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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六天辩论,共有一百六十五名议员发言,反对派议员加上几名随声附和的国大党议员,仍然对印度政府的政策提出了笼统的批评。尽管由于新德里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已促成较多的国家谴责中国, [注:十一月七日据新德里计算,共有三十九国支持印度,即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约旦、卢森堡、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英国、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法国、锡兰、塞浦路斯、新西兰、澳大利亚、特立尼达、西德、荷兰、瑞士、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伊朗、挪威、智利、海地、日本、希腊、利比亚、刚果(利)、乌干达、巴拿马、加拿大、菲律宾、冰岛、尼日利亚、阿根廷、意大利、马来亚。一名印度漫画作者画了一些官员一面匆忙地查看地球仪和地图,一面说:“我们最近没有听说过还有哪一个国家支持我们。”] 但是人们仍然强烈地感到印度被人家拆了台。自由党党魁问道:“我们在世界政治的各方面曾经为这么多的国家干了那末多的事”,而它们对印度却不同情、不支持,“这究竟是怎末回事”?印度对不结盟世界和亚非国家表示愤恨,感到这些国家没有报答印度过去对它们的慷慨协助;另一方面又掀起了一阵对美国和英联邦满腔热情的浪潮。《印度斯坦时报》描写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伙伴情谊,对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安全与自由突然激发出责任感。”在要求对基本的外交政策态度作重新考虑的一片混乱声中,新德里甚至改变了它对福摩萨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家报刊评论说:“印度应该策划对中国开辟第二个战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促使福摩萨实施其对华南沿海的入侵威胁。……[而]为此目的就需要与台北保持联系,尤其需要和五角大楼保持联系。”印度政府也确实同福摩萨政权进行了多次接触,次年三月国民党的一名代表来新德里同印度外交部进行了会谈。中国国民党人自然准备联合印度进行敌视北京政府的一切活动,但是他们也小心地指出,当问题涉及到边界争端时,他们自己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分歧。十月底福摩萨政府发表了一篇正式声明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单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从未接受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强烈反对英国的这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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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在议会里发表的批评意见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尼赫鲁反复申述印度人特有的和平性情以及印度人对非暴力的深厚信念等老调,表示很不耐烦。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尼赫鲁显然是利用追怀国大党甘地主义的传统的办法,来搪塞人们对政府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状态的抨击;但是更加深刻的原因也许是议员们的态度表达了这样的感情:现在战争既已来临,对印度说来,纪念那个曾经拿起武器和日本人一道打英国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比怀念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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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底起由于官方有关东北边境特区形势的报道,使得人们认为最险恶的局面已经过去,胜利就在眼前的那种一片乐观的情绪不断增长。报纸也宣布“印军在大炮掩护下发动攻势——东北边境特区振奋人心的进击”。曾到过前线的一名国大党议员向议会报告说,部队的士气旺盛,印军不计一切物质上的困难,“高呼圣雄甘地和总理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在十一月十二日对公众集会讲话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得足以击退中国进攻者,而且正在建立军事力量要把侵略者从印度土地上赶走”。中国军队在十月和十一月初继续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印度在西段的前进哨所,先是集中兵力,然后用猛烈的排炮摧毁印军阵地,最后步兵攻上去加以占领——有一次,据某哨所的无线电报告说,中国军队还使用了坦克。但是在西段印军的节节败退没有使人们的乐观情绪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将是另一番情景。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瓦弄前线,热切期待着即将出现一场印军大捷,这种情绪突出地表现于十一月十六日的头条消息——印军转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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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陆军总部也相信,中国人在东北边境特区不会发动进一步进攻,相信克节朗河溃败后的最险恶的局面已经度过;这种信念也普遍反映到总部以下的整个指挥系统。有几次,在印军开始遭到痛击时指挥部门仓皇失措,曾下令要部队立即赶赴东北边境特区,而在中国人停止前进时,又把这些命令撤销了。在此后三周内,印军在色拉附近的集结并不显得很紧迫。为了守卫东北边境特区而制定的应付紧急局面的防务计划,历来是以巴基斯坦不会利用中国的进攻这个假定为依据的;但一九六二年十月间情报部门提供了关于阿尤布总统对印度当前所处困境的态度的报告,这使得新德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不愿意把部队从旁遮普调到印度的东北地区来。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游说以及后来对印度所作的保证,解除了印度的焦虑,但从旁遮普抽调部队的计划已遭到拖延,其后果是:最后抽调出来的三个师当中,只有一个旅赶上了这场对中国部队的作战。这三个师中一个师调到锡金,另外两个师在停火以后好久才到达东北边境特区。原先就近在那加驻防的一个师,开始时接到命令准备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但当前方沉寂下来的时候,又停止前进。最后真的调动时,又是零零碎碎地调走,各个旅和各个单位被拆得七零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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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队在做法上却更加专心一意,更显得紧迫。驻防色拉山脊北麓的印度前沿部队自他们的掩体中发回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能够听到,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上的棒山口沿着通向达旺的古时商路赶修公路的爆炸声;中国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前推进。十一月初,空中侦察发现中国的卡车在达旺奔驰——说明公路已经修通。接着,中国部队又开始修整从达旺到色拉一段的印度公路。同时,他们向印度阵地前方和周围地带搜索前进,而且——虽然当时印度人还不知道——已从几个山口和小路插入东北边境特区色拉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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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第四军并没有呆很长时间。他花了四天时间熟悉战术上存在的问题,视察了瓦弄和其他前沿地带,之后,就向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命令,表示为他们感到自豪,并号召他们“带着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的坚定信念……”进行战斗。但这篇讲话却戏剧性地被当晚全印广播电台发布的一条新闻所压倒:新德里正式宣布,考尔将军不久以前“在前线受寒患严重支气管炎”,现已痊愈,并将重新指挥第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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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将军只是从广播里听到这项消息,他当即向塔帕尔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这个新的军在四天内两次更换指挥官。据森讲,当时塔帕尔将军回答说,在政府的坚持下,考尔即将返任,因为他的名誉非得挽回不可。当考尔回到首都的消息传开后,在新德里出现过一些离奇的谣言;有的说因为他擅离职守已被软禁。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老部下恢复名誉出了一臂之力。尼赫鲁说:“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人们关于他讲了一些非常不公道的话。”他指出,考尔被任命为军长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赶到东北边境特区。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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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这是不正确的。他有过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当克什米尔出了事的时候,他是我们驻华盛顿的武官,但他却请求把他派到克什米尔。我们把他派到了克什米尔,他就到了那里。我认识很多军官和其他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人超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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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尼赫鲁对考尔的军事经历如何看法,事实真相正如蒂迈雅将军所讲的那样:“陆军中的每一个官兵都知道,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掩盖起来。军官们都不尊敬考尔。”驻防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听到考尔继续担任该军军长的消息后的反应,是同蒂迈雅的看法相吻合的。第四师师部的军官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新闻,根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大家公开的评论是:“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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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月二十六日,正好在考尔将军回去指挥部队之前,到他家里去拜会他,他当时已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丝毫没有因克节朗河的溃败感到沮丧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印度部队的缺陷和弱点,并且说,他所采取的战术是一种有意的“大胆政策”。僧崇战役就是他试探中国人意图所采取的行动。他有信心能在色拉把中国人堵住,然后再把他们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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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的前途如果要得到挽救,他就必须回到第四军去。如果他在担任了生平第一次作战指挥职务之后没有几天,就以身体不适这个被认为是陈腐的借口,放弃这个职务,回到参谋局去,那么,他虽然在政界有那样强有力的靠山,也不大可能使他再得到提升。从军事上反复考虑,自然是完全不能赞成考尔重新出马。当时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已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而考尔却是不熟悉情况的——他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短期逗留,完全局限于塔格拉山脊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现已为敌方控制。但如果不使考尔官复原职,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考尔的个人名誉而已,考尔的失败和丢脸,势必给梅农、而且下一步也将给尼赫鲁,增加政治上的困难。政治上的以及个人的考虑都要求再给考尔一次表现的机会。十月二十九日,他恢复了第四军的指挥;哈巴克希·辛格调往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则明升暗降,调往新德里担任一项参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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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印度部队在东北边境特区正进行集结——但在做法上与陆军方面原来的意图大相径庭。一九五九年十月,当时由托拉特将军指挥的东部军区,曾经建议在东北地区搞三道防御线。根据这个方案,首先要在尽量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带,建立一批哨所,以监视从西藏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主要通道。这些哨所只不过起个绊脚索的作用,一旦中国部队进攻,这些哨所就向后撤。在这条前沿哨所线的后面,要建立第二层据点,这些据点要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阻滞战斗,以迫使入侵者在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在这里重新集结,并将自己的后勤基地向前推移。第三层是正式防线;其设想是入侵者如果进攻到这里,它的补给线就会拉得过长,因此就可以在这里击溃对方。邦迪拉将是这道防线的一个支撑点,这道防线的其他据点都不应距离平原过远,以便于能够及时得到给养和进行集结。这种设想的优点是:它可以使东北边境特区的极其恶劣的地形转而为防御服务,使中国部队背上包袱,为他们自己的狭窄并拉得过长的供应线伤脑筋,而印军的主要阵地和平原之间却有距离不长的交通线相联结。这种设想的缺点,在印度人看来,是属于政治性的。一九五九年后人们认为政府对边界防务采取了拖拉的态度,而上述防线战略就可能,而且也的确被说成是这种态度在军事上的体现。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美联社自新德里发回的一份报道,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防线计划的内容及其论据,报道说,“印度陆军已经放弃了保卫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大片地区不被共产党中国侵入的希望……印度的军事战略将是实际上不放一枪就让出大片土地。印度人只准备在深入他们领土内部的地点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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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这个防线的设想还是被接受了,并且成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的规划的根据。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开始时估计需要一个师(下辖四个旅)的兵力;但一九六一年森将军估计最低限度需要两个师(下辖六个旅)。如前所述,当中国部队跨过麦克马洪线时,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却只有两个旅。那时以后,这个防线设想就被束诸高阁。后来调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分布很散,不是从一个全面的防卫计划出发,而是根据情报局关于中国部队可能向什么地方进军的估计进行部署。部队被分割成营、连或更小的单位,拿着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弹药,徒步走进山区,进入新德里总部在地图上选好的阵地,而且要靠已经非常紧张的空运来供应。这样的部署不是出自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自要在麦克马洪线上同中国人打仗的政治需要。这种做法之所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依然是根据中国不会发动强大进攻的信念出发。尼赫鲁十一月份在议会中讲到这些,他解释陆军为什么要在“从军事观点来看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企图在塔格拉山脊下作战,而陆军原来的意图则是把主要防线建立在更南面的地带。尼赫鲁说,之所以要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料到这样大规模的入侵,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不喜欢……在我们的领土内后退的想法。”在边境战争发生了五年之后,梅农承认,如果“让[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之后,再同他们打仗”,可能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是更好一些。但是,他说,“我们当时不可能说服舆论接受这一点。”这样,梅农就毫不感到羞愧地承认,他和印度总理都自觉地违反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以图安抚浅陋无知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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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的防线计划,陆军就不需要派大部队开进东北边境特区东端的山区,而是要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提祖(Teju)和山脚下的哈尤良(Hayuliang)等地附近,等候中国人穿过极难通行的地带来到这里。这一带有一条险峻的古时商路,一九五O年发生了一次地震后已不能通行,只有小股突击队才能穿过这条路到达平原。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报局认为洛希特河谷是中国部队的可能的进军路线,印度人就在瓦弄进行了集结,该地距公路终点提祖约一百英里——地形十分险峻,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瓦弄有一条临时的飞机跑道,但跑道很小,能够使用这条跑道的印度空军飞机只有小型的加拿大制水獭式运输机,而这种飞机每次仅能运载六名武装士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国部队在那里发动进攻的时候,瓦弄和距瓦弄两日路程的前沿据点基比图(Kibithoo)由两个步兵营和一部分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布防。基比图无法接济给养,部队在那里住了三天又撤回瓦弄。中国部队跟踪追击,但他们对瓦弄印军阵地首次发动的进攻却被击退,损失很大,于是双方就停下来,进行巡逻和集结,有时中国部队的试探性进攻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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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编制的不断削减和变动,增加了印军集结的困难。瓦弄地段原由第四师第五步兵旅负责防守。但达旺失陷后,又决定设立一个新师部,负责指挥整个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色拉到邦迪拉一段除外,该段归第四师指挥。新编番号为第二师,由M.S.帕塔尼亚少将(此人是新任第四师师长A.S.帕塔尼亚的堂兄弟)任师长,第一八一旅也划归该师指挥,负责瓦弄地段防务。但这丝毫不合帕塔尼亚的心意,他坚持要把一八一旅全部调开。他的要求被接受了,于是第十一旅终于在十月三十一日接管了瓦弄地带的防务。驻防瓦弄的各营在十天内接连更换了三名旅长及旅部参谋人员。第四师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A.S.帕塔尼亚也同样地要求更换他下属各旅旅长。这种人事调动看来只能以有关军官的私人关系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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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不断调动所引起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印军集结的速度和作用。有一个旅在瓦弄干等了近一个星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A.S.帕塔尼亚在搞到他所要的旅长以前,不愿给该旅下达任何命令。有一个廓尔喀营开到瓦弄,随即调回平原,后来又再次把它调往瓦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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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一月初,第二师才算安定下来。M.S.帕塔尼亚师长搞到了他所要的旅长,这个旅有三个步兵营和几个阿萨姆步枪排驻防瓦弄。M.S.帕塔尼亚相信,并且也说服了考尔接受这个信念:就是如果瓦弄的兵力再增加一个营,他就可以在这一地段把中国部队赶回到麦克马洪线。但第四军参谋部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估计,中国在察隅靠近麦克马洪线的兵力有一个师。他们在十一月十一日把这份情况估计意见书送给M.S.帕塔尼亚,但他没有再转达给承担作战任务的旅,而印军发动进攻的准备工作仍照常进行。按计划,要在十一月十三日发动进攻,十一月十四日结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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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那个营,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才搭乘水獭式运输机陆续到达;但第十一旅并未因等候增援而推迟进攻时间。考尔和M.S.帕塔尼亚都赶到瓦弄,要亲自掌握这次作战行动,但这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原定时间表发动进攻。原定的日期并无军事意义,也不存在同其他地段的作战行动协调配合的问题。但在制订进攻瓦弄计划的人看来,十一月十四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是尼赫鲁的生日。总理七十三岁寿辰快到了,从瓦弄向新德里发回一份如考尔所希望那样的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一份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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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四日,第六库马翁营的两个连,在为支持这次进攻而空投来的重迫击炮和几门野战炮的火力支援下,开始进攻中国部队所据守的一个山头制高点。据守山头的中国部队估计是一个连。这批来自喜马拉雅山西麓的健壮的库马翁士兵,曾在基比图的一次激烈战斗中挡住中国部队,接着花了两天的时间撤回到瓦弄,在这以前大约十天光景曾投入一次局部性进攻,而且几乎不断地执行巡逻任务——这次又被用来进行这场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战。他们冒着中国掩体中发出的猛烈炮火,连续战斗了六个小时,冲到离山顶只有五十码时已精疲力尽,不得不停下来。当晚,中国部队进行反攻,把幸存的库马翁士兵全部赶下了山,这支出击部队返回营地的不足半数。十一月十六日,印度各报以 印军转入进攻 的大标题欢呼这次作战行动,其真相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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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队追击败退的库马翁士兵,并且突破了印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印军阵地因出击而遭到了削弱。印度炮兵为了支援库马翁士兵,早已把炮弹全部打光,因此,当中国部队在十六日拂晓发动主要攻势时,印度炮兵已无法参加战斗。印度部队这一仗打得很顽强:停火后,小股印度部队回到那里,发现有的阵地上全部人员都战死在岗位上。但由于主要防御工事已被攻破,整个旅的阵地已无法守住,早晨十点钟左右,考尔批准该旅旅长下令撤退。但有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继续作战,直到弹药打光或战死。考尔和M.S.帕塔尼亚二人坐上“倒数第二架水獭式运输机”撤离瓦弄。考尔从提祖发回了一份冗长的语无伦次的电报,报告瓦弄战败的经过,电文最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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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人攻势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否则,我过去已讲过现在还要重申:我国的武装部队将无力抵挡锐不可挡的中国优势兵力,而且敌人已经集中并且将继续集中其优势兵力来对付我们,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意见不是出自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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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个时期以来,考尔的头脑中已经考虑过争取盟国派遣远征军开入印度的想法。当考尔还在新德里卧床养病的时候,内阁秘书曾去看望过他。根据这位官员的叙述,当时考尔“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份建议书。其中建议:印度应该寻求某些大国的支援;应该劝说蒋介石和南朝鲜在美国的支持下进攻中国。‘应该敦请某些外国军队开到印度,协助印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必须在未来的十二个月内建立十个师,并投入战斗。应该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军事和经济工作,指挥部应设一名总指挥官作为最高统帅——总部应设在新德里或阿格拉。”考尔没有说他认为应该由谁来担任这位莫卧儿式的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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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弄旅的残部已失去控制,分散成若干小股沿洛希特河谷向平原落荒而逃。瓦弄的各阵地间横着洛希特河,河间峡谷高三百英尺,无法徒涉,河上只有一条绳做的索桥(中国人携带了渡河的橡皮艇),河东岸的印军残部在撤退时吃尽了苦头,又遭到中国部队的伏击,伤亡惨重。第十一旅终于落得一个与第七旅同样的下场:进行了一次没有配合好的毫无希望的进攻,在中国部队坚定果敢和周密部署的攻击下遭到溃败。中国部队没有追击败退的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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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没有回到他在提斯浦尔的军部,虽然他的参谋长催他回去。第二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他却乘直升飞机去寻找第十一旅的残部。他在飞机上看到了旅长,就命令飞机着陆。考尔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立即飞快地跑到他面前,看到他[旅长]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安然无恙,我才松了一口气。我邀请他并挑选几名军官搭我的飞机到哈尤良吃些点心,然后再送他们返回他们的部队。但他说,他宁愿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当然他这样做是很对的。”考尔回哈尤良时,接到一份电报,说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已启程前往提斯浦尔。他直接赶回军部,而他们已先期到达。幕布已揭开,关键性的色拉-邦迪拉地段的高潮就将来临。但在叙述这狂风暴雨的最后一幕以前,还需要先讲一讲西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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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军区一直主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迅速集结,他们集中了一切能搞到手的运输工具,把原在克什米尔停火线上布防的部队撤回,调到拉达克来。十月份的第一周,列城到楚舒勒之间的公路已经修通,到十一月中旬,楚舒勒成为一个旅的阵地。这个村庄和临时修筑的飞机跑道都位于中国的主张线之外。但在它以东某些印度防御阵地却越过这条线,在此时,这些阵地事实上是印度在西段的中国所主张的领土内仅有的几个阵地。所有其他的哨所,不是已被打掉,就是已自行撤掉。不象在边界另一端的东部军区和第四军那样,西部军区对保存部队实力表现了更大的关心,而不是命令孤立的小部队“打到底”,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姿态。根据战术上的理由,需要固守一处阵地时,那里的部队也的确打到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或打到最后一个人。但不是象东段经常发生的那样,西部军区没有叫部队去固守毫无战术意义和难以守卫的阵地,一直到被对方攻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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