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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不变价格的总产值计算。[2]按外贸部门业务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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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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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中国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普遍下降，但其对工业的增长仍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一直保持在6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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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度，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还通过特殊的“剪刀差”形式表现出来。这从国家内部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可回避，而印度国家发展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始积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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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中国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的价值，通过剪刀差转移到工商业部门的价值量，1957年是23元，1978年是25.5元。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提价20％，超购加价从20％提高到50％。综合价格一次提高幅度达49％。即使这样，农业转移出去的价值量仍为10元。另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95]学术界可能对这些数据有不同的估计，但“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源于农业”[96]的判断离事实应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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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才有可能在城乡之间实行这种特殊的价值转移形式，这种形式又使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不依赖国际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拥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工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并由此创造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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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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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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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一五”到“六五”，工业基建投资一直是以高于农业基建投资的倍数的规模上进行，这如果没有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的资金，中国工业的这种扩张式的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这样，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这可以算是历史上工业化进程中的奇迹了。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远国民经济结构改造的效果看，却是值得的。1953年毛泽东同志对此事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7]比较印度工业道路漫长低效的历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提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程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关键性的。[98]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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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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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71～1980年、1981～1985年、1971～1985年三期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1991～1994年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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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工业生产指数比较（198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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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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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根据印度和中国1820～1952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得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的判断，但由于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工业领域私人资本的壮大发展，印度在相对摆脱了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后，其生产力又再一次步入新的具有浓重买办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陷阱。生产关系再次束缚生产力，致使印度在独立之初就没有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看好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迅速落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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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印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过公正的评价，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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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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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曾在蒋介石国民党部队中长期服役并于1964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黄仁宇先生[100]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也有相同的评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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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阶级斗争”无信心，但仍不得不承认中共之土地改革在中国长期革命之过程中产生了“杠杆作用”。纵使计口授田之原则只能用作创始，不能持久，因此发动之群众运动即已使中国农村脱离传统由上至下指派之典型。农户欠债，土地小块经营，劳力无法输出，亦无处使用之陧杌亦一扫而空。中国自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由农业剩余存积之资本据估计值6000亿元（1979年价格），为邓小平主持经济改革之成本，至今中国仍为一个农产出超之国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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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及黄仁宇都是对自己祖国有深厚感情、在政治上对共产党有偏见、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意见又比较客观的学者，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评价在进行印、中比较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