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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月十三日晚上达尔维准将得到命令,要他从驻达旺的旅部前往克节朗河。普拉沙德将军从提斯浦尔打电话给他,狠狠地训斥他没有“到前方去”,命令他“立刻”前往。对于命令的后面一点,达尔维置之不理。当时早已天黑,他对师长说,由于静电杂声的干扰,听不清楚普拉沙德的命令。据后来透露,是森将军叫普拉沙德好好训达尔维一顿,命令他到前面去的。这种非要高级军官到前方去不可的固执做法,贯穿在整个塔格拉山脊战役的军事集结中。普拉沙德以后也受到同达尔维一样的屈辱。后来竟从军部派了一名负责礼仪、薪金、年金、福利和军纪的高级参谋在战斗前夕来第七旅报到,这是上述做法荒谬到了极点的表现。达尔维对叫他到克节朗河去的命令有很恰当的评语:“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旅长的任务不光是赶往‘发生情况的现场’,应当要求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指挥和掌握整个部队,否则他们只会在战斗的混乱中迷失方向,对战术形势不能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他们应当经常到前线去,熟悉地形和战斗形势,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亲自担任指挥。这完全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上级来决定。”他在几个月之前,曾亲自到兼则马尼-克节朗河地区进行过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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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维从一九六二年初起指挥第七旅。他当时四十二岁,毕业于印度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步兵在缅甸服役,受过表扬。大战以后,他的经历是广泛的,提升是正常的;他曾任驻西段军部的参谋,对前进政策在西段所造成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有切身的体会。后来,他自告奋勇提出愿负责指挥第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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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军队十分吃力地在克节朗河集结时,在这条小河另一边的中国部队却毫不费力地与他们齐头并进。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同原驻在多拉哨所的阿萨姆步枪队那个排会合时,在这条小河与塔格拉山脊之间似乎只有两个中国步兵连。但是第二天又有一个连从塔格拉那边下来了。据情报说,还有一营中国军队驻在塔格拉后面的勒村;到了九月二十日,又有情报说中国方面在该地有两个团(相当印度的两个旅),师的炮兵和师的其余部分在错那宗,该宗在塔格拉北边,距塔格拉只约二十英里,有一条公路几乎可以直通塔格拉。此外,还有人看到,中国在棒山口(Bum-La)集结部队,达旺的古时商路即通过该山口。新德里的陆军总部收到了这些情报,但在十天至两个星期后才转到前方各级指挥部,如果要对制订计划和采取行动起什么作用的话,就太晚了。前方各级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加以适当评价的,也是不及时的。陆军本身的情报系统已经萎缩,而政府的情报局又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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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军事情报机关(简称M.I.)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末期。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关里没有印度人,因此一九四七年后,它的全部人员都是新手。而且,许多事都由警官组成的情报局(简称I.B.)来处理。军事情报机关的作用也缩小了。情报局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长,而军事情报机关则逐渐萎缩,它的一些高级职位渐渐变成闲职或是往上爬的垫脚石。前面讲过,在现任局长马立克的领导下,情报局在政府举行核心会议时讲话很有分量。这种影响,归根结蒂来自马立克同尼赫鲁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同总理接近和得到总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响的先决条件,而马立克充分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他原先是一个警官,能说会道,机敏过人。他掌握尼赫鲁的许多同僚和对手的档案材料,而情报工作在印度国内政治斗争中又很重要,这也使他同尼赫鲁关系密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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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马立克对印度国内政治的某些方面的意见愈来愈受到重视,而他对中国的行动的预言也几乎被当作事实一般而为人们欣然接受。他曾判断——还不如说他曾预卜——印度哨所一经设立,中国不会加以干涉;这是建立前进政策的信心基石。现在他又认为,如果印度对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使用武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种看法同样地加强了文职领导人和新德里的军人们贯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决心。奇怪的是,这种无需担心中国方面会有强烈反应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报局本身提出的关于中国部队在麦克马洪线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紧集结的报告,而且,这种信念也当然使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充耳不闻北京在外交照会中明确地、反复地提出的警告:中国将作出反应,而且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马立克所依靠的显然是他的感官以外的知觉,而不是依靠搜集与分析情报的正规的工作规则。而尼赫鲁及其同僚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预言,其原因之一无疑的是他专拣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所要听的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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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是多么地相信这种认为可以不费很多周折就能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的看法,这可以从麦克马洪线已被越过这条消息所引起政治反应的强烈程度来测量。这则从提斯浦尔发来的消息,由一家通讯社在九月十日加以传播。印度政府起初想说服那家通讯社撤回这个报道。官员们对企图证实这一报道的新德里记者们说,这一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可是,那家通讯社支持它的记者;而且从印度东北部接着又发来别的报道,充实了最初的那个报道的内容;到九月十三日,一位官方发言人证实“有一些中国部队出现于不丹三国交界地区……”。即使在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几天里,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例行的晚间介绍情况时,对记者们还是闪烁其词,避免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军队蓄意越过麦克马洪线。他在九月十四日说,“有一些中国部队看来是到了我们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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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印度政府要掩盖或捂住,其企图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可以不受激动的政治舆论的牵制,那么不管应当怎么办,政府总能更方便地处理当时的局势。但这种企图自然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是因为有新闻自由,首都的印度政治记者也有本事,而且政府就象筛子一样把消息泄漏出去。无论什么时候,首都的记者总是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总是知道得快些,而不是慢些。但这次政府最机密的决定在报上出现的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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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官方企图缩小塔格拉山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就象企图用灭火器去扑灭燎原大火一样。批评政府的人认为,即使只有一名中国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没有把他立刻驱逐出去,那么政府就违背了它向全国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部队大举越过这条线,那么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就应该激烈得多。自由党很快提出要尼赫鲁辞职,因为他“完全不能保护印度的边界”,人民社会党则要求政府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议会正在休会,但即使没有这个讲坛,一场政治风暴也显然正在刮起来,而这场风暴会比政府所曾经历过的更为猛烈。议会里的反对党当然是一片狂呼,然而危险的是国大党人对所谓中国再次无端的、横蛮的侵略同样地表示愤慨,对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也同样地越来越感到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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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后来同记者们的私下谈话又作茧自缚。他们在介绍背景情况时表示,在政府看来,印度不能对中国的挑战不闻不问,因为如果让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修筑工事,驻扎下来,那么,中国部队就会沿麦克马洪线全线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试探和渗透活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的发言人和官员们就这样含蓄地表示政府将采取行动。之后,他们还表示印度完全能应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他们就助长了那种主张采取激烈行动的政治要求,也更促使人们指望政府会很快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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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官员们的上述表示,只不过是反映了高级将官们,尤其是东部军区的森将军所作的保证。他对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时间的估计,一直是盲目乐观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参谋人员对东北边境特区情况的无知。地图上只有几英里路,那些在旁遮普平原呆惯的军官们估计部队在几个钟头内就可走到,而实际上部队可能要疲乏不堪地在高山中走上几天。不管如何解释,森将军起初告诉过文职官员,在九月二十一日前,在克节朗河地区将集中一个整旅的部队准备出动迎击中国部队。事实上,一直到十月初,才只有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克节朗河增援那半营旁遮普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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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替部下撑腰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第三十三军里必定是在进行拖延,换句话说,他不让陆军总部和东部军区逼着他把部队摆到他不能加以接济的地方,去发动一场他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们明知是不可能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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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帕尔将军虽然不接受前方指挥官们的看法,即认为要用能够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兵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下清除掉在军事上是办不到的;然而他对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也感到不安。在九月二十二日国防部的会议上,塔帕尔说他觉得中国大概会对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进行报复,或许会把中国的主张线以东的所有印度哨所都打掉。他以前也曾表示过这种担心,但是文官们总是作出老一套的保证,强调申明中国不会发动全面攻击。国防部和外交部一致估计: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给中国部队一次猛烈的打击,以显示印度力量,不仅会使他们在那个地区后退,而且会使他们以后对印度在其他地区的行动采取更为默认的方针。他们认为,中国为了保持威信,可能不得不在西段采取一些局部性的小行动,来挽回在塔格拉山脊下面所遭到的失败。一、两个印度哨所,大概包括在加勒万的哨所,也许会丢掉;但为了把中国部队赶回麦克马洪线的另一边去,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种看法是在外交部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语调和态度后形成的,并且为马立克作出的估计所肯定。此外,与这种看法相吻合的是在新德里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袭击象印度这样孜孜于和平事业的国家。中国尤其不会这样做,因为北京对印度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对它的支持是感激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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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九月二十二日的国防部会议拒绝了塔帕尔关于如果印度坚持在东段执行赶走中国人的计划中国就会在西段进行报复的警告,并重申要陆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南面赶出去的命令。塔帕尔乃请求把这项命令写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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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情况下,这一请求意味着抗议。梅农两天前已离开新德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位陆军参谋长满可以把他的疑虑讲出来而不必担心挨骂。但实际上塔帕尔提出上述请求只不过是要求按通常的惯例办事而已。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命令理应写成文字。而且,在这项命令中,应当联系到参谋局对情况的估计,应当申明采取这一作战行动所根据的国家政策是什么;这项命令应当是高屋建瓴地来谈这一作战行动,以便陆军参谋长了解他可以在其他地区进行什么部署(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事,估计巴基斯坦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非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而且自从紧急局面开始出现后,在新德里很少用笔头来肯定一项命令或作会议记录。从讨论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会议起,梅农就规定不得作会议记录。他表示,这样更有利于保密。这种措施对保密其实并没有多少好处;不过,到要追查谁应该对会议所作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就使得真相难于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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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也跟着照这样办事。陆军总部常常是用电话给东部军区下达命令,由塔帕尔打给森,一般不再补发电报予以肯定;森事实上常到新德里参加会议,因此可以当面给他下命令,自然也是口头的命令。当时,只有军部和军以下的单位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办事,但后来即使在这些单位也不这样做了,也许军官们认为叫他们传达下去的命令是不妥当的或是无法执行的,因此不肯写成文字。这不能说成是改革军队的官僚主义来应付紧急情况。当时机紧迫,生命和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指挥官们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书面记录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川流不息的军事电报和报告打成一式双份或三份,抄送给下级和上级单位互通情况,可以最有效地保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能根据已经了解的各种因素,经过全面考虑来作出决定,并使作出决定的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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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帕尔将军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请求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写成文字,时间已经过晚了。这项命令下达给陆军事实上已有十天了。可是塔帕尔的请求仍然使文职官员们一时感到很为难。当时梅农在纽约,由国防部副部长科·拉古拉迈雅(K.Raguramaiah)代理他的职务。他认为肯定一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职权范围(平时他是管国防生产的,不过问部长的事),但他总算是给梅农挂了电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陆军参谋长对于发出对中国采取作战行动的命令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总理和国防部长又都在国外——也没有同国防委员会或者是它的留在新德里的委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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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塔帕尔用不着等多久就接到了书面的命令。几个钟头之后,命令来了,措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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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盘的决定与前几次会议所讨论的相同,即陆军应作好准备,并尽速将中国部队赶走。据此,指示陆军参谋长一俟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区(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注:卡门是东北边境特区的五个区中最西面的一个区,塔格拉地区算是该区的一部分。] 的中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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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是由国防部一个地位不很高的官员施·克·萨林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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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塔帕尔将军来说,这是经受考验的时刻。根据他军事上的判断,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会引起中国的反应,而他的部队是没有能力对付的,他这种判断已遭到否定。他根据一生的军事经历和受过的训练而提出的警告,被当时在西半球正忙于联合国大会事务的部长撇在一边。塔帕尔的这种处境并不新奇,自从人类有战争以来,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的出路也是很清楚的。拿破仑曾经简单明了地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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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司令的人由于执行君主或大臣的命令而在作战中犯了错误,并不能免罪,因为发布命令的人离开战场很远,对最新的形势发展很少了解,或者是完全不了解。所以,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执行了他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计划,是有罪的。他应当说明理由,坚持改变计划,最后宁可提出辞职,也不要成为毁灭军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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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印度的情况而言,至少就塔帕尔而言,前例并不能使人感到宽慰。就在三年前,他的前任由于同梅农发生了一场冲突而提出辞职,结果是在维护“文官最高权威”的名义下受了屈辱,丢了面子。塔帕尔比不上蒂迈雅,而且即使蒂迈雅也没有胆量来对抗尼赫鲁。塔帕尔于是接受了上述命令,并把它传达给东部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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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蒂迈雅在一九五九年辞职未成是印度陆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走向被中国军队彻底打垮的道路的一个标志,那么塔帕尔在这时未能提出辞职就是另一个标志。他所作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的判断被文官当局轻率地否定后,他只有一条路可以继续反抗。在指挥系统中地位比塔帕尔低得多的达尔维准将,当时处境与塔帕尔相同,最后提出辞职来抗议。达尔维后来说得好:“辞职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部队长官所能采取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最后手段。这样做可以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根本性的争端上去,让全国对文官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不同的意见进行辩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是对付不称职的、不择手段的、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们的唯一保证。”可是塔帕尔并不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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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总部向西部军区传达了经过肯定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后,告诫他们: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会促使中国人进攻一些印度的前沿哨所。因此,部队应处于戒备状态,如有可能,哨所的防卫应予加强。如果受到进攻,应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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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塔格拉山脊底下的事态发展上面的时候,整个九月份里西段的局势也日趋紧张。前面讲过陆军总部也拒绝了西段的地区指挥官的一切警告和反对意见。西段的地区指挥官与第三十三军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一样,也认为如果对中国部队再迫近些,他们就会猛烈地进行报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军事上没有力量去对付中国的进攻。中国部队在不久前开始占领那些位于印度前沿哨所的防御圈以外的空投区。九月二十二日,陆军总部下令给西部军区说,对方这种行动今后不能再予容忍;对企图占领空投区和插到空投区与哨所之间的中国部队应当开枪。那年夏天,文官们和新德里的军人们深信中国部队是不会还击的,可以说,印度只要象镇压老百姓那样打一阵枪,就可以暴露出中国部队对前沿哨所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对在前沿的印度部队——经常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有时只有一个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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