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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第八章 印度民族自由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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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家是一个由共同的宗教文化所凝聚的,由各自独立的区域政权所构成的国家群体。印度社会是一个具有共同风俗习惯而又互相隔离的种姓所组成的社会。殖民主义征服印度是通过逐个摧毁区域政权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印度的民族斗争基本上是区域规模的和种姓性质的斗争。历史表明:印度的民族斗争乡村早于城市;种姓反抗早于全民族反抗;武装斗争早于和平斗争;区域规模早于全国规模;自发斗争早于有政治目标的斗争。因此,全部印度民族运动史表现为民族融合的历史。那就是通过反帝民族斗争,区域力量融合成民族国家的力量,各种姓的力量融合为各阶级的力量,城乡力量融合在一起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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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近代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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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近代,印度教体系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境地。虽然它依然是大多数印度人重要的信念支柱,但其陈腐的种姓制度,却妨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不过随着英国在印度的全面统治,印度教徒感受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面对将要爆发的宗教危机,他们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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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1828年拉姆·莫汉·罗易在大力开展思想启蒙的同时,在加尔各答创立了“梵天斋会”,后称为“梵社”,这是第一个宗教改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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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社”初期改革致力于团结和思想解放,倡导不分教派,崇拜一神。罗易之后“梵社”进一步的宗教改革是在德文德拉纳特·泰戈尔的 领导下进行的。德文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诗哲,国际学院创办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父亲。老泰戈尔主持梵社工作期间,将松散型的梵社转变成紧密型的组织,并拟定信仰宣言,制订规约,出版刊物等,致使梵社影响迅速扩大,成员数目不断上升。19世纪60年代,梵社内部以凯沙布·钱德拉·森为首的青年激进派崛起,他们将宗教改革引向了社会改革,公开挑战种姓制度,提出不同阶级的男女可以通婚,寡妇可以再嫁。这种改革为老泰戈尔一派所不容,最终导致梵社分裂。1865年森一派自创“印度梵社”,原梵社改称为“真梵社”。印度梵社开办妇女教育、工人教育、慈善事业以及组织禁酒,将改变狭隘的印度教教规初为己任,并成功使印度政府颁布《婚姻法》。不过随着森的居功自大、屡破社规,对他不满的一批激进青年退出印度梵社,另建“大众梵社”。大众梵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思想,主张女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此前印度梵社尽管提倡妇女教育,但反对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并首推立宪制度,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社会改造。这些主张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们的欢迎,因此大众梵社的影响压倒了真梵社和印度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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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另一个团体是“祈祷社”,又名“福利社”。它是在凯沙布·钱德拉·森的指导下创立的,森的同仁拉纳德成为组织者。该社遵行一神论,废除偶像崇拜,并致力于建立社会的福利事业。他们在各地创办许多孤儿院、育婴堂、夜校、寡妇收容所、贱民福音堂等。拉纳德本人在组织工作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理论,强调革新运动要着眼于内心的觉悟,同时也要遵循社会成长与发展的延续性,切忌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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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梵社和祈祷社受西方文化影响不同,另有一些宗教改革运动是从印度的传统中吸取养料,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改革的依据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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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社,又称圣社,1875年由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在孟买创立。萨拉斯瓦蒂是婆罗门僧侣,精通梵文。他的信条是回到吠陀时代去,主张崇拜一神与废除偶像,并提出带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口号。雅利安社提出的观念深得民心,到19世纪末, 它成为印度北部、旁遮普和联合省最有影响的宗教改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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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克里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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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是以高僧罗摩克里希纳·帕拉马汉萨(1836—1886)名字命名的,它原本称为“苦行社”,其实它并没有明确的会社形式,只是以苦行潜修来感召世人。罗摩克里希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但聪明、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印度教教义,还热衷于学习伊斯兰教教义以及基督教《圣经》。他与梵社的领袖们经常交往,共同探讨宗教问题。他善于用幽默的寓言和简单有力的谚语讲道,经他指点迷津者,无不深深感动。他的品格和学识吸引了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孟加拉青年,其中一位名叫拉伦德拉纳特·杜塔的青年与他关系最为密切,后来成为其门徒,即后来闻名世界的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中国曾汉译为辨喜)。1893年,世界宗教会议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维韦卡南达在大会上介绍了罗摩克里希纳的思想,引起国际宗教界的注目,罗摩克里希纳教义也被公认为一种世界博爱思想。维韦卡南达回国后创办了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进一步弘扬其导师的思想。维韦卡南达在国际上的有力宣传,使西方人对印度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并发生广泛的兴趣。他在国内激励印度民众认识过去的光荣,又提倡学习他人长处,竭力融合东西方思想。同时他强调改革者应该亲身体验苦修生活,并以身作则。在他的努力下,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发展成为孟加拉地区最大的宗教改革组织,并在海外几十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建有数百个传道会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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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布拉瓦兹基在美国创办神智学社,1886年该组织在马德拉斯市郊建立分社,然而它在印度真正得到发展,应归功于贝桑特夫人。贝桑特夫人(1847—1933)原籍爱尔兰,出生于伦敦,早年热衷于自由主义,1889年加入神智学社,1893年来到印度。贝桑特夫人居留印度40年间,由倡导宗教改革转而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最后献身于争取 印度自治的斗争。在她看来,要解决印度当前存在的问题,必须依赖印度古典文化的复兴。经由她的努力,神智学社得到了很大发展,分社遍布全印各地,这对于印度,尤其是南印度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贝桑特夫人在贝拿勒斯创办了一所中央印度教学校,作为实践基地。她将自己的财力和精力几乎全部投入进去,以后学校发展为一所学院,后合并于印度教大学,即今天颇负盛名的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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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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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与以往的宗教改革不一样,它的特点在于波及整个印度,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并且与社会改革和政治思潮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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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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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70年代起,民族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在印度渐趋发展,在达达拜·瑙罗吉和马哈提瓦·罗纳德等人的努力下,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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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罗吉(1825—1917)是民族运动早期的著名领袖,国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孟买,就读于爱尔芬斯顿学院,后成为该学院的数学和哲学教授。19世纪30年代,他是孟买管区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建立了许多文化教育社团,还主办《真理之声》杂志。1852年,他与几名民族主义者共同创建了孟买协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1855年后,他去了伦敦,次年建立伦敦协会,以后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地建立了分会。瑙罗吉1901年出版的著作《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的统治》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理论。首先,他提出“财富流失论”,指出由于英国残酷而无休止的榨取,印度的财富大量流往宗主国,致使印度元气大伤,陷入贫困和灾难的境地。其次,他提出“回归公正论”,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公正和宽大”,所以是“非英国式的统治”。因此,只要向明智的英国人揭露真相,呼吁回归公正,那么英国就会改变殖民政策,“财富流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此,他身体力行,远赴英国,加入自由党,并在1893年通过竞选,进入下院,并在演讲时极力宣扬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呼吁英国应以其公正和宽大的本能治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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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1842—1901)是孟买管区另一位民族运动的领袖。他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庭,毕业于爱尔芬斯顿学院。他通过考试,成为文官系统的一员,担任过法官、治安官和孟买殖民政府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观点主要通过他大量精彩的演讲表达出来,并汇编于《印度经济学文集》。他提出“附庸论”,指出印度由于在农业、手工业上只能充当宗主国的附庸,所以摆脱不了贫穷和落后。为改变这一境况,他提出“工业振兴论”,指出印度要复兴,其根本出路在于兴办民族工业,实现工业化,同时他呼吁英国政府给予贷款和技术帮助。在农业上,罗纳德主张土地兼并,资本集中,经过对农业资本家的引导,进行大土地耕作,从而使农业经济近代化。为振兴民族工业,他提倡开展国货运动,刻意培养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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