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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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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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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K.T.沙和K.H.坎巴塔：《印度的财富和纳税能力》，伦敦和孟买，1924年版，第267页，转引自[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迟越、王红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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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英国还以宗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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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印度“攫夺”的财富（186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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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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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上面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统治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1/5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16]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是非官方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17]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饥荒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18]这也可从1853年马克思其研究印度的文章中引用的数据得到进一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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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英国的印度管理机关要吞掉印度纯收入的3％，每年的内债利息和股票红利占14％，这两项一共占17％。除了这些每年由印度汇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2/3即它的收入的56％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总收入的2.25％，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1％，在阿格拉占7.75％，在旁遮普占0.125％，在马德拉占0.5％，在孟买1％。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另一方面，整个收入中将近2/5来自土地，1/7左右来自鸦片，1/9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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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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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的GDP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21]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22]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对仍处农业文明的印度的统治，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一个新世界，马克思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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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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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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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马克思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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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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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3/4。”[25]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26]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27]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28]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29]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的最后4个月，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30]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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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满洲国资本”，其产业资本未包括由“南满”铁道会社托管财产14.706亿元。资料来源：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