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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尼赫鲁在议会重申上述立场，以应付七月二十六日照会所引起的人们对政府的攻击。他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书面声明（这在他说来是不寻常的），说我们心里明白，“除非消除目前的紧张状态，恢复被武力改变了的边界现状，就不能够开始以官员报告为基础的讨论。”这意味着在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要求的领土撤出以前不同中国会晤。声明接着宣称，印度准备开始另一种形式的讨论；但这是为着对付中国的外交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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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以七月二十六日印度来照中同样合理和积极的语调对印方作了答复，但是继续拒绝印度提出的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的建议。这样，中国一面拒绝了印度对恢复讨论所提出的条件，但同时接受了举行讨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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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两国在官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打仗，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两国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就不应该再推延下去。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和其他程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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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就象一个钓鱼的人——他的鱼钩被一条他丝毫不想钓到的鱼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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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德里的观点看来，同中国进行讨论显然是毫无用处的。要达成印度所能接受的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同意尼赫鲁的建议，即双方在西段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但中国已屡次明白拒绝“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而且，在中国没有同意撤退前同中国进行讨论，就会促使印度的激昂愤慨的政界舆论把姑息和失信这类不体面的谴责加于尼赫鲁和政府头上。国内的考虑排除了恢复同中国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即在边界争执的是非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可能——从整个形势看来，即便进行对话，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但其他一些虽不那么直接但仍很重要的考虑却促使印度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完全拒绝同中国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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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舆论的竞赛场上，印度好比是在自己的场地上同对手比赛那样，取得了一切便利条件。观众台上挤满着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着民主色彩的运动衣，在同一队身体更为强健的对手进行比赛；印方的球技熟练，斗志顽强。当西方世界的报纸和政府看到印度勇敢地顶住了他们认为是中国扩张主义的进攻时，他们就大声喝采，希望印度再接再厉。西方舆论早就把中印两国视为亚洲两个政治集团的决赛对手；现在由于中国骤然夺取印度领土，竞赛已经开始了。有关边界的历史和文件的争论，除了专家之外，谁都不易弄清，难于抓住来龙去脉；即使对于专家们来说，也查不到那些能看出争论的哪一方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档案。事情就变成为是相信印度的话还是相信中国的话的问题了。而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犹豫的。虽然入侵果阿损害了印度的声誉，从而引起一些人对印度的态度和行动产生新的疑窦，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印度同中国的争论上谁是谁非的看法。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这样解释美国的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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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说中国是在推行贪婪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争端，只要涉及中国，就立即假定这个争端是由中国挑起来的。所有的评论，“新闻报道”，和学术性的见解，都是根据这个假定而写的。这样累积起来的效果，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原来的假定；因而下一次再使用这种假定的时候，其效果就来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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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的看法是说，印度同中国正在争夺亚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当时他还是参议员）主张增加对印度五年计划的援助时说道：“我们希望印度在同中国的竞赛中获胜……如果中国胜利而印度失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衡量，力量对比就将变成对我们不利。”尼赫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访问华盛顿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估价大为降低。总统后来说，尼赫鲁这次访问是他所接待过的一次“最糟糕的国家元首的访问”。他描写他同尼赫鲁的谈话：“你好象是把什么东西抓到了手里，但又发现你抓到的只是一团雾气。”根据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的肯尼迪政府的纪事，总统本来是指望印度在以后几年里会成为“世界上的或是南亚的强大的积极的力量”。但是那次的会见使总统失望了。虽然如此，美国的政策自然仍是要帮助印度发展，并在它同中国的争端中支持它。一九五九年后印度对中国日益敌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的态度也有改变，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促进和扩大了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一九六二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说过：“我们知道印度在东北边境正在对共产党中国施加很大压力。我们早就希望它这样干，现在它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做”，此时减少对印度的援助，对它泼冷水，那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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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支持，似乎和美国一样坚决，但看来白厅内部当时是有意见分歧的。有一些官员，主要是外交部的官员，指出印度所提出的关于它所主张的边界的历史论据是夸大了的。无论如何，麦克马洪线和使中国接受一条在西北部的边界线的问题，过去一度是英国外交部主管的事，外交部的档案中也保存着有关的记录。因此他们建议英国对印度的要求不给予那么绝对的支持。然而，联邦事务部却主张——英国驻印高级专员肯定是更强烈地主张——不管边界的过去历史是怎样的，英国此时此地的利益在于全力地、无条件地支持印度。英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这样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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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印度可以指望从西方世界得到支持，新德里却有理由对于亚非国家的态度感到不安。阿索卡·梅达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持不结盟的态度……它们倾向中国一边。”有些报纸社论宣称印度处于孤立，“在亚洲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有些亚非国家对印度以不结盟世界的领袖自居的态度颇有反感，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按照表面价值接受印度的说法。他们不抱任何成见，倾听中国的解释和论据，他们听了以后，对那种把印度视为讲理的、受害的国家，而把中国视为侵略的、顽固的国家的一般看法，是否符合现实，觉得有理由怀疑。有些亚非国家发现自己陷于新德里同北京之间外交、历史的争辩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就紧紧抓住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块坚实土地，那就是谈判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是中国想要和印度进行谈判以求得解决，而印度则拒绝谈判。印度宣称说，事实是正相反。但印度认识到既然有些人对印度的说法有所怀疑，这就一定使新德里懂得过于直率地拒绝同北京进行讨论是会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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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受国际或国内任何一方面的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就在一九六O年把“会谈”和“谈判”加以区别。这样他就能够在新德里接见周恩来，而又不显出他是放弃了边界不能谈判的基本立场。但这时中国催促恢复会谈，而国内舆论却愤怒地坚持不举行会谈，于是新德里就制造了另一个微妙的提法。尼赫鲁八月十三日在议会中宣读的声明中重新肯定在中国撤退之前不能就争端的是非问题（即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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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准备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存在于这一（西段）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创造举行进一步讨论的适当气氛。这应为任何进一步在官员报告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分歧的讨论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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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印度准备同中国会谈，但不是谈边界的走向。印度要同北京讨论的是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出的步骤。换言之，投降仍然必须是无条件的，但欢迎中国人到新德里来先作初步访问，以便讨论投降仪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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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同一次讲话中，指责中国提出一些使会谈不可能举行的条件。半个月以前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陈毅曾接见欧洲的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当记者问他对印度的双方撤退的建议有何看法时，他说：“要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这违反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意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们这样做。”尼赫鲁引用了陈毅的声明说，这就是“规定了使我们进行讨论和谈判成为不可能的先决条件”。印度在八月二十二日照会中提出印度关于会谈的反建议时，再度申述了这个论点。陈毅的讲话和北京拒绝考虑尼赫鲁的双方撤退的建议，都被说成是“先决条件，它们违反了中国方面一再所说它要通过进一步讨论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说法”。这份照会最后说：“显然，正是中国人在规定办不到的先决条件，并且要求在进一步讨论未开始以前就接受中国人对这个地区（西段）的边界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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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既然认为在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退前开始讨论，就是“对中国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那末，中国在讨论开始之前撤退，当然也就是“对印度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张”了。但在印度看来，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理所当然的国际边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论点，表明他们深信凡有争论的领土全部是、而且绝对是属于印度的。这样推论下去，中国在那里出现，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为。因而在他们看来北京关于渴望和平和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谈。另一方面，中国认为阿克赛钦从来不属于印度，并深信他们表示愿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张，是通情达理的，是十分慷慨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印度的表白也同样是言不由衷；在印度军队的向前推进时，尼赫鲁关于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证完全象扯谎。尼赫鲁本人也曾在一瞬间意识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说道：“如果你开始象中国人那样考虑问题，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拉达克，尤其是阿克赛钦现在是属于他们的，过去也是属于他们的，那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们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基点出发，认为这些领土是属于我们的——它是我们的——那末，中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犯下的罪行。这就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假定出发。”但是他这一瞬间的见识并没有影响到新德里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新德里的边界政策仍然毫不动摇地沿着对撞的方针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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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批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立场的细微的区别——就是说它同意举行讨论，但不同意举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种讨论——因此，他们继续攻击尼赫鲁同意和那仍然占领着印度领土的侵略者坐下来会谈。但是这正是印度总理所喜欢玩的那种滚球戏，现在打球的条件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议会中向反对派说：“这是幼稚可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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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谈判和会晤是有极大的区别的，有天壤之别。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所处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总得要谈。如果我有机会，我将同（中国人）会谈。不会晤是十分荒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励会晤。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没有合适的背景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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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责备尼赫鲁邀请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共进午餐，并攻击梅农在日内瓦同陈毅共饮并拍照。尼赫鲁对这些指责感到恼火。他挖苦他的反对者对当代世界的外交全然无知，他说：“他们似乎认为必须把印度对不可接触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们的[国际的]关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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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讨论边界形势时，尼赫鲁需要进行辩护的不仅仅是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起了三棱镜的作用，它把人们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反对意见集中起来。从八月中旬人民院辩论边界形势时所提出的一个动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项动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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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即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时两国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鲁在当时，甚至在边境战争达到高潮时都坚决主张维持外交关系，以保持一条往来的渠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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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开东南亚自由国家会议，以讨论共同安全措施。”（这里包含对政府的两项批评：第一，政府未能使印度的立场为东南亚各国所理解；第二，它不愿带头同这一地区的较小国家组成防务同盟以对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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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法从其他国家取得军事援助以加速我国国防。”（尼赫鲁直到这时还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不结盟政策的根本一条，就是印度不接受任何外来军事援助。尼赫鲁争辩说，接受军事援助就等于加入冷战集团的一方，要加强印度国防同时又不损害它的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本国工业和军火生产能力。他认为反复提出要印度寻求军事援助，是右派对不结盟姿态的根本不满的表现。他说，“要从外国寻求援助，想指靠某个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这是道义上怯懦的表现。”他说他不让印度“依靠外国军队来拯救它的领土，即使我们在边境遇到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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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我们同尼泊尔的关系。”（自从马亨德拉国王两年前举行宫廷政变而使尼泊尔民主实验流产以来，新德里就公开批判他的政府。印度还让尼泊尔流亡分子自由越过印度尼泊尔边境进行恐怖主义的袭击，企图挑动人们对国王的反抗。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印度政府设法弥补同尼泊尔的关系，并对流亡分子进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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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理本人应兼长国防部。”（议会对于防务状态的担忧——虽然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要求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梅农身上。许多国大党议员以及右翼反对党派都认为梅农至少也是一个隐蔽的共产党人，并且怀疑是他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使之倾向姑息。另一方面，人们对尼赫鲁仍然非常尊重和爱戴，连有些批评他最厉害的人也常认为他是被领错了路，而不是他自己走错了路。尼赫鲁以前曾两次兼任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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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理应发表一个断然的声明，申明在中国人撤出印度领土前，决不举行谈判。”（这是印度的基本的和不变的立场。但是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断然声明都是同尼赫鲁的作风格格不入的。如果要他明确申明立场，他最多也不过是说，“我认为按照目前边境的形势，我们不能同中国举行任何认真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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