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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九月二十二日的国防部会议拒绝了塔帕尔关于如果印度坚持在东段执行赶走中国人的计划中国就会在西段进行报复的警告，并重申要陆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南面赶出去的命令。塔帕尔乃请求把这项命令写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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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情况下，这一请求意味着抗议。梅农两天前已离开新德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位陆军参谋长满可以把他的疑虑讲出来而不必担心挨骂。但实际上塔帕尔提出上述请求只不过是要求按通常的惯例办事而已。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命令理应写成文字。而且，在这项命令中，应当联系到参谋局对情况的估计，应当申明采取这一作战行动所根据的国家政策是什么；这项命令应当是高屋建瓴地来谈这一作战行动，以便陆军参谋长了解他可以在其他地区进行什么部署（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事，估计巴基斯坦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非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而且自从紧急局面开始出现后，在新德里很少用笔头来肯定一项命令或作会议记录。从讨论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会议起，梅农就规定不得作会议记录。他表示，这样更有利于保密。这种措施对保密其实并没有多少好处；不过，到要追查谁应该对会议所作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就使得真相难于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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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也跟着照这样办事。陆军总部常常是用电话给东部军区下达命令，由塔帕尔打给森，一般不再补发电报予以肯定；森事实上常到新德里参加会议，因此可以当面给他下命令，自然也是口头的命令。当时，只有军部和军以下的单位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办事，但后来即使在这些单位也不这样做了，也许军官们认为叫他们传达下去的命令是不妥当的或是无法执行的，因此不肯写成文字。这不能说成是改革军队的官僚主义来应付紧急情况。当时机紧迫，生命和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指挥官们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书面记录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川流不息的军事电报和报告打成一式双份或三份，抄送给下级和上级单位互通情况，可以最有效地保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能根据已经了解的各种因素，经过全面考虑来作出决定，并使作出决定的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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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帕尔将军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请求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写成文字，时间已经过晚了。这项命令下达给陆军事实上已有十天了。可是塔帕尔的请求仍然使文职官员们一时感到很为难。当时梅农在纽约，由国防部副部长科·拉古拉迈雅（K.Raguramaiah）代理他的职务。他认为肯定一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职权范围（平时他是管国防生产的，不过问部长的事），但他总算是给梅农挂了电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陆军参谋长对于发出对中国采取作战行动的命令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总理和国防部长又都在国外——也没有同国防委员会或者是它的留在新德里的委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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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塔帕尔用不着等多久就接到了书面的命令。几个钟头之后，命令来了，措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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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盘的决定与前几次会议所讨论的相同，即陆军应作好准备，并尽速将中国部队赶走。据此，指示陆军参谋长一俟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区（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注：卡门是东北边境特区的五个区中最西面的一个区，塔格拉地区算是该区的一部分。] 的中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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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是由国防部一个地位不很高的官员施·克·萨林签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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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塔帕尔将军来说，这是经受考验的时刻。根据他军事上的判断，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会引起中国的反应，而他的部队是没有能力对付的，他这种判断已遭到否定。他根据一生的军事经历和受过的训练而提出的警告，被当时在西半球正忙于联合国大会事务的部长撇在一边。塔帕尔的这种处境并不新奇，自从人类有战争以来，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的出路也是很清楚的。拿破仑曾经简单明了地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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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司令的人由于执行君主或大臣的命令而在作战中犯了错误，并不能免罪，因为发布命令的人离开战场很远，对最新的形势发展很少了解，或者是完全不了解。所以，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执行了他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计划，是有罪的。他应当说明理由，坚持改变计划，最后宁可提出辞职，也不要成为毁灭军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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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印度的情况而言，至少就塔帕尔而言，前例并不能使人感到宽慰。就在三年前，他的前任由于同梅农发生了一场冲突而提出辞职，结果是在维护“文官最高权威”的名义下受了屈辱，丢了面子。塔帕尔比不上蒂迈雅，而且即使蒂迈雅也没有胆量来对抗尼赫鲁。塔帕尔于是接受了上述命令，并把它传达给东部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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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蒂迈雅在一九五九年辞职未成是印度陆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走向被中国军队彻底打垮的道路的一个标志，那么塔帕尔在这时未能提出辞职就是另一个标志。他所作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的判断被文官当局轻率地否定后，他只有一条路可以继续反抗。在指挥系统中地位比塔帕尔低得多的达尔维准将，当时处境与塔帕尔相同，最后提出辞职来抗议。达尔维后来说得好：“辞职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部队长官所能采取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最后手段。这样做可以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根本性的争端上去，让全国对文官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不同的意见进行辩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是对付不称职的、不择手段的、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们的唯一保证。”可是塔帕尔并不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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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总部向西部军区传达了经过肯定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后，告诫他们：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会促使中国人进攻一些印度的前沿哨所。因此，部队应处于戒备状态，如有可能，哨所的防卫应予加强。如果受到进攻，应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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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塔格拉山脊底下的事态发展上面的时候，整个九月份里西段的局势也日趋紧张。前面讲过陆军总部也拒绝了西段的地区指挥官的一切警告和反对意见。西段的地区指挥官与第三十三军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一样，也认为如果对中国部队再迫近些，他们就会猛烈地进行报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军事上没有力量去对付中国的进攻。中国部队在不久前开始占领那些位于印度前沿哨所的防御圈以外的空投区。九月二十二日，陆军总部下令给西部军区说，对方这种行动今后不能再予容忍；对企图占领空投区和插到空投区与哨所之间的中国部队应当开枪。那年夏天，文官们和新德里的军人们深信中国部队是不会还击的，可以说，印度只要象镇压老百姓那样打一阵枪，就可以暴露出中国部队对前沿哨所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对在前沿的印度部队——经常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有时只有一个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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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经过肯定和下达之后，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执行。于是森命令普拉沙德从达旺前往推动。当时搞不到直升飞机，这位将军只好长途跋涉赶到伦坡；即使对健壮的作战士兵来讲，走这一程也是够受的，有个目睹者说，普拉沙德走到伦坡时，“看来够狼狈的”。且不说身体上受折磨，命令一个师长到前线去，除了使那些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人感到满足——为了尽快实施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外，没有别的用处。况且这样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与全师失掉联系，离开师部的时间就更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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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达尔维准将已经把旅部设在伦坡，九月二十五日普拉沙德将军也到了伦坡。森曾下令要准备一份作战行动方案。乌姆拉欧·辛格把这个命令传达给普拉沙德，普拉沙德现在就叫达尔维准备这个方案。普拉沙德象达尔维一样地知道要赶走中国部队在军事上是做不到的，而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只会加强最高指挥部对赶走中国部队的幻想。然而，如果这个方案把战术的与给养的问题提得足够有力，可能会对东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起教育作用；况且不管怎样，上面已经下令叫准备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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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说给养问题，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战术问题就是够吓人的。克节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狭窄而又滑溜的便桥，全在中国炮火的射程之内。塔格拉山脊由西向东倾斜，因此从东面向前推进要爬陡坡。从中央向前推进，过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国部队的阵地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印度部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会被交叉火力消灭掉。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西面去接近塔格拉这个目标，就是说，从一个叫章勒（Tsangle）的地方，到叫僧崇（Tsengjong）的山包，从这个山包可以从背后和侧翼进攻中国沿河的阵地。但即使这样一个纸面上的方案也全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中国方面不会增援，也不会对印度的推进采取相应行动，而是守候在原地，最后不进行认真的战斗就后退。这就是新德里的设想，达尔维就得根据这种设想来制订方案，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所推断的中国部队的可能反应来制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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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达尔维和普拉沙德看来，在进攻方案中战术上的明显弱点还不是主要的，需要强调地、详细地说明的是作战行动前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他们要使最高指挥部从这一方面看到里窝那作战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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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派更多部队之前，需要空投和储存整个旅的三十天的口粮；要运来供一个旅进攻用的最低限度的大炮，即一个半中队的野炮和炮弹；还要有小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用的足够的弹药以及一个旅的全部的武器。要把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物资在克节朗河储存好以后，作战行动才能开始。所需物资共计五百八十吨。要一个旅进攻一营装备齐全、固守着居高临下的阵地的敌人，要求这些物资决不是不合理的；然而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这又是根本办不到的。哈东山口的陆路只能运送少量物资，况且脚夫也很少。一切物资都要空投到这个地区仅有的一块平地上，它在名叫章多的地方，在河的南边，比河面高出二千英尺。这个空投区很小，只有达科他式（Dakota）飞机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这种飞机可以飞得很慢，有可能把载运的物资投到空投区里。即使这个地方也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补给点，因为它距离部队的主要阵地太远，一切物资都要由士兵自己从这里经由陡峭难行的小道搬往前沿。可能空投给这个旅的炮，只有那些伞兵携带的小炮，它们的射程甚至抵不过中国步兵用的迫击炮，所以没有多少用处。更有甚者，这一切都有一个期限。除非所需物资在十月十日以前运到，否则就要在六个月以后才能行动。十月下旬就开始下雪，作战行动必须在此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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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九月二十六日乘直升飞机到伦坡。他看了达尔维的方案，建议把所需物资写得再多些，并写上应当更加审慎行事的意见。随后他同意了经过修改的方案，并把它作为他自己的方案，在九月二十九日拿到东部军区交给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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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新德里的政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国大党和反对党，都感到不耐烦了。从一开始官方的评论和情况介绍就是满怀信心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也没有真想保密。关于这个命令，英国《泰晤士报》在九月二十三日的一条消息中作了报道，几天以后《印度时报》在下述的报道中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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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十天前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据此，已对陆军发出训令说，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步骤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陆军当局受权自行选定最适合于实施这样一个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战术，这一行动的目的并不是把中国入侵者俘虏过来，或给予杀伤，而是逼使他们撤回到边界的他们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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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不管向记者介绍情况的人是谁，他仍然希望只要印度“嘘”一声，就可以把中国人吓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这种认为印度的目标能很快地、轻而易举地达到的乐观想法，开始时激起了公众翘首期待的兴奋心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政府所作的保证并未见诸行动，已经泄露出来的要发动进攻的诺言也没有兑现，公众原先对政府表示的决心所感到满意的心情冷了下来，转而怀疑政府是在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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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格拉地区发生小冲突的报道，使人们更加失去耐心。九月上半月，克节朗河沿岸还平静无事。在双方对峙的初期，对方还隔河小心翼翼地表示过一番友好，中国兵向没有烟抽的印度兵赠烟，甚至把一些误投到中国地区内的印度空投物资交还给印度方面。中国部队通过扩音器告诉印度部队说，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会谈来解决边界问题，并且要求他们审慎行事，不要开火，以免使局势恶化。在这个时候，中国方面继续进行防御准备，挖掘壕沟，清除射线内的障碍物。达尔维准将回忆道，“有时，中国人还很大方地通知我们说，他们要砍倒一棵树，如果我们听到树倒下来的声响，不要受惊。”然而，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又近在咫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开火发生在九月二十日。中国部队从一开始就在第二号桥的南端设立了一个警戒哨所，印度部队企图把他们赶回去。中国对九月十七日发生的一次事件的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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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哨兵在值勤时……六十多名印度士兵从三面向他们逼近。那两个中国士兵立刻向他们高喊，要他们停止。但是印度军队却以更快的速度逼近他们。有几个印度士兵在约十公尺的地方围着他们，有几个士兵还在三公尺处逼近一个中国哨兵，印军还举着英制步枪和加拿大制轻机枪对准中国哨兵，大叫大吼，肆意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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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哨所看来又与九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有关。关于后一事件，双方都指控对方首先开枪，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两名中国士兵死亡，五名印度士兵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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