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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34 中国认为，这话说得很对。但是，“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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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36 至于讲到尼赫鲁所说的，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动的愤慨，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和亲密感情，那么，双方都可以使用“亲密感情”这个词。如果中国组织支援阿萨姆邦和北方邦的人民委员会，印度又会怎么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某种保证”，中国政府“不也是可以用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内政给予中国某种保证吗？（《人民日报》没有引用那加叛乱为例，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在这里引用它就更能说明问题。那加人叛乱时间同西藏人一样长久，他们也象西藏人一样，主张民族独立，并要求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以体现和维护这种民族独立。象中国对西藏一样，印度在那加地区曾经使用军队镇压被认为是分裂主义的叛乱。北京不提那加族的问题，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阶段不愿使人家把它的辩论看成是进行威胁，所以就提出阿萨姆和北方邦这类虚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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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38 《人民日报》最后温和地说，尼赫鲁“跟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能不同“这位我们友好邻邦的尊敬的总理”进行辩论。如果北京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决不至让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反应破坏整个五十年代里贯穿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那种友好关系。但是中国没有忽视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在尼赫鲁背后怂恿他不断向右转。中国人认为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用列宁主义的分析，印度政府很容易突然倒向右边，国内和国际都有强大的势力，总在试图把印度拉向右转。中国认为，在一九五九年，美、印两国更加靠拢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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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40 照中国的看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盛时代，华盛顿一般地说对于中立主义者，特殊地说对于尼赫鲁，经常表示怀疑，这是对印度最好的评价。相反地，到了一九五九年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意味着美国不但要改变印度的不结盟的操守，而且，华盛顿还估计到，新德里也已准备好委身相事。北京早就开始从印度的态度和政策中注意观察新德里被拖进帝国主义阵营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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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42 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所写的信件中，表达了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从北京看来，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迹象。在那时以前，中国不会料到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会比同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更为困难。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印度的地图上就提出了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新建成的新藏公路的一段穿过该地）。但是中国地图上也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类似的要求。周恩来曾经告诉尼赫鲁说，中国在举行谈判全面解决边界的时候，无意坚持这一要求。印度也讲得很明白，说它不考虑对其作为东北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作任何更动，说这条线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已成为事实上的边界线。中国除非同印度挑起一场无法解决的争吵，否则就只能接受麦克马洪线。另一方面，北京在自己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大部分地方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打算非办到不可，毫无转圜余地，而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在自己地图上对阿克赛钦所提出的要求会是那么一成不变。尼赫鲁在议会和其他公共场合中，曾再三声明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对西段边界将持同样顽固态度。印度对西段的主张线，只是在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这条线并不比中国在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大部分地区提出的要求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管辖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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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44 北京同缅甸的谈判提醒了中国人（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提醒的话）：一旦边界问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之后，这些政府在国内压力下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所以从争端一开始，中国就指出，边界问题并不急于解决；如果由于印度国内的原因，尼赫鲁认为举行谈判有困难，那么整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局势较平静时再说。现状符合两国的需要；如果双方都不去破坏现状，那也就没有迫切的需要用条约对现状加以规定。但是一九五九年秋天发生了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这意味着印度并不想使现状不受破坏。这些冲突对中国和对印度，同样都是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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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46 印度在朗久、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立了哨所， [注：见第一章。印度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哨所之后才提出要讨论这几个地点的边界走向问题，而这个提议是以中国不但要接受麦克马洪线，并要接受印度对西段边界的主张为先决条件的。] 单方面擅自对麦克马洪线作了有利于自己的修改；中国认为这种作法是严重的，因为这说明印度漠视必须通过协议修改边界的基本原则。这些哨所本身其实并无军事上的意义，中国只是向新德里提出了抗议，并没有去碰这些哨所。根据北京的说法，在朗久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人；但是印度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建立哨所后，中国并未试图把印度人逼走，这就间接地证明朗久冲突至少是带有偶然的性质。在中国看来，空喀山口事件倒是个更为不祥的预兆。不论谁先开枪，这个冲突是由于印度一大队巡逻队进入中国占有的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哨所而引起的。这不仅是印度在麦克马洪线边缘推进几平方英里的问题了；而是说，印度如果企图实现其地图上的要求，那就是涉及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新藏公路穿过该地区）的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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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48 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致北京的书信和文件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印度边界争端的立场。印度不同意进行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只同意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作一两英里的微小调整，而且连这样的谈判也必须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地区作为先决条件；不仅如此，朗久事件，特别是空喀山口事件表明，印度不但拒绝谈判解决问题，它还决心在地面上实行自己的主张。这种不但拒绝谈判，而且还拒绝尊重现状的态度，也就等于是拒绝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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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50 印度坚持要中国接受印度单方确定的边界，这就不仅是在东段死抱住一条由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的秘密协议产生的边界，而且在西段还提出了一项“由英国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但是从来没有敢公开提出过的”要求。[注：大家还会记得：英国人从未将约翰逊-阿尔达线（印度就是根据这条线提出要求的）作为边界线的建议通知中国。] 印度提出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也并不是由于它牵涉到印度的重大利益，“印度要求中国放弃通往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公路，而这条公路对印度毫无用处。……这是损人不利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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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52 中国根据自己对印度的声明和行动的理解作出反应，感到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列强单方面把边界强加于中国，对中国民族感情采取粗暴的轻蔑态度，这些对中国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外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以势压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现在“中国人民被任意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一九五九年九月，陈毅在北京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谈到印度企图把麦克马洪线强加于中国，他问道，难道这说明印度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有过丝毫的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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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54 正如尼赫鲁一度觉察到的那样，中国认为西段的争议地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从这个前提出发，觉得他自己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是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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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56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个立场是公平的，也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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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58 印度不顾中国的合理态度，仍然采取了只能导致无法解决的争端的方针，还对中国“大肆喧嚷，造成中印关系的紧张”，并蓄意在边界进行挑衅。所有这一切表明，印度采取这些行动的真实原因必须从边界问题以外去找答案。中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印度边界政策的动机和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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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60 照中国看来，边境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印度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为反动的民族主义所代替，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北京在一个相当时期里还把尼赫鲁视为反动势力的俘虏，认为他可能从中摆脱出来，再度对印度的政策发挥进步的影响。一九五九年九月，《人民日报》写道：“在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政府根据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精神，也做过有益于中印友谊的事情。”尼赫鲁“是受到中国尊敬的”，令人惋惜的是他“对此没有保持应有的明智态度，竟被卷入印度反华的漩涡中去了”。印度的右翼政客、议员以及某些官员的恶毒攻击迫使中国作详尽的反驳。“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争论不能不涉及到尼赫鲁总理。”一九五九年末，尼赫鲁还是在抵制着国内喧然要求对边界问题采取极端和绝对的态度，他力图调和国内的争吵，其目的是使通往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敞开着，虽然当时印度政府在外交文件中都把谈判解决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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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62 一九六O年后，中国对尼赫鲁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高级会谈看来是个分水岭。中国代表团的人曾告诉在新德里的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们说，尼赫鲁的不妥协态度使周恩来感到震惊。据报道，周恩来曾讲尼赫鲁“既靠不住，又摸不透”，不可能同他进行谈判。从新德里高级会谈后，周恩来在加德满都所作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尼赫鲁的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表示反感。在追述中国在公开谈话和声明中一直小心保持友好态度之后，他说：“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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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64 在一九六二年底以前，中国并没有公开指责尼赫鲁，但是有理由推断：自从一九六O年以后，他们就已把他看作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忠实代表”和中国国际敌人的走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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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66 一九五九年以后，尼赫鲁政府对内执行日益反动的政策， [注：一九五九年新德里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北京当然注意到这个行动。] 对外也继续向美国靠拢，这就证明了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预测的正确。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访问新德里，一九六一年尼赫鲁回访美国，当然从中国看来，美国给予印度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援助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多寡反映了印度的不同态度。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二年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共不到二十亿美元。但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这一期间，美国已经给予印度的或答应给予印度的援助竟超过这个数目两倍以上。中国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印度越是反华，美援就越增多。”美援的增加“同尼赫鲁政府为美帝效劳、反对中国的程度成正比”。中国从新德里在联合国、在刚果和东南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它在边界所采取的“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中看到了印度日益依附美国的后果。华盛顿方面也觉察到印度政策的变化，并且作出了用辞截然不同但实质相同的结论。北京也注意到了这点。一九六一年中，一家权威性的右翼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从印度对国际麻烦地区的政策中注意到“印度已改变了过去的倾向”，这正如北京过去所观察到的；该杂志并问尼赫鲁是否“正在改变他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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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68 四月份，尼赫鲁在批评了美国干涉古巴的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个大转弯，说肯尼迪总统“有魄力”，并暗示说古巴事件的当事两方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人们注意到这个大转弯发生在美国提出增加对印援助的前夕。尼赫鲁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警告过他，如果不取得大量的美援，就无法解决国内浩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一些美国官员也认为尼赫鲁是迫不及待地想同美国进一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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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70 这篇文章最后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变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宠爱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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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72 中国在分析印度的政治、经济政策时，评论说：印度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到一九六O年为止，外国在印度的投资增加了一倍半，其中英国投资增加了一倍，美国投资增加了六倍。在这时期，印度对外援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在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外援比重占百分之九点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占百分之二十点六，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印度一家保守的杂志《资本》（Capital）周刊一九六O年指出：“几乎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都是依赖‘外援’；如果得不到这种外援，这个计划将被毁弃，因为印度的外汇储备已经低于被认为所需要的最低点。”一家独立的杂志《亚洲团结》（United Asia）的结论是：到一九六二年为止，印度经济的依赖性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致“任何削减或停止外援，都将在印度立即引起经济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闭，生产减缩，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美援一度中断，从而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中国人后来说：帝国主义的“‘援助’到达那里，那里实际上就会没有真正的经济主权和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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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74 至于谈到尼赫鲁政府承诺要建设“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中国认为它不过是一场闹剧。[注：一九五五年在马德拉斯郊区的阿瓦迪（Avadi）举行的国大党第六十届年会，宣布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式样社会”作为国大党的目标。在这次大会上，国大党所固有的两重性（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而政治上又支持保守和正统）表现在“式样”这个字眼上。正如一名国大党的重要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式样而不是社会主义。”] “尼赫鲁政府用所谓‘计划化方法’，用外国‘援助’培殖起来的买办性 [注：买办……1.过去指由当地人充当的管家。2.现在，在中国指的是外国商行雇用的当地雇员的领班或代理人。（《简本牛津大词典》）] 的国家垄断资本，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成份，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独立发展的力量，象某些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它使印度经济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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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76 列宁早就预见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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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78 “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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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80 中国人还从印度人自己所作的评论中证实了自己的分析。他们引用了甘·达·比尔拉（G.D.Birla）在一美国商人集会上的讲话。此人是印度的一名大资本家（如果印度真有大资本家的话），他也是整个六十年代印度得到庞大扩充的大工商垄断集团的巨头。当时比尔拉向美国商人保证说：“公营部分将成为私人企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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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83182 六十年代的头几年，公开暴乱和政治不满情绪在印度已经开始不断加剧。以后这就成为六十年代印度政局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把遍及印度的日益增长的政治骚动看作是革命的前奏，“（资产阶级国有化）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与此同时，中国还看到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的衣钵，不得不经常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中国人还找到了尼赫鲁自己在他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时期所讲过的一段话来描述印度当前发生的情况：“只要资本主义还能够利用民主制度的机器来保持政权和镇压工人，民主就可以发展；当它不可能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抛弃民主而采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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