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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80～1981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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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atistical Profile of India 1999，Deep ＆ Deep Publication PVT.Ltd.，New Delhi，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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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独立后印度农业从耕地面积，主要作物及增长率方面均处于萎缩性增长状况。对此，印度尼赫鲁曾试图选择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反哺劳动者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农业若没有很大改善，工业化就得不到足够的原料和商品粮的供应。而如果农民收入低，粮价高，就会造成购买力低下，市场狭小。粮食进口要大量占用国家有限的外汇，以致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必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工业发展的全部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能否大大提高。1954年7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计划发展》决议，其中提到要逐步指导国家经济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尼年会根据尼赫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决议》。其结果是他的良好愿望遇到党内大地主大资本家阶层的激烈反对，以致他连中间偏左的路线也难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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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革命，使印度在获得了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同时，也留下了旧时代的庞大的私有产权；而印度的土改不仅没有铲除这寄生于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私有产权反而还变相保留甚至新增了私有产权。这种低成本的革命却使印度在国家现代化之初就面临着几乎是不可承受的制度成本。这种由庞大的私有产权关系结织而成的非生产性巨额成本，是未来印度国家低效发展的总根源。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67]，而印度在独立之初就将国家经济建立在“上下交征利”的基础之上，这对印度未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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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印度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所造成的恶果，我们就会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不可少”手段的指示有更深切的认识。马克思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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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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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我们也就更能体会出毛泽东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党内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那场大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印度国大党内也在进行着关于道路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所坚持的快速推进集体化的决策，对中国未来发展所具有的生死存亡的意义。当时毛泽东批评那些提出“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的人们，“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69]与同期中国比较，尼赫鲁的土改行了小惠而失了大义，[70]其结果不幸让毛泽东言中，印度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确是一条“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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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所依靠的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走集体经济的道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打破任何地主阶级恢复封建剥削生产关系的企图。“到1952年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72]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1952年中国农业集体积累总额为15亿元[73]，其中生产性积累为11亿元而非生产性积累为4亿元。[74]到1985年增长到325亿元[75]，其中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297亿元和28亿元。[76]1953年至1985年间中国农村集体及其他所有制经济积累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1％。[77]农村集体经济及其他所有制生产性积累总额指数，[78]1953年为80％，其中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81.8％和75％，到1985年已增长为1312.2％，其中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积累分别为1936.2％和41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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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印度尼赫鲁渴望但又做不到的生产性积累远高于非生产性积累的社会生产条件，只有中国这样彻底废除了庞大的寄生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领域的产权关系的国家才能实现。在国际资本包围的情况下，对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只有高积累，才可能有切实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50年来农业成就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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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速度（1953～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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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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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农业在这一时期提供的剩余产品，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价格“剪刀差”转为国家基础建设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否认在“极左”的时期，农民的消费几乎处于近似管制性状态。但由于国家切断了流通和分配中的私有权寄生因素，农业剩余产品只在掌握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与劳动者农民集体两大领域交换和分配。但无论如何，农业在工业化初期为国家提供了剩余产品因消除了产前产后的中间产权多次分配因素，其制度成本大幅度减少，这使得同等农业产值，在中国对工业化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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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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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四 印度工业与民族市场日益脱节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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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土改的失败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印度经济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场的任何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永远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民族市场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拉动和孵化培育能力。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持续萎缩，又迫使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被迫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反过来又在印度形成一个强大的代表国际资本利益的资本家阶层。其结果则是印度经济发展与其国民购买力脱钩，经济发展成果没有用于反哺印度民族自我发展，而是为西方国家资本所吸收。因发展而不发展，成了印度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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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对这样的发展后果始料不及，因为他在一开始就试图避免这种结果。尼赫鲁的国家经济发展思想中有些目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与苏联初期提出的一些发展目标相似。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基本上是一个应急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际，尼赫鲁已逐渐形成了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就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方针，迅速将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印度工业结构改变为门类齐全的重工业、轻工业均衡的工业结构，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保证工业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国营工业，使之尽快占据国民经济制高点，在比重上逐渐超过私营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坚强的物质基础。[80]这个思想成了后来印度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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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赫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通过赎买的方法把大型私营企业变成公营企业。利用财政投资和外国援助等方式，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公营企业。建立了包括原子、电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工业在内的门类齐全，而且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从1953年到1980年工业生产获得相应增长。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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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业主要部门总产值、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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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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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中国工业发展道路正好相反，印度工业化的过程最终成了印度具有买办性质的大资本家实力增强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过程。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规定重工业部门只能由政府建立新企业，但因政府财政困难只得允许私人在其中一些部门建立新企业，对现有的私营重工业原来作出的10年国有化的规定被搁置；政府承担起兴建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而私人企业又无力兴建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任务；进口替代战略和严格限制进口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需求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私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在经营领域和兴建新企业方面受到了限制，但在这个限制的框架内也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这使私营企业特别是独立时已经形成的垄断资本的发展，有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好环境。大资本家们利用这个机会置产兴业，结果在独立后10多年时间里经济实力有明显的增强。像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这样的实力最雄厚的财团到60年代初生产能力更为扩大，控制了更多经济部门，财富的积累扶摇直上。塔塔财团1954～1959年进行了增产100万吨钢的扩建计划，1957年生产了全国钢产量的70％。50年代又建立了4个发电厂，50年代末其所属公司与外资建立合作关系的有56家。1951～1958年以塔塔为首的印度最大的4个财团所控制的公司股本从10.586亿卢比上升到17.086亿卢比。同期内在全部私营公司股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7.9％上升到22.34％。其中塔塔财团1951年总资产为11.6亿卢比，到1966年增至50.54亿卢比。同一时期比尔拉财团的总资产也由10.4亿卢比激增到29.3亿卢比。一批原来属于二流的财团如萨胡贾因、瓦尔昌财团、马法特拉尔财团等，到1964年都成了拥有总资产4亿至7亿卢比的大财团。原来的小财团如基洛斯卡财团、马亨德拉财团等原来只不过一两千万卢比的资产，到1964年居然也都拥有总资产1亿至2亿卢比，60年代初各地区又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新生的小财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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