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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的《全国财务统计新辑》1988年2月号。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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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至1990年40年间，尽管国营部门国内总储蓄有很大的发展，但私营部门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国内总资本构成中也占据着相当的优势。也就是说，是私人经济占据着国民财富的主体。而“印度私营部门的祸根在于，它有一部分人是由高利贷者变成的企业家，这些人只将工业发展视为赚钱的手段，其他一切都不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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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工业化发展控制不足不仅导致国家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这在对印度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在反哺劳动者之前，在地主、资本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外来的财富截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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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4年间，在印度外国公司有540个（其中英国公司319个，占外国公司总数的59％；其次是美国公司88个），外国公司资产为179.1亿卢比，1978～1979年多国公司减少到358个，但外国公司资产却增长到240.1亿卢比。与1973～1974年比公司减少了66％，而资产却增长了74.6％。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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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多国公司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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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新闻评论》，1980年6月号。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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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4年度和1978～1979年度在农业、矿业、加工制造、建筑、公用事业、商业、贸易、金融及服务等领域中，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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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多国公司分公司的产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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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新闻与评论》。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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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中外国资产所占比例最高：1973～1974年度为69％，1978～1979年度进一步上升为77％。而加工制造业则从12.3％下降到6.3％，这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他们对改善印度工业技术没有兴趣。下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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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私人公司向国外汇款（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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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P.莫霍南•皮莱的《印度技术依赖的变化趋势》，特里凡得琅研究中心主编的《劳动报》193卷。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上册），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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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在“利润、股息、利息”和“专利权和技术费”两项汇款中，从1960年到1980年，专利权和技术费的汇款数额从51.5％下落到29.9％；而利润、股息和利息的汇款则从48.5％增长到70.1％。这说明在印度的国际投资更多地是一种食利性而非生产性投资。这种情况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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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产业分布（198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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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85年、1993年《印度储备银行公报》；1997年12月《印度投资中心新闻通讯》。转引自文富德、陈继东编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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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起，在印度的外国投资大幅向制造业集中。1980年，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87％，而服务业为4.1％；到1990年制造业略降到84.7％，服务业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间，制造业领域国外投资却猛跌至38.28％。而在技术成本较低的服务业中，国外投资则接近制造业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学和附属产品，从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属和金属产品，从12.7％下降到6.08％；机器和机械工具，从7.6％下降到2.24％；电气和电子产品，从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从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唯有技术成本较低而利润较大的食品和饮料产业外资投资保持上扬，从4.2％上升到5.17％。这说明，80年代之后，外资逐渐从技术密集产业领域转向低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与外资退出的程度大体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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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其任内的经济发展中放纵私人资本的结果是使其成为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但印度政府并未能由此得到相应的财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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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经济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国家由其得到的税收却呈累退状态。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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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2年度，对收入及财产的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47％；商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53％。但到1992年度，直接税下降到总额的17％，商品税则上升到总额的83％。[86]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印度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其目的在于减轻人民负担，缩小两极分化。但印度的税收结构变化表明，印度政府在大资本面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将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劳动人民身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日益萎缩，政府对社会公正所作的承诺日益失去信用。国家税收的累进制度最终蜕变为对中小阶层增加负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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