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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采取的行动的核心是军事措施与外交措施相结合。中国的下一步外交行动选择的时机和内容上都是很巧妙的。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发表声明，扼要追溯了中印争端的过程，结束时提醒对方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译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声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声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指出需要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三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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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状态]；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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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武装部队就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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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举行会谈。[译者注：建议原文如下：（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上述建议第（2）项最后还有一段：“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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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同日致尼赫鲁的信中重复了上述建议。这是两国总理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分手后的第一次通信。他劝导说：“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而不要对冲突的起因多费唇舌，并呼吁尼赫鲁作出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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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议在任何细节上并没有新的内容；它同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致尼赫鲁信中提出的建议完全一样，只是在某些地方作了些修改，以适应中国部队那时已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情况（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宣布在东段作战的中国部队可以不管麦克马洪线——当天中国部队就向中国认为是边界山口的哈东山口以南移动）。事实上，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就可以形成一条沿着“实际控制线”的停火线（北京从一开始就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争端尖锐化时的局面）；中国部队将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据守西段的一些残存哨所的印度部队将撤至一九六一年前进政策付诸实施前印度所据守的一线。然后双方武装部队——不包括文职人员——都再后撤二十公里，以便沿着上述那条线建立非军事区。这些建议并没有含糊不清之处，虽然建议中没有精确地提出有关地点的细节，例如，建议中没有提到塔格拉山脊，也没有提到麦克马洪线。然而北京一直使用“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形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情况，那时中国部队还没有到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甚至还没到过塔格拉山脊以南——虽然当时印度已在兼则马尼建立了据点。对印度来说，接受这些建议可能引起的领土变动只是：需要撤出它推行前进政策时越过中国主张线在西段建立的哨所——指那些还没有被消灭的哨所——也不能重建多拉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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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他们自己的建议是平等、互让的，是基于互相尊重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如果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这些形容词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但印度自然不能客观地去看待这些建议。在印度看来，中国部队在西段出现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本来早已就是侵略，现在又进行了新的、更为粗暴的侵略，中国目前不过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把他们罪恶地夺取到的东西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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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立即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新德里根本没有等待正式接到上述建议而是根据通讯社所报道的内容就采取了行动。十月二十四日新德里发布了一项声明，作为对中国的答复；在声明中印度政府首先声称它自己是“坚持和平和和平方法，[并]一向谋求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的。但声明接着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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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提出反建议前就先把中国建议搞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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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这条“实际控制线”是什么呢？这是他们通过自从九月初以来的侵略造成的那条线吗？通过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前进了四十或六十公里，而建议撤退二十公里，如果双方都这样做的话——这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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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外交部的官员们不会真的不了解中国建议的意思。照北京的习惯用法，“实际控制线”的含义一贯是清楚的。然而中国人没有说得更详细些，就留下一个漏洞，于是印度就利用了这个漏洞，要求对方澄清——这是印度历来用以拖延时间的一种外交手段。印度接着提出了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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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人自称的要和平和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的确是真诚的，那么让他们至少后退到他们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在边界全线所处的地位上去。然后印度将准备在双方同意的任何一级上举行会谈和讨论，以便达成为了和缓紧张局势和为了纠正片面用武力改变印中边界现状所造成的局势所应当采取的双方同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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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最后说，如果中国接受上述建议，印度就准备欢迎周恩来去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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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立场是前后一贯的，印度的立场也是前后一贯的。事实上，这个反建议就是新德里在十月六日收回了它同意开始会谈时所提出来的建议。[注：见本章第一节] 这个反建议是要中国人撤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九月八日是指中国部队最初围攻多拉哨所的日期），并放弃他们在西段所占领的哨所；印度人就可以重返上述各地以及多拉哨所、克节朗河附近另一些地方和兼则马尼的阵地。中国一旦接受并执行了这个建议，印度就准备会谈——但只谈中国部队撤出阿克赛钦的问题。十月二十七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并将印度政府的声明和建议附在信里。从当时正处于尼赫鲁所说的“中国入侵印度”的局面来看，这封信的语调显得格外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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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遭到批评，说是语调温和，反建议软弱无力。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后，印度的心情是把同意谈判与投降等同起来——一名议员说过，谁要是提出印度应该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因此，中国的建议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拒绝，中国根据印度的要求所作的澄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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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十一月四日发出的另一封信里，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说，中国所指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提出的作为双方后撤起点的那条线。“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一九五九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 实际接触线 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着重点是作者加的）印度的反建议中规定印度部队得恢复他们在克节朗河地区的进攻态势，并重返西段哨所；周恩来把这些比作是“强迫战败者”接受的条件。“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他呼吁尼赫鲁重新考虑中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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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第二封信的语调有显著的改变。中国部队进攻后他所写的第一封信，调子是低沉而又彬彬有礼的；现在他态度粗暴了，他把中国部队进攻描绘成是“冷酷的……大规模的侵略”，并宣布如果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那“便意味着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他重申印度部队一定要重返他们在九月八日沿边界全线占领过的阵地，并且说中国可将部队撤至他们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阵地，以表示自己的诚意。这样一来，印度就将重新占有他们的一切前沿哨所，而中国人则将撤至为了对付印度前进政策而设立的阵地的后面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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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坚持要中国部队撤到塔格拉山脊后面，印度部队则回到塔格拉山脚一带（多拉哨所和兼则马尼），并重新占领印度采取前进政策后在西段设立的各个哨所（当时这些哨所的大部分已被打掉）。这就是坚持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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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占领达旺后那一段沉寂时期里，双方的外交文件来往表明，新德里对于边界争端的态度改变得更加僵硬了。印度象以前一样坚决不肯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他们坚持要回到西段前沿哨所以及克节朗河地带。这就表明前进政策的计划和设想并没有变。北京粉碎了印度对塔格拉山下中国阵地的小小威胁，并打掉了西段印军前沿哨所的半数，而无所得。印度人觉得虽然自己打了一次败仗，但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他们比以往更为自信了。印度当时的政治气氛几乎一致是好战的。中印边界已经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印度人又不断扩大袭击的规模与决心。中国如果把部队留驻原地不动，那就会招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又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会说什么中国军队谨慎有余，威武不足，说什么中国军队如不是靠人多势众和突然袭击就不敢同印度交手。不但如此，采取这样的作法，边境争端还是得不到解决。假如北京当初盘算的就是这些，那么，把军事行动与外交手腕结合起来，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那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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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方面的意图并没有全部贯彻，当时只不过是实施的开端。在十月二十日中国进攻前，有人听到北京的一位高级的部长说过，中国将不得不向发生局部性争议的地点以南挺进，然后再撤回来。中国第一次的进攻很象拳击家向对方闪击一拳，表面看来只不过是冲击了对方一下，而实际上是摆好架势准备最后把对手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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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作战行动在军事上是按照计划进行的，那末在政治上它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由于印度在克节朗河地区遭到惨败，而且尼赫鲁认为印度正开始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虽则是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就使尼赫鲁完全放弃了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的想法。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他曾再次断然拒绝寻求军火援助的建议，说接受这种援助就意味着变成“别人的附庸”；他把接受军事援助与“加入某个军事集团”等同起来，并声称“即使我们在边境上遭到灾难”，也绝不会同意接受军援。但到了十月二十九日，当美国大使拜会尼赫鲁，并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军事装备时，他立即表示接受。那天晚上，我在发给《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印度完全改变了立国以来所维护的政策，在今天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决定。尼赫鲁的军事顾问们在此以前已经说服他，只有配备美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装备，印度陆军才有可能打败中国部队。”当时印度已准备好它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物品的清单，并已交给了美国人，使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感到惊讶的不仅是印度要求的范围十分庞大，而且从订货单内容之混乱也可以看出印军组织混乱的程度。五角大楼使用了新式计算机登记物资的办法，才能够在五天后很快地把第一批供应品装上喷气式运输机从西德起飞，运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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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提请亚非各国政府首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印度政府已公开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人民日报》说，印度长期以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现在又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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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了。……尼赫鲁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就越要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坚持反华；他越是坚持反华，就越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尼赫鲁一步一步地丢掉了“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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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发展足以证实北京对尼赫鲁政府的本质的分析——同莫斯科争论中这是个关键性论点——这也一定使北京意识到有必要不使这场战争拖下去。十一月初，一名在北京的西方记者报道过一位中国官员“厌恶地”对他说：“只要印度人继续攻击我们，他们从美国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从这几次前哨战，他们就拿到几百万美元。大概他们今后还会要继续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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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人看来，亚非国家不肯公开出来站在印度一边，是忘恩负义、胆小怕事；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可能表明这些国家终于对印度关于边境事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十一月中旬周恩来致函亚非国家首脑，解释中国的立场，并衷心感谢他们“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的公正努力”，并宣称中国所要求的就是和平地解决同印度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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