作出一个更难堪的解释。他说:“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对尼赫鲁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厚道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判断是说:尼赫鲁“老病交加,精疲力尽,就听凭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难摆脱的境地。你可以说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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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来谴责,人家就会提醒他们自己也干过同样的勾当。正如肯尼迪总统致尼赫鲁信中所说的:“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很大的本领使自己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某一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议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国内批评他们政府的行动的人确实很少,印度报纸和广大政界舆论是热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鲁向肯尼迪哀诉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最难听的语言去谴责使我国人民欢喜若狂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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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政府处理同中国的争端来说,果阿行动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含义。它表明尼赫鲁会被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同时表明他对激昂慷慨的政界舆论会如何地迁就,即使这种舆论所提出的主张与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它也表明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何等的混乱和主观,占领果阿的决定,象前进政策一样,并不是由内阁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部分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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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显然也使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在果阿军事行动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尼赫鲁,印度现在是否打算对中国采用武力。他回答说:“当然,我们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们应该在适宜时机加以使用。”内政部长夏斯特里也明确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在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有些政客为果阿事件所陶醉,开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赶走。当时的国大党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说:“印度决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领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尔的停火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必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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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方面看,果阿战役用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加上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战役暴露出陆军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于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果阿战役并没有考验印度军队和他们指挥官的能力。印度部队有的缺少步枪和轻机关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或无线电台所需的电池及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有一个营半数士兵在整个战役中是穿着帆布球鞋的。这些情况在陆军内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有关情况在印度却很少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周刊(Blitz)还称它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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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果阿问题上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政界要求对中国立即采取行动的热度的话,那末,这种打算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印度在果阿战役中轻易取胜,自然就助长了对中国取得同样辉煌胜利的希望。一名印度新闻记者把占领果阿比做是“门口站着一头老虎却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老鼠”。这位记者不是说不该踩死老鼠,而是责备政府没有抓到老虎。印度人真以为果阿战役的迅速结束,反映了印度军队的战斗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于葡萄牙人没有抵抗),这也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情况是良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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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克里帕拉尼来到孟买争夺梅农的选区,陆军和其他军种的情况就变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竞选的题目。一九六二年一月尼赫鲁到孟买为梅农进行竞选。他吹嘘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国防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讲这番话的,看谁能驳倒我。……我们的国防部队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武器。”尼赫鲁常常用这样的语调讲话,他多次向议会和公众保证说,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并且已准备好随时迎击对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的可能的挑战,即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是绰绰有余。当批评者用姑息和软弱等字眼描绘印度的边界政策时,尼赫鲁说这种政策是有实力基础的耐心和合乎人道主义的决心,这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亚洲两个巨人发生战争对人类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议会中的批评尼赫鲁的人在辩论时虽然也会反驳他的看法,但在心眼里还是接受这种看法。对政府的国防政策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们也是自相矛盾地和自豪地相信印度陆军虽有他们所指责的那些弱点,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干,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中国教训一顿。由于军人们不向外透露他们向政府所提出的指责和忧虑的详情,因此批评者对于陆军的缺陷究竟有多大,是没有概念的。[注:陆军缺六万支步枪,七十门反坦克炮,二百门二英寸口径迫击炮。炮弹的供应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五千台战地无线电台,以数千英里计的电线,三万六千个干电池。如果把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出产的车辆算作过时的话(绝大部分是不合作战要求的),陆军就缺少载重一吨的卡车和载重三吨的卡车各一万辆。有两个坦克团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战。] 尼赫鲁相信在一场地方性的冲突中印度军队将打败中国——他如何能够把这种信念坚持到最后是不大容易解释的;但考尔或许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肯定是一直向他灌输这种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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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阿这一场小表演,使被煽动起来的印度的民族热情得到满足,但没有使印度片刻离开那个念念不忘的中心问题——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尼赫鲁说过,对印度说来,这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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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进政策的指令作为命令下达给两个军区以前,陆军总部就已开始发出前进巡逻的命令。十一月二日政治指令拟出后,莫名其妙地拖了五个星期,才于十二月五日发出陆军总部对该指令进行过修改的、把指令具体化的电报。总部的命令写得很详细、具体。指定哪一部队在什么时候出动,走哪一条路,在什么地区设立哨所——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都应留给基层部队去斟酌决定。关于巡逻和哨所地点的选择等问题,都是由考尔和他的参谋局军官会同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副局长胡贾(Hooja)有时还有外事秘书德赛等磋商作出决定的。从一开头在命令中就讲明哨所应选在能够控制中国哨所的那些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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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段的前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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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这些命令行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冬季就在西段派出很多小股印军从他们的各个主要据点出发向东推进。高入云霄、寸草不生的大山使这些部队只能在山谷里行动,因为需要有可供空投的平地,空军才能把供应物资空投给他们。该地区的一般高度在一万四千英尺左右;巡逻队攀登的山口,有的高达一万六千英尺。当地气温与北极圈相似,而印度军队的冬衣既不够暖和,又供应不足。稀薄的空气迫使士兵自己只能携带很少的东西,骡子在这样的高度没有多少用处,而且骡子也很少。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依靠的运货牲口是牦牛,但又没有。一切给养,经常包括饮用水在内,都要靠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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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进政策开始实行时,以列城为基地的第一一四旅下属部队只有三个营——一个正规营,两个民兵营。这些部队要负责长达二百英里以上的防线,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到碟穆绰克以外几英里。他们奉命尽可能向前巡逻,在理论上,他们负责的范围达到东面一百英里以上在昆仑山上的印度主张线,该线位于冰天雪地、空无人烟的阿克赛钦荒原的东面——空无人烟,就是说,除了中国人之外再没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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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冬季,是两国外交交涉比较平静的时期。北京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再度表示抗议的照会是在三月一日收到的。这一照会认为印度向前推进的巡逻和设立哨所是“蓄意要用武力来实现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这就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照会的来往。在这些照会中,双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场。这些照会本质上同过去的差不多,但有的语调和侧重点和过去有所不同。把这些照会内容概述一下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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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看法是: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竭力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该共同维持边界现状。虽然印度拒绝了双方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但中国已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这一边二十公里以内停止巡逻。印度政府的立场却截然相反。印度拒绝谈判,并继续向前推进,开始是在中段和东段,后来是在西段,同时印度对中国人出现于历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之下的地区(这一地区自一九五O年以来就是新疆与西藏之间的重要陆路通道)大叫大嚷,指控中国进行侵略。中国主张麦克马洪线不是合法的边界线,但中国仍没有越过这条线,也不要求印度从麦克马洪线与山麓——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在山麓——之间的地区撤退。印度宣称它愿意和平解决,但“印度政府的所谓和平解决,就是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这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和平解决”。同样地,印度宣称它愿意维持原状,但实际上拒绝维持原状,并再度要求中国撤退。“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判断,采取这种僵硬和威胁的态度是注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否定维持原状和拒绝谈判,就是拒绝和平解决。印度的行动方针是极危险的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但“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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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的看法是:中印边界早已解决了;它得到数百年传统和习惯的认可,而且几乎全线都得到有效的条约和协定的确认。近年来,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和不断的侵略,并“试图用无理的领土要求为非法侵占寻找根据”。印度愿意“维持现状”,但只有中国首先从印度领土撤退,从而恢复现状,这点才能做到(“现状”在这里意味着“原状”)。中国的撤退是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使举行谈判,也只能“在边境几个地区相互作一些微小的调整”。至于印度向前推进,那“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印度是“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将在恢复印中之间的友谊方面迈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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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就这样重申它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且点明印度所能同意举行的谈判,只限于讨论沿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作一些微小的调整;即使要进行这样的讨论,也必须以中国撤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作为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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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在另一次外交照会的交换中,把本来是为着巩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并给亚洲和世界作出榜样的潘查希拉协定——有关西藏通商和交通协定——全部埋葬了。中国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照会中,提醒印度:一九五四年的协定将于六个月内满期,并建议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北京没有提及边界争端,认为这两回事截然不同;北京希望谈判缔结的这样一个新的协定能和缓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为解决中印之间其他问题开辟道路。这正是印度在其他场合所提倡和采取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例如,它经常劝巴基斯坦把克什米尔争端搁在一边,友好地解决其他问题,以便改善一般气氛。但这一次,新德里却拒绝在中国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前举行新协定的谈判。北京说,这是“横暴地要中国屈服的先决条件”。一九五四年协定所要保护的通商,现在已名存实亡。双方都说它是为对方的管理条例和军事布置所扼杀。协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期满。印度从西藏的亚东、噶大克和江孜撤退了商务代理处,中国也从噶伦堡和加尔各答撤退了商务代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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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前进政策也开始不声不响地推行。印度设立了若干居高临下控制着中国阵地的小哨所,有的就设在中国阵地后面的小路或公路的两侧。参谋局的理论是:这样就会切断中国交通线,迫使中国最后不得不撤出他们的哨所。反映印度官员和参谋局人员当时意见的印度报纸和新德里的外国记者,在年初就预言陆军不久将采取步骤迫使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中国多次提出警告说,如果印度继续向前推进,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语气越来越严重,但尼赫鲁都置之不理。他向议会解释说,中国因为印度在中国哨所的背后设立了哨所而感到不快,并且让那些认为中国语气包含有危险性的议员们不要担心。他说,“虽然[中国]照会威胁说他们可能采取一切步骤,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们果真采取那些步骤,我们就准备好对付他们。”六月,尼赫鲁再度叫议会放心,他说西段的形势,“比以前更有利于印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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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步兵营(贾特联队第五营)开进拉达克,并奉命向前推进。和其他三个营一样,该营也分散成为驻守哨所和巡逻的小队。到了仲夏,印度在这一段设立了约有六十个哨所。与之相对峙的是中国的一个整师。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同印军的比例超过五比一;但两者间实际作战能力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不仅因为中国军队是集中的而印军是分散的,中国军队可以乘坐卡车而印军只能步行;还因为中国军队有一切的正规的支援火力,而印度的第一一四旅却只有一个中型机关枪排。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把重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对准印度哨所。中国步兵也都配备有自动步枪。印度的最重型武器是三英寸口径迫击炮,大部分哨所连这样的迫击炮也没有;士兵配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使用的零点三零三英寸的李安菲德步枪。[投笔从戎注:李-恩菲尔德No.1系列,很可能是SMLE No.1 Mk.III/Mk.III*型。这种步枪虽年代古老,相比它的对手AK-47(或56式)而言火力密度较低,但精度高、射程远、威力大,恶劣自然环境下甚至更加可靠耐用;在有经验射手或训练有素的士兵手中,手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注:一九五三年印度开始设计一种本国出产的自动步枪,到一九五六年制造出几种类型供试用。步枪适合陆军的要求,军需局决定进行生产。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军参谋长会签了一个文件上呈给由梅农担任主席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该文件提出的计划是要在四年内全部以印度的自动步枪装备陆军。但对这一建议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一九六二年边境战争的最后阶段,印度军队才收到几十支自动步枪,还是美国和英国赠送的。] 印度的哨所不过是排甚至是班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在地面上挖得很浅的联在一起的一些兵器掩体(即使在夏天,地面几英寸以下也不解冻)。部队住的是帐篷,或是用木箱和降落伞搭起来的棚子。他们所需的一切供应物品都依靠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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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开始在地面上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凡是印度设立控制着中国据点的哨所的地方,中国就立即在印度哨所的周围构筑更多的据点。四月间,北京通知印度说,在西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这一段,中国正恢复一九五九年一度停止的边境巡逻;并警告说,如果印军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将在中印边界全线恢复巡逻。照会描述了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印军如何在中国哨所的两面设立据点并“逼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印度陆军显然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执行前进政策的部队缺乏热情)。北京说,如果这种挑衅行动继续下去,中国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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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把这些警告看作是恫吓,把中国在地面上的威胁性行动都当作是虚张声势,一概不予理睬。五月初,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设的一个哨所推进,并作出打算摧毁该哨所的姿态。西部军区请求批准撤回该哨所,这一请求转呈尼赫鲁。尼赫鲁认为中国是在显示武力,以考验印度的决心,他说应该坚守该哨所并派兵增援。中国的威胁性行动没有继续下去。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证实。他们后来再一次从加勒万(Galwan)事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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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加勒万河谷看起来是部队进入中国占有的领土的最好的路线之一。实际上通过这个河谷的小路是极其艰险的,而且中国至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就在上游这个萨木崇岭的地方设立一个哨所。考尔最早下令向前推进的行动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以图设立一个控制萨木崇岭的哨所。由于地势艰险,要在冬季溯河而上进入河谷的尝试失败了。四月,陆军总部下令试走另一条路,从南面爬越过山岭。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中将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警告说,中国在萨木崇岭的哨所设立已久,任何威胁这个哨所的行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他指出,中国已通知印方,他们在这个地段已恢复巡逻,看来对印度已设立的哨所的威胁就愈来愈大;因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这些哨所而不是试图设立新的哨所。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在萨木崇岭设立印度哨所。考尔批驳了他。考尔回答说:加勒万河是一个交通枢纽,“中国能够沿着这条河取得重大进展”,所以必须抢先一步,防止他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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