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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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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与其仆从国组成联军，介入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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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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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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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51年4月毛泽东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见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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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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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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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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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诗经•小雅•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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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句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于阪，酾酒有衍。笾豆有践，兄弟无远”句，意译就是：伐木就在山坡边，滤酒清清快斟满。行行笾豆盛珍馐，兄弟叙谈莫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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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是印地语“印中两国是兄弟”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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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第一章 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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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2]西方学者吉尔伯特•艾蒂安专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影响较大。[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发布报告称，印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4]印度人也一扫尼赫鲁时期的忧虑，直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5]从中国方面看，对印度的关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层考虑，同时研究和准确地评估印度的潜力和未来发展，正确地借鉴印度的经验，对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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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导语 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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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采访中，我曾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6]这招来批评。[7]批评反倒使我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不少文献，查阅了大量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有首歌的歌词说“一句话，一辈子”，友情如此，学术亦然。我想我对我的学术命题，是要终生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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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比较到制度比较，是我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切入点，而促成这样的想法是我曾经历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车的残疾人。等取到结果，我发现这位坐在轮椅车的先生的各项化验结果与我的大体相同，有一些比我的还要好。出医院大门时，我回视踯躅于后面的这位残疾人，心中自问，如果仅凭这些化验数据而不看人的身体结构，难道可以说明这位残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发展潜力吗？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国家发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数及外贸数量、外汇存量等“最新数据”比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着大误区。国家发展研究，如果不从结构差异比较入手，而仅从表面经济指数差异比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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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8]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资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约未来国家成长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国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独立后社会改造不彻底的后天因素。这使印度未来的发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数，但这种发展却不会对社会生产有良性的利润反哺。结果是国家经济的“造血机能”即生产者主体因“营养”反哺不足而陷入“贫血”乃至“供血”动力萎缩境地。最终只有靠外来“供血”来维持其表现为GNP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却不能同比增加国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长带来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在流通领域乃至生产领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败或用于非生产性金融投机，还有一部分国民利润在与海外投资者和海外市场形成的利润逆循环中，为居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国家所吸收并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最后只有少量国民财富通过政府包办即公共开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国家经济生产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支撑民族市场的主体即多数劳动者的自身简单再生产条件。这种通过财政开支支撑的劳动者最低生活条件仅有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培育、深化和能够拉动民族市场的作用。同等的消费支出，在印度有相当部分为政府包办拉动—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购买力，居于人口近半数的穷人消费实际已失去了拉动和培养印度民族生产力的作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由国家包办的低消费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据此实现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中国彻底消除了庞大的利用私有权截流国民财富的寄生阶层。而在印度国民经济改造的结果反倒加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而不是国家的力量。除主权独立外，中间人大量截流生产利润和国民财富的社会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印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因大量的贫穷人口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的同时，原来殖民地时期通过外贸顺差完成的印度国民财富向英国资本中心国转移的利润逆循环流程，在印度独立后，则通过贸易逆差再扳出来。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两个年度的外贸少量顺差的记录表明，外贸长期且日益扩张的贸易逆差成了印度国民财富国际化的转移的稳定路径。这个路径的存在与扩大的程度又与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程度为正比。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陷入的发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内的各行业在获得骄人的增长数据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生产环节却没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利润反哺。没有持续上升的人民购买力，其结果是在国内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对印度年度利润的截流和财富大规模瓜分中，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增长性发展；相反，却在萎缩性“增长”中还透支了本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印度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所产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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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获是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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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者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民族市场”概念应是以“国内市场”概念为基础的。但“国内市场”却是由特定范围的基尼系数变化规定的。即基尼系数越接近“0”的数值范围，国内市场就越充分；相反，则就说明国内市场的萎缩：萎缩的程度与基尼系数接近“1”的程度为正比。假设基尼系数为“1”，这时国内市场就失去了公众消费；而没有公众消费，“国内市场”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可见，仅凭“国内市场”概念还不能支撑“民族市场”概念。由此笔者引出“人民市场”的概念。人民是占国家公民多数劳动者群体，是国内公众消费的主体成分。只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购买力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国内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由此依次推论的概念逻辑是：只有以“人民市场”为前提，“国内市场”才可能是“民族市场”的前提。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别不在于“民族市场”，也不在于“国内市场”，而在于“人民市场”。“人民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概念形成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市场是以基尼系数最大化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基尼系数的国际化转移。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掠夺中确立了优势资本的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资本全球化中从南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返还到本国的超额利润，以此降低国内的基尼系数，并由此保障了国内中产阶层的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并行发展。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片面地被转移到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国内市场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则一天天地烂下去。历史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革命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恐怖主义”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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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我对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国企在我国遭到批评的重要理由是“经营不善”或“效益不佳”。但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国企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的指标。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企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国企当“保姆”，私企挣利润。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企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企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仅用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营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公平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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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应从结构而非表象入手。我们先从印度的经济结构及其与中国的比较开始我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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