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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卓施创建了浦那人民大会，他与罗纳德一起，领导了提倡国货运动，他们纺棉纱，穿土布衣服，开办国货商店，一度将这一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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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苏伦德拉特·班纳吉（1848—1925）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印度协会。该协会以意大利复国三杰之一的马志尼为榜样，积极开展印度统一运动。1877年，印度协会在针对文官考试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初步胜利。是年，文官考试的规定将应考者的年龄从21岁降为19岁，以当时考试的苛刻，这项修正使印度青年几乎丧失了求仕的机会。由此，引发印度青年的愤恨。班纳吉抓住时机，通过印度协会，发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唤起民众团结的意识。一系列集会后，印度协会派遣加尔各答的著名律师戈什，携带请愿书前往伦敦，请求英国议会不降低文官考试的年龄限制，并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考试。1878年，英印政府发布《武器法》和《地方语出版法》，企图限制持有武器和控制地方新闻报刊的出版。班纳吉领导印度协会与浦那人民大会携手斗争。通过联合斗争，民族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自身的潜力，斗志更加昂扬。他们提出了参政的更高要求，甚至表达了实行代议制度的愿望。由于班纳吉广泛吸收会员，尤其是中产阶级和青年学生，使印度协会的影响扩大到北印度许多地区，成为孟加拉的第一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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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重要的民族组织还有1884年成立的马德拉斯士绅会，以及1885年建立的孟买管区协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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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多年间，印度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越来越强，而其中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渐凝聚为民族主义理论及其组织的社会基础。从中不难看到，印度中产阶级相对总人口而言还是少数，却已成为最有能力改变全印度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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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170658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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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印度历史 印度国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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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族主义组织遍布全印度，但它们都是地区性的，各自独立 的。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后，民族主义者深深了解到，只有建立永久性的和全国性的组织，才能使他们发起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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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度民族日益高涨的改革运动，英印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休谟此时是英印政府的一名高级文官，崇尚自由主义，1882年退休。他默察印度当时局势，建议创办一个参议会之类的机构，由政府主办，每年开会一次，集各方各派人士，反映方方面面的意见，供政府参考，同时提供各方精英彼此交流的机会。他的努力获得几位印度贤达的赞助和一批优秀青年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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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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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大会首次全国会议在孟买召开，宣告印度国大党诞生。出席成立大会的共70人，包括瑙罗吉、罗纳德等人士。国大党的成立是印度民族精神成长的标志，它成为寻求民族自治、自主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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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国大党年会每年都在圣诞节前后举行，会址一般都选在大城市，第二、三届会议分别在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召开。国大党建立之初持温和改良的态度，主要是批评时政和提出改革要求，他们通过各种决议，送呈殖民政府参考。为了更方便地与宗主国打交道和更好地影响英国议会和民众，国大党主动积极地在英国进行宣传。1887年瑙罗吉担当国大党在英国的代表，1888年班纳吉和诺顿也前往英国，同年，在伦敦克雷文街25号设立了“印度政治代理处”，开展对英国的鼓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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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大党不断壮大，各阶级成员纷纷加入，它的组织构成日益复杂，其内部分化的趋势日渐显现。1895年，国大党第十一届年会上，以戈帕尔·克里希纳·郭克雷为首的温和派与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产生了明确的分歧。温和派认为，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不择之选，因此要与英印当局合作，而那些存在的问题应 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激进派则要求政治自由，谋求印度自治。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国家的主人，社会改革、发展教育和实业救国，都纯属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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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克（1856—1920）是早期国大党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庭，1881年创办了英文《月光报》和马拉塔语周刊《狮报》，从事爱国思想宣传。1895年他组织一年一度的西瓦吉祭奠，并在《狮报》上提出“司瓦拉吉”（该词出自梵文，意为“自治”）的政治主张，这显然是将印度正统的观念与民族英雄西瓦吉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为新的民族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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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克雷（1866—1915）与提拉克是同乡，也同样生长在婆罗门知识分子家庭。他与提拉克一样，富有领导才能，积极投身于民族事业，但在许多事情的见解上，两人却截然相反。郭克雷以自由主义为政治标榜，更赞赏西方式的宪政道路。他希望印度获得如加拿大一样的自治，进而在英国的保护和指导下，争取民族的平等权和参政权。郭克雷创办“印度之仆社”，训练和培养了一批有宗教献身精神并投身印度民族事业的人才。1889年，郭克雷加入国大党，很快进入最高层，并成为温和派的领袖。温和派只是希望改革现存制度，而不是在根本上抛弃殖民统治，因此积极走议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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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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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寇松就任印度总督，时年40岁。他一到印度就肆无忌惮放言：英国既是过去印度的管理者，又是未来印度的指导者，印度必须辛劳以事，才能期待酬偿。带着这种帝国主义思想，以恩赐者自居，寇松开始了他对印度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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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解决边疆问题。寇松针对西北边境的山民部落暴乱，改用部落税吏管理部落，着重建立联络通道，积极改善交通，建置西北边省，加强对该地区的监控。其次，他以拉拢和威吓两手对待土邦的王公们，并对官僚机构进 行了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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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将加尔各答市政局的民选代表名额削减了一半，这显然打击了印度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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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印度任职的英国官员对初建的国大党抱有很大的热情，不过这种热情并未持续多久。达弗林总督曾经批准休谟的计划并同意国大党成立，甚至在国大党第二届年会上，邀请全体代表至总督府参加游园会。但到1888年年底他任满离印前，他对国大党的喋喋不休已大为不满。事实上，英印政府当时允许国大党成立，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装饰，标榜大英帝国的民主以及对殖民地民意的重视。他们仅仅视国大党为摆设，让它提建议、评时政、高谈阔论。因此，国大党呈送政府的提议常被束之高阁，英国官僚依旧我行我素。就这样，两者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0世纪初直至印度独立，国大党与英印政府总体上处于互相斗争的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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